太平天國來臨前的揚州居民是如何逃難的呢?逃難時的藝術家關注的是什麼呢?紛飛的戰事在畫作中留下了什麼樣的蛛絲馬跡呢?
這些問題在一位近代中國藝術家王素(1794-1877,字小梅、小某,號竹里主人、晚號遜之)身上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舊時的資訊傳播不比現在,但王素的畫作堪比逃難現場照片,還差部手機就能上傳社交網絡了,王素把「現場照片」畫在文人手持的扇頁上,倒也有些異曲同工了。
王素出生在揚州,人說煙花三月下揚州,但咸豐三年(1853)時的揚州可不太好進,更不好出。時值太平天國來勢洶洶,正月初一一過,即有消息靈通的揚州人家因《咸同廣陵史稿》所記:「得漢皋(山名,在湖北襄陽西北)失守信,買舟運資徒遁」,大年初二的移居顯然是早有準備,走水路去蘇北與周邊鄉鎮也是絕多數揚州人的選擇。元宵節後,隨著兵家要地荊州被太平軍攻克,並焚掠一空的暴行傳開,揚州城的官吏人家私逃、遁走,普通居民也開始大量搬遷。
到了十五之後,隨著揚州城內外水道繁雜,出揚州城就需渡過外沿河,要逃往東與北方的更遠處,蘇北更需渡過大運河至邵伯、高郵湖而去(圖 1)。故此時有大量搬運業務出現,價格水漲船高,更有甚者,在揚州護城河與大運河水系的銜接處之新城東北角的便益門(圖 2)外行土匪之事,強買強賣,民船若被拉縴,則一半裡索價四五千文,但時事緊迫,對方人多勢眾,民眾無人敢違抗。
揚州居民外遷移居時的必要交通方式是渡江,居民攜家帶口,趕著驢兒,在渡口候船的經驗,幾乎成為了當時的揚州人逃難的集體視覺記憶。
王素此時期的畫中重現了渡江的場景,在咸豐五年二月初十所作的《秋江晚渡圖》扇葉(圖 3)題識寫作:「秋江晚渡圖。乙卯(1855)花朝前二日寫為敘之大兄清正。」畫中右側是樹石相映的渡口,江岸左側是江面與遠山。扇葉右上角是幾塊巨岩延伸而出的渡口碼頭,右下角則是五位擔夫與趕驢人。五人或彎腰取貨,或將行囊搬上驢袋,其中一人已挑起扁擔正與驢人對話,另有一人昂首遠眺,還有一人手提包裹指路回首,似在叫喚。
再往前看,樹下有三位望向左側的文士,右側一人身後還藏一探頭書童,看向右下角那五人的熱鬧之處。頭戴方巾的男子一手背後站在中間,左側戴幘男子似聽聞岸邊指船的小兒的呼喚後也側身轉過頭來,尋向緩緩划來的木舟。而文士旁席地而坐的兩位村夫與閑雅站立的文人形成了對比,為文士搬行李的二人則顯得不慌不忙,伸腿的悠然與斗笠裝備,都告訴觀者二人已是經驗老道的渡客。
遠處划來的木舟上的乘客,相對於要渡河而去的渡客顯然少了許多,木舟上若隱若現的提食盒暗示了渡江而來的乘客多是為送餐食,而不是岸上行李繁多的移居者。《秋江晚渡圖》扇葉全幅畫風工整雅麗,延承吳派山水的韻味。對農民階層人物的型態描繪精準到位。而後,渡江的主題也頻繁出現在王素的其他畫作中。王素重現情景的能力與以情為先的繪畫特點,也在此類題材繪畫中展現。
據《揚州畫苑録》中所記,結合《重修揚州府志》嘉慶十五年(1810)刊本中的運道圖(圖 4),可知王素很早就攜家眷自古運河向東北方向行進,乘船繞過中五臺山,渡過江都與甘泉的界限,來到在京杭大運河邊上的邵伯鎮(現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邵伯鎮)(圖 5)。
大運河環經邵伯鎮,邵伯運司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前作為大運河與長江內陸水系的貨運中轉的重要港口。現藏於揚州博物館的王素早期畫作《運河攬勝圖》題識寫:「小某王素作於邵伯鎮」就為昔日大運河徑流的邵伯鎮留下了其繁華掠影。但畫中景象在太平軍相繼攻破揚州,侵擾邵伯鎮後成為絕筆。 當王素再次來到邵伯鎮時,往昔時光已在其筆端不舍晝夜的流逝東去。
- (清)汪鋆,《揚州畫苑録》,清光緖十一年刻本。
- (清)方氏,《咸同廣陵史稿》,《廣陵通典等三種》,揚州:廣陵書社,2004。
- (清)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等纂,《重修揚州府志》,嘉慶十五年刊本。
- (清)董醇,《甘棠小志》,清咸豐五年甘棠董氏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