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臺北紀州庵辦了一場「古書鑑定團」活動，由藏書家傅月庵先生與舊香居舊書店主人吳卡密小姐主持，邀請民眾將家裡的舊書拿來「鑑定」。結果到場者分明都是藏書家，每個人都拿出珍本來「明知故問」一下，事實上就是愛書人的分享大會。
在那一場我帶了幾本《風俗畫報》過去，傅月庵先生見書大喜，因為遠流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便是這套畫報第九八、百一、百三、百五、百九號《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五本的中譯本，而當時他正是遠流出版社的編輯，翻閱過從日本來的原書，今番又在紀州庵重見，讚不絕口，直說這一套比當年在遠流看到的品相更好。有傅月庵先生美言，會後眾人圍聚過來，爭相一睹此書風采。有人問我：「這真是你家裡傳下來的書嗎？」我聞之不禁失笑。
國立臺灣文學館曾舉辦一場「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文學特展」，其中，利用這套《風俗畫報》設計的「拉洋片」，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展示區。然而，家父與我雖然提供了數十件割臺／抗日文獻展出，但是裡面我家祖傳的，倒是一件也沒有。我祖父生於 1906 年，生平唯一一件跟抗日牽得上關係的事，可能是年輕時騎著腳踏車到鄰庄聽蔡培火演講過。這些文獻，既然不是祖傳，自然毫無例外的──都是在舊書店入手。
這套《風俗畫報》是我在臺北百城堂舊書店購得。當時在老闆桌上看見這一疊舊書，包括《臺灣征討圖繪》五本、《臺灣土匪掃攘圖繪》兩本、《臺灣番俗圖繪》兩本。吾雖識淺，也知道碰上不得了的東西，心裡讚嘆這等只合放在博物館櫥窗的古物，竟然有朝一日得能親手翻閱。料想價值非凡，但多少知道行情以增見聞也好，便向主人詢價；價錢竟不如想像中高昂，欣喜如貧童得嘗八寶飯，當天遂將之帶回。
《風俗畫報》是日本東陽堂於明治 22 年（1889 年）2 月10 號發行，延續至大正 5 年（1916 年）終刊的畫報；而這份遠在日本東京神田區發行的畫報，竟成為最早記錄日軍來臺過程的史料，原因是這畫報每期有不同專題，其中有些專題是和臺灣相關的。
許多論者以為其中發行於明治 28 年（1895 年）8 月30 日的第九十八號，是最早繪有臺灣風土民情的畫報，然而嚴格來講並不是。最早的應該是同年 5 月25 日發行的第九十二號，該期是《征清圖繪》，但有部分內容紀錄了日軍攻打澎湖群島的經過，這本才是廣義而言最早繪有臺灣（臺澎地區）風土民情的畫報。這本第九十二號的《風俗畫報・征清圖繪》，後來也多虧百城堂主人林漢章先生替我覓得。
1895 年日軍來臺，記者及畫家也即時隨著軍隊南征北討，記錄在臺見聞。由於當時攝影技術未臻成熟，戰地記者無法在兩軍打得正慘烈時，叫大家定格擺個 pose 攝影；因此日軍攻臺第一手的戰場影像，就只好借助畫家的手眼來留真。畫報圖片皆以寫實性的寫生及版畫呈現。
《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主要分幾個項目，封面翻開就看得到「口繪」，以現代雜誌的概念來說，也就是「隨書附贈開卷折頁全彩大海報」。再來是「論說」，由編輯人野口勝一等撰寫當前戰況或未來展望。接著「記事」的部分是主體，描述各地之戰爭狀況以及臺灣概況。最後的「雜錄」或「漫錄」則以文字和圖繪紀錄臺灣的風土民情。一方面以戰爭的描述讓日人得知最新戰況及戰功﹔另一方面則以臺灣的市街圖、民間習俗等讓讀者認識這塊新疆土。
由於畫報中的報導是由隨軍記者寫的，因此保存了日治第一年親身經歷者的見聞。這種圖文並茂的畫報，比起一般只有文字說明的報導來得生動、有感染力，受到了大眾的歡迎，而且繪畫更能呈現相片無法表達的內心層面。除了記者親身的戰地見聞之外，畫報中也收錄了各種公私信函、公報、檄文以及臺灣民間的風情等，內容相當豐富，可補正史之不足。
當然，這系列畫報是以征服者的立場來書寫，內容不免或有渲染之處；然而作為日治初期的歷史、美術文獻，雖然畫報的敘述是主觀的，但重要性絲毫不減。
