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 年年初，臺灣南端上演了一樁悲劇，震動了當時的政治圈，與此相關的情況值得記錄。事情是這樣的：1867 年3 月12日，美國籍的三桅帆船羅發號（Rover）從汕頭（Swatow）開往牛莊（Newchwang），在七星岩（Vele Rete Rocks）觸礁，杭特船長（Captain Hunt）被迫棄船；他和船上的船員分成兩組，搭乘小艇逃生。船長和其夫人及大副、三個中國人乘坐一艘小艇，另一名大副及七個中國人乘坐另一艘小艇，向北划行，但當夜兩艘小艇分散了。
經過十七個鐘頭的划行後，第一艘小艇終於看到陸地，他們在龜仔甪鼻山對面的小海灣登陸，坐在沙灘上。這時有個原住民婦人也在沙灘上，杭特船長夫人就給了她一點錢，以手勢要她帶人來嚮導他們去車城。這位原住民婦人，看來是龜仔甪社人，嫁給龍鑾社（the Lingnuang tribe）的土著；龍鑾社盤踞在龜仔甪之西，當時形成南灣的東北界。無疑的，婦人根據身為龜仔甪社人的直覺，並沒有去請嚮導，而是直接入山，請龜仔甪社人下來殺害並搶劫這夥遭船難的人。
這些原住民不諳西方習俗，沒有從杭特船長夫人的服飾看出她是位女士，而是從她給了原住民婦人錢去找嚮導這事，推斷她是個男的，是一行人的首領，所以直接以矛刺擊她，稍後又拔劍殺了她。但是要割下她頭的時候，他們發現她是女的，不值得動手。他們因殺錯了人而生氣，就把她的屍體丟在原處。事件後不久，才由兩個土著婦人來收屍，把她埋在他們村庄附近的一棵樹下。杭特船長及他兩名白人同伴看見船長夫人倒地，便起身保護她，結果也全被原住民殺害了[1]。
同船的中國人，也都死在杭特船長的旁邊，只有一個例外。他在灌木林射出第一陣槍聲後的混亂中，設法逃脫了。他一直藏身到黑夜，才翻山越嶺到了車城；六天後乘坐舢板到打狗[2]。
此時，伯洛德艦長（Captain Broad）指揮的英國皇家海軍輪船科摩輪號（Cormorant）剛好停泊在打狗。他一得知這樁屠殺案情報，就立刻決定把船開往南邊的海岸；如果可能的話，要贖回那些還存活的船員。
3 月 25 日早上，科摩輪號從打狗出發，船上還有英國代理領事賈祿（Carroll）及打狗的萬巴德醫師（Dr. Manson）等志願加入者。科摩輪號先在瑯嶠下錨，派人寄送一封懷柔的信息給土著，希望贖回存活者。他們也費了好大的功夫、並承諾優厚的報酬，才說服一個懂土著方言的漢人來做通譯。下午四時許，科摩輪號在臺灣最南端的海灣下錨，看見沙灘上有逃生艇的殘骸。那群不幸的船員就是在此登陸的。
由於他們希望信差有多一點時間向土著報告，不要讓土著嚇到，所以整個下午都沒有人登陸。26 日早上九點，救生艇、小艇、快艇奉命準備。救生艇上有伯洛德艦長、賈祿領事及當地通譯；小艇上有馬西雅斯上尉（Lieutenant Mathias）和外科醫師路卡斯（Dr. Lucas）；快艇上有萊德上尉（Lieutenant Ryder）和萬巴德醫師。前兩艘先划到羅發號逃生者登陸的沙灘，第三艘則停在離沙灘約 30 碼處，奉命進行戒備，提防可能的攻擊舉動。
局面看來平靜，除了離沙灘 300 碼的小丘之外，見不到一個土著。沙灘的另一邊出現幾隻沒人看管的水牛。馬西雅斯上尉率先跳上沙灘，伯洛德艦長隨後跟上。此時叢林有兩處傳來尖銳槍響，離他們不到20 碼，但因沙灘地形起伏，槍火並未傷及救生艇和小艇。
從敵人的滑膛槍所冒出的火煙，只能估計他們所在位置，但因他們藏在濃密叢林中，無從判斷確實地點。由於敵暗我明，勝敗立見，伯洛德艦長明智地決定不拿部屬的生命冒險，不要進入叢林追擊看不見的敵人。他命令救生艇和小艇撤退，由快艇進行掩護；快艇不斷發出槍火，傳回土著淒慘的叫聲。
然而，土著快速向兩艘艇船發射子彈與箭矢，擊中幾處；其中一粒子彈從救生艇的兩側穿過，離伯洛德艦長和賈祿先生椅座只差幾英寸。同一條艇上，一名海軍士兵準備射擊時，被打到槍托。
從現況看來，「羅發號」船員顯然已經罹難，此時除了對謀殺他們的土著施加懲罰外，已別無他法。回到科摩輪號之後，他們立刻朝冒出灌木叢林的土著發動砲擊。果然，一大群土著逃離原來躲藏地方，匆忙爬上後頭的山丘。前面那兩處開槍地點，應該藏了不少於五十個土著；我相信整個海灣都佈署著其他土著，水牛只不過是誘引船員上岸的餌罷了[3]。
我一聽到此事，立刻搭乘費米日艦長（Captain Febiger）[4]指揮的美國輪船亞士休洛號（Ashuelot ）前往臺灣，以便調查案情。我拜會島上的民政及軍事當局（臺灣道台和臺灣鎮總兵），但他們婉拒美國海軍協助懲處土著，不過，卻承諾已經著手，準備立即加以嚴懲（1867 年 4 月19 日）[5]。同時，我決定實地訪查案發地點，一來確定中國官方是否信守承諾，二來蒐集必要的情報，以便日後美國亞洲艦隊司令[6]判斷中國官方沒有懲罰行動，決定親自報復土著之際，可以派上用場。因此，在閱歷豐富，並從1854 年起即多次參與中方事務的費米日艦長陪伴下，我花了十天，勘察車城和南灣四周；轉回廈門後，我們深切相信，唯有依賴強大武力為後盾，謹慎地和這些原住民進行協商，才能改變他們對待外國人的方式。
