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中、日、朝三方史料，還原出的萬曆朝鮮之役真實戰況是？

前段一再提到，當時李如松率領的援李明軍只有四萬多人，而且李朝官軍散處各地，並不與李如松隊一同行動，故不可能有大軍壓境之勢。

中方的部分史家，如《朝鮮「壬辰倭亂」之研究》的作者李光濤就反駁日本的「重兵說」，認為碧蹄館之戰反而是日本以重兵包圍了不過千餘的李如松部隊，所以，評定此戰不過是一次小型的遭遇戰，根本不足以稱奇。

李光濤雖然點出日本方誇大戰況的問題。然而他的說法本身也有一個盲點：由始至終，出戰的是否只有李如松一隊？

我們從《明史．李如松傳》中可以看到「李有聲殊死救…如柏、（李）寧等奮前夾擊…楊元兵亦至…」如果只是千餘兵，後面的大軍由誰來指揮？雖然開城及平壤有吳惟忠、駱尚志等將，但作為總領軍的李如松，若所有行動都只率親兵，明軍應該早已因大將輕進而退。

而且，李光濤也沒有考慮到二十四日到達碧蹄館的高彥伯及查大受的所在，如前述史料，他們應退回碧蹄館，等待李如松的到來，那麼，他們亦應投入了這場戰事。加上楊元、李如柏、李如梅、李寧等人都是各自領兵的將士，就前後過程來推斷，理應是追趕李如松隊而趕來的後援部隊。

另一方面，有關此戰的死傷數字，相關史料記載也是大相逕庭。

《明史．李如松傳》中記載，李如松的家將李有聲因救如松而死，兵士也「死傷甚眾」；《宣祖實錄》就記載，南兵千戶吳惟珊說「前月二十七日…（明軍）反被中截圍掩，斬倭僅一百二十餘，天兵死傷一千五百…」、「李提督到碧（蹄館），反及折二把總（李有聲、馬千總），退陣東坡以竢後至之兵。」；《懲毖錄》中「提督見情勢急，急呼後軍至，然而軍到之前，先軍已敗，死傷甚多」。日方則是前篇提到的「數千」、「數萬騎」等等。

從以上數條的史料中，可以得出兩個結果。其一，明軍的死傷肯定佔一定的比例，偏向嚴重。其二，明軍並不是一同到達，這與其他明、李朝史料所述內容相近。那麼，究竟從參與此戰及死傷數中，能否得出該戰明軍的數量？

就此，筆者整理以上諸史料，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死傷甚眾」之說。這樣的說法很容易令人覺得是大軍中死傷甚多，因此是大敗北。

可是，從邏輯上來說，這只是比例的問題，換言之，得知明軍虛實的柳成龍所著的《懲毖錄》中的記述都是以明軍的前軍數量來作評價。此戰後數月，明廷朝野內對李如松敗於碧蹄館一戰乃「血戰」，是輕敵所致。

「血戰」的話，無疑指的是一場生死只差一線的戰鬥之意，但從明朝內部的反應來看，李如松的敗北似乎並不是足以震撼朝野的大敗，後來明朝改以和議的方針，其中策動的是宋應昌、石星及李如松，大臣間爭論的只是應不應讓日本入貢。故此，明朝政府將碧蹄館的敗北看成是一個轉換政策的時機，多於受制於此敗而被迫改變策略。

總之，從日、中、朝三方史料來看，明軍在此役，不論人數多少，都肯定是敗北，死傷不少。概因在《宣祖實錄》、《懲毖錄》中可以看到，自平壤之戰開始，李如松經常接到軍報後就帶輕騎出陣的記述。這極可能是李如松個人的作戰習慣，或者打從入朝開始，對日軍的想法就如他對柳成龍所說的那樣自信。