其實在日軍正式登臺之前，日本早已對臺灣展現高度的企圖心。在牡丹社事件時，日本突破了清廷對臺灣原住民疏於關注的漏洞，成功地佔領部分臺灣土地，甚至築起了房舍。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第一次對外用兵，而且取得了大勝利；這等大事，自然值得大書特書，在 1875 年日本出版的山口謙《近世史略》與田代幹夫《臺灣軍記》皆有詳細的紀錄。不過《臺灣軍記》中附錄的臺灣地圖，橫看豎看都不太像今天的臺灣，並非這一百多年來臺灣島地形起了翻天覆地變化，而是當時對臺灣地形探勘不夠全面。就算是 1895 那一年的《國民新聞附錄二：臺灣地圖》，臺灣東部看起來還是有些變形的。
不過，從牡丹社事件結束後的 1875 年到乙未割臺的 1895 年，這二十載中日本人肯定持續隔海密切注意臺灣，期待哪天大清國一個手滑把臺灣給掉在路上了馬上撿回去養。尚未簽訂《馬關條約》時，日軍已經先行佔領澎湖，到 1895 年5 月，軍隊通譯官岩永六一便在澎湖將《臺灣地誌及言語集》完稿，雖然倉促之間，編輯未臻完美，但仍足見日本的企圖心，展現出速度的力量。
若說從《臺灣軍記》到《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是以征服者之眼來看臺灣，那我們換個角度，看看臺灣人是怎麼看待 1895 年前後的臺灣。
鹿港文人洪棄生是抗日陣營中，極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乙未抗日失敗後，他閉門讀書，採取不合作態度，不講日語、不服日職、不穿日服，最有意思的是：不薙辮髮。1906 年日本總督下令強制「斷辮髮」，日本警察要洪棄生剪下「清國奴」的辮子，他硬是不從，整天與日警玩躲貓貓，閃躲「髮禁」；直到大約 1915 年，日警強將他辮子剪下才算了局（那時候清朝在中國也早完蛋了，在臺灣居然還有他這一號人物留辮子「遙懷」前朝），辮子被喀嚓倒有一個好處，就是他不必再與警察你追我跑了，他索性披頭散髮以「嬉皮士」造型過日，也不將頭髮理成符合「文明規範」的男子短髮。這樣性格的男人，其筆下之力道是可以想見的。
他寫下大量詩文，以詩文抗日，紀錄日軍侵臺暴行。他的詩集《寄鶴齋詩矕》我是在板橋的一家舊書店購得，價格極廉，就在書櫃上和一排 1980、1990 年的純文學書籍同列，然而其詩句的控訴之沉重，我懷疑舊書店的夾板書櫃是否能夠支撐。
他的《臺灣戰紀》寫成於 1906 年，由於無法在臺印行，直到 1922 年才在北京出版；由於是自身的直接經驗與事後追述的直接史料，一向被視為研究臺灣抗日史的重要文獻。我所收藏的《臺灣戰紀》有可能是中國「杭州古舊書店」於 1980 年印行的「複製本」，但與國家圖書館及臺師大國文系收藏的《臺灣戰紀》杭州古舊書店版相比，又有些微不同。有可能是杭州古舊書店不只印行一個版本，或者另有原因，我仍無法斷定自己收藏的《臺灣戰紀》究竟是何來歷。
除了詩文之外，洪棄生在 1897 年完稿童蒙教材《時勢三字編》（後曾收錄於郭立誠編的《小兒語》中），以三字經的體裁教育學子認識中國史地，再擴及到世界地理，偏偏避談已經成為日本國土的臺灣，這算是他的「精神抗日」。
且看洪棄生畢生排斥日本教育、日本制度、日本引進之新器物，其氣節凜然，連日本人都要為他在大門告示曰「士人住宅，不得驚擾」（不過後來他還是被日本人抓去關，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然而從洪棄生最後仍和其子炎秋感情失和，從洪炎秋偷偷閱讀新學之書、偷學日語，還盜領洪棄生的存款逃到日本念書來看，介於新舊政權替換的關口，年輕文人與老文人的面對態度截然不同。
同一時代的新青年，他們有自己的抗日主張。這個新青年叫做王石鵬。王石鵬有一個夙願，就是整理爬梳明代至日治的臺灣相關典籍，整理出一本集大成的「臺灣學」，加上他相信地理知識能夠開化文明；於是就讀臺北師範學校，本著教育初衷的王石鵬終於在 1900 年將《臺灣三字經》完稿，是時他僅有二十四歲。王石鵬雖然歷經過亡國之痛，也曾萌生消極出世的心態，但他畢竟有年輕人積極務實的一面，立即投身教育之中，為這塊土地編寫教材，強調臺灣史地，《臺灣三字經》成為臺灣傳統童蒙教材中，第一本完全以臺灣為書寫對象的蒙書。