加上，當時李如松隊的軍備簡單，把大砲等輜重留在後方，只有神機箭及騎兵的短刀，根本不能與日軍的鐵炮、武士刀對抗。《懲毖錄》中更明言騎兵的佩刀不過是「鋒不利而鈍」的短刀，相反日軍的武士刀大多鋒利無比，因此是戰明軍兵士「被左右斬擊，刀被斬斷，人倒馬翻，敢立於前者無一人也」這樣的記述，再加上日軍的人數應在明軍之上，更可以肯定明軍絕不可能「以一斬六十、七十」或說「斬敵六百餘」（《宣錄》）。這很可能是後方的朝鮮朝廷的誤傳，或李如松的狡辯。

事實上，柳成龍在戰後會見李如松時，李如松強調「我軍昨日殺多賊，並無不利，只因此地雨後泥濘，不便大軍駐在…」（《懲毖錄》）又說「正月吾本命對衝不吉，故今番落馬又不利於擊賊」（《宣錄》）前後兩條記事，與其說李如松為此解釋，似乎說成耍賴、狡辯也不過份。

結論

碧蹄館之戰，李如松自率輕騎出陣中伏受襲，而大敗退東坡。這事可說是千真萬確。

至於有關本文的關鍵——軍數問題，筆者認為日本方的史料必有所誇大，事因前揭的推斷《經略復國要編》中提及，最初派到朝鮮的明軍只有 49,000 多人，到平壤之役的攻城人數也是 43,000 人，追到（後備）軍兵八千名。與《懲毖錄》所指的四萬餘人大致相近。

就此來看，碧蹄館戰事前後，李如松也未有一戰定乾坤的決戰心態，再加上《懲毖錄》的記載，恐怕李如松當時並非如日本方所認定的，打算一鼓作氣的奪回漢城。一來平壤之役的勝利其實並不十分順利，明軍的死傷亦不少。這樣極可能令原本輕視日軍的李如松猶豫。而且負責總經略的宋應昌因與李如松有隙，一直都在遼東不加干預，或者說坐視不理，因此李如松也極有可能擔心出錯被參。

再者，當時，朝鮮內早已傳出李如松與配到自己手下的浙江援兵不和爭功，南兵千總駱尚志更言「提督視我如仇，至於欲殺」（《宣錄》），柳成龍亦發現平壤之役的軍功，南兵出力至多，卻未上報明廷，反而李如松親部北兵得大功，「以為乖張」、「南兵怨論不均」。

可見當時明軍內部的南北兵不和情況嚴重，李如松輕騎入碧，也可能是試圖要以北兵的力量立功以壓南兵的聲勢。可是事與願違，正因碧戰之敗，令李如松備受多方壓力。經此一役後，李如松立即上書明廷要求增兵及自退。《懲毖錄》及《辰已錄》都有十分詳細的記載。

當時，李如松向柳成龍等人出示將交付明廷的奏達文之稿，內容為「賊兵在都城（漢城）者二十餘萬，寡不敵眾…臣病甚，請以他人代任」充滿了厭戰味道。看到文稿的柳成龍便與李如松理論，指出「漢城內倭賊不過萬餘，何來二十萬之多耶？」

李如松卻說「爾國文書中所言如此」，成龍反駁道「本國文書中安有此語？」如松回應說「有文書，然則吾何以得知耶？」

這個對話再次肯定了李如松受到敗戰的巨大打擊，及背後的種種壓力已萌生去意。

筆者曾想，李如松會一反其態，甚至主催媾和，必因碧蹄館之戰而起，因而想定當時日、明兩方的戰事十分激烈而支持「明軍在數量優勢下反被大敗」這個說法。

可是，檢討諸史料後，首先要否定的是多兵說，應該是後來的豐臣方參戰大名為報軍功而誇大戰事，但當然，此戰之勝，不論人數多寡，實為挽救日方免被連番打擊的一個關鍵，同時也改變了豐臣方的大戰略佈署。

而李如松此舉，不一定因為擁大兵而敗所造成，反而是直接與日軍的主力部隊作戰，既中伏，又幾乎被全殲，親將戰死…一連串的打擊，再加上宋應昌、南兵等背後因素，才令李如松退一步保身吧。

「及碧蹄敗衄，如松氣大索，應昌、如松急欲休息」（《明史．李如松傳》），這個情況與日本戰國時代的防長大名大內義隆的出雲敗戰後的結果十分相似。大內義隆因吉川家等小大名紛紛倒戈而轉勝為敗，最終慌慌而逃，嗣子敗退時溺斃。種種打擊結合內部文武派的對立，令義隆不再言兵。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李如松身上，十分類似。

再者，當時明將對於戰爭責任也趨向推諉自責。

碧蹄之戰前年七月，祖承訓於平壤之戰前得知日軍未退，就「舉盃仰天」，更言「賊還在，必天成我大功也」敗北後回到遼東（後來又再到朝），並向遼東總兵楊紹勳解釋此戰的敗北乃因「其方攻城將克之際，朝鮮一營投倭助戰，矢石如雨，以是敗也。」（《寄齋雜記》），但在戰敗後不久會見朝鮮大臣時卻說「我軍今日殺賊眾多，不幸史遊擊傷死，且天候不利，大雨而泥濘，不能殲賊」前後兩個版本的敗戰解釋，從中可見的是將領背後面對明廷內政敵的指責及攻擊而作自保之舉。

明朝將領對於豐臣軍的實力明顯是過份低估，這與明朝視此次為另一次倭寇入侵的立場取態亦不無關係。往後的各場戰役上，明軍將領因畏懼被彈劾又輕敵，配合明朝消極對應的方針，明、鮮聯軍多次失去殲滅豐臣軍的機會，為壬辰．丁酉之役長期化的一個主因。

另一方面，豐臣軍亦因受到朝鮮各地義兵發動游擊戰，以及李朝水師切斷海路運輸線，面臨敗退的邊緣。然而，明軍的將帥不和，以及李朝的軍隊在全國作戰系統一時崩潰下只能各自進行反擊，最終即使豐臣軍一時退守至釜山至巨濟島沿岸，但在丁酉之役仍能再次進犯。

內部方面，李舜臣冤獄、錯用元均等由李朝兩班的派系糾紛引起的政治鬥爭，以及地方義將及官軍作戰不統一等戰略問題，都使國土斷斷續續地淪陷達七年，諷刺的是，最終收復國土，乃因為豐臣秀吉病死，豐臣軍驟然撤退，而不是因為自己反擊成功。

綜合以上所有史料及戰事經過，筆者認為，李如松自帶親兵輕進一事，已在史料上確認，史料也說明了當時明軍「軍勢不重（不多、不足）」但若加上其他各部來救的部隊，及查大受、祖承訓、高彥伯等人都應在碧蹄館並參與此戰來推斷，「（朝鮮）將官隨行者只高彥伯等數人而已」、「查總兵亦自碧蹄回坡州」（《宣錄》卷三十五），當戰明軍之數大抵在五千左右之數，而面對的日軍大多在一萬數千至二萬之間。

至於各豐臣軍力言此戰作戰之勇，筆者認為，一如水戶藩士川口長孺所編的《征韓偉略》中指出「《朝鮮聞書》、《立齋舊聞記》、《國恩錄》詳記此戰，為立花氏一家之功，《毛利（秀元）記》書吉川之戰功亦然，記事不與諸家記符合，故不採焉」，這並不只針對立花家，而是點出了當時在朝鮮的日軍大名都為向秀吉爭軍功而努力，七年間在朝鮮各地發生的屠殺及搶掠等之事多多少少也與軍功有關（當然糧食問題及精神壓力也是問題）。

同時，為了軍功，各大名之間因而不和，石田三成、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與藤堂高虎等均如此；各家在日後江戶時代編纂藩史等書記物時，也大力誇大自家的武威軍勳，各自吹噓，而武士所寫的回憶錄及回想，軍記物之類等都難免有潤飾誇張的問題。

故此，日本方有關軍功的記述雖比《明實錄》及《宣祖實錄》更貼近現實情況，但內容值得商榷，不可盲信。

當然，明、李兩國的記述都因政治及軍事需要稀釋或改竄。所以我們不宜單信任何一方而定論之。更重要的是詳細比較、分析及批判三方史料，方為研究壬辰．丁酉之役的基本必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