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王石鵬這個人，似乎集「抗日」與「親日」於一身。就這本《臺灣三字經》來說，民俗學者郭立誠認為創作動機是「告誡後人不要忘本，不要認賊作父，不要忘記割臺之痛」；且王石鵬生平也與幾位抗日意識強烈的文人王友竹等交好。然而《臺灣三字經》書前附錄臺灣總督府編修官文學士小川尚義題字「如此江山」，復請日本漢學家籾山衣洲校閱，請來官方、學界日人加持，還能說《臺灣三字經》是抗日作品嗎？仔細觀察《臺灣三字經》內文，遍尋不著任何有抗日情緒的詞彙，不過也沒鼓勵讀者親日；倒是在本書自序中，王石鵬用簡單幾句話交代從清朝過渡到日治，曰：「迨乙未之際，白馬盟成，又遭紅羊劫換。」些許透露出他的感觸。
「白馬盟成」引用漢高祖劉邦殺白馬定盟約的典故，比喻清朝與日本所訂立的《馬關條約》。然而接著的卻是「紅羊劫換」，「紅羊劫」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原指值逢丙午、丁未年，國家會遭遇巨大的動亂及災禍，後來泛指國難。日軍來臺，王氏以「紅羊劫換」喻之國難，此「國」自然是大清國或臺灣民主國。在日人無孔不入的言論監管下，王石鵬僅能以這句成語，暗示他的遺民身分。
另一個身兼「抗日」與「親日」爭議的人物是連雅堂。在早期的國小社會課本中，連雅堂是以抗日英雄的形象出現在課文中。他撰作《臺灣通史》，為的是要臺灣人勿忘自己的歷史，這個動機相信毋庸置疑。然而在 1920 年出版之時，《臺灣通史》找來了時任日本總督田健治郎題字「名山絕業」，再一翻還有前總督明石元二郎題的「溫故知新」；我們很難相信前後任總督會為「抗日意識」的《臺灣通史》背書，所以到了戰後出版的《臺灣通史》，這兩位總督的題字被撕了下來，換成徐炳昶教授的序，表彰連雅堂的民族氣節，讓這本書看起來更「抗日」。
不談這麼悲壯嚴肅的話題了，來看小說吧。1897 年，一本奇書《說倭傳》（後改名《中東大戰演義》）在中國出版了，這是由晚清作家洪興全所撰，一本共 33 回的章回體演義小說，以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為背景，創作出一幕又一幕臺民奮起抵抗的故事。
故事後半，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獨挑大樑，率領臺民英勇抗日，連他女兒劉大小姐也是巾幗英雄。黑旗軍神威到處，日軍無不喪膽，有詩為證：「黑旗兵士素威揚，殺敵堪誇膂力剛；笑煞倭人真膽怯，至今猶怕到臺疆。」雖然這段紀錄看起來像是發生在平行世界，不過，小說嘛，這樣寫才有人看。而這本《中東大戰演義》也成為除了「征服者」、「被殖民者」之外，從「第三者」筆下想像建構出來的「抗日史」。我奉勸臺灣的抗日先賢，不要感傷；隔著海峽，還有同志遙遙聲援著。
洪棄生、王石鵬、連雅堂，從 1895 年之後，不論願不願意，不折不扣都是「日本人」。他們的個性、學識、生長環境不盡相同，表現出來「抗日」的強度、方法，或許也無法歸納在同一個光譜上，有時候對於新學科、新文明、新建設，他們甚至還有些「親日」。
在臺灣人的精神而言，「擇日不如撞日」（選擇日本，不如衝撞日本）；但葉榮鐘詩說得好：「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在日治時代的高壓統治下，有時還要適時用「親日」掩護「抗日」；必要「抗日」時，還得用迂迴婉轉晦澀象徵的方式，以免惹禍上身。反正自己的日本自己抗，態度要步步為營、且戰且走；同志們遍地開花，以筆為鋤，默默在書頁中，種下抗日的種子。
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藏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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