我們認為，鄉間遼闊，難以深入；如果未能取得住居西海岸的漢人和混生的協助，外國勢力絕不可能單以武力逼迫原住民就範。他們供應原住民所有的彈藥及軍需品，以及其他大量的補給。這兩大族群因互利而結合；如果西海岸居民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官方可從海路襲擊他們沿岸所有據點──能夠出面勸告原住民停止對外人的暴行，那麼，這大片充滿敵意的海岸才可能出現和平與秩序。
因此，假若外國勢力沒有得到西岸住民協助之前，就企圖降服原住民，他們不僅注定失敗，而且會遭受嚴重挫折。基於這些考慮，我請求（美國駐紮亞洲）艦隊司令共同執行上述計畫；費米日艦長也贊成我的想法。不過，司令沒有接受我的建議。同年 6 月初，他決定親自率領艦隊前往原住民地域，執行中國政府未能做到的懲兇工作。
戰艦的小型部隊可以利用三種途徑進行登陸：第一種就是前述伯洛德艦長選擇的，在龜仔甪鼻山前方登陸；第二種是在白砂（Pahsoa，今屏東縣恆春鎮大板埒）登陸；在此停泊比在龜仔甪鼻山更佳，原住民也看不到登陸部隊。此處還可以輕易地從附近的大樹房延請熟悉道路的嚮導帶往龜仔甪社；不過，要讓大樹房的住民聽從指揮，要不就是佔領它（它完全無法抵抗登陸部隊），要不在村莊北方架設砲台，強加屈服；第三種是在豬朥束港（Tuillassockang River，今港口溪）河口登陸，這是東海岸南邊第一條河流；小船可以在此停泊，那裡全無灌木林，都已開墾成田地，當地還有車路可供軍隊和大砲通行。
靠近這條河的河口就是原住民地域的最要緊聚落；鄰近另有兩個村庄，在龜仔甪社人遭逢西邊武裝勢力壓境之際，可當臨時避難場所。我的計畫便是，在兩個地方登陸；一是從白砂，派出一百名士兵，另外加上一小組海軍陸戰隊；後者以武力控制大樹房庄；其餘士兵則以環繞南灣的高崖做為掩護，前進龜仔甪社。等這支部隊深入敵區，控制已經清除樹木或雜林的地方，另一支兩百人的部隊，可在大樹房嚮導的帶領下，直搗豬朥束河，火燒原住民部落，那時部落中應該全無戰士了，因為他們都已調動抵抗來自西邊的進攻。當這項任務完成，土著轉身準備回到部落救火時，這組人就可回到船上；前述的第一支部隊則趁機趕回大樹房。
依照這個計畫，兩組人馬都能夠在有道路的地域展開行動，而且能完全避開在龜仔甪鼻山登陸會遇到的障礙，無須付出嚴重代價就能完成任務。一旦敵人遭受如此嚴厲的懲罰，不出兩天，他們就會請求大樹房庄民代為求和。
費米日艦長和我所見類同。因此，當我們從南灣回去後，他便向艦隊司令上呈機密報告。當中，他建議可央請我的朋友、洋行派駐臺灣的代理商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7]代為協助；此人通曉全島西部，包含從車城到大樹房的漢人與混生所說的漢語方言，能夠蒐集執行這項計畫所需的一切情報。
可是很奇怪，艦隊司令並未採用費米日或我的勸告；他計畫遠征時沒有找我們商量，前往南灣時也未帶我們隨行。雖然他曾詢問英國駐打狗副領事賈祿先生、萬巴德醫師、泰勒先生（Taylor）、必麒麟先生，以及一兩位伯洛德艦長 3 月登陸時在場的人，但他完全聽不進後者的建議，雖然這是最能夠幫助他的人。他完全接受賈祿先生的指引；然而，儘管這位先生願意幫忙，但他對臺灣的地形一無所知，最多只能告訴他伯洛德艦長企圖登陸的地點罷了。但值得記上一筆的是，當艦隊司令很不幸地決定軍隊在同一地點登陸時，賈祿先生勇敢地和上述四位同胞，冒著槍火，率先在士兵之前邁進敵境。
19世紀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 1830-1899），被評價為「可能是西方涉臺事務史上，最多采多姿、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李仙得在1866年底來到中國廈門擔任領事。隔年3月，美國三桅帆船羅發號在恆春半島南端海域觸礁失事，船長夫婦和船員被土著殺害，引發李仙得來臺，處理船難善後事宜。他在1867年4月首次來臺，之後五年間，又陸續來臺至少七次；每次除了和臺灣官員討論土著治理問題之外，也趁機利用他在地理鑽勘的專長，前往淡水、基隆、苗栗、六龜和恆春半島等地，進行地質調查，拍攝土著聚落景觀，並繪製近代以來最有科學性的臺灣地形圖像。
本書描述19世紀帝國主義脈絡下，臺灣南部原住民與中外勢力（清廷、西方政商人士）相遇、衝突與交戰的精彩過程。本書是李仙得最為精華的論述，一方面直接挑戰南臺灣土著的領域是否為中國屬地，另一方面則刺激清廷將全臺灣納入實質統治的決心。此後，不管是所謂「開山撫番」措施，或是臺灣脫離福建，變成獨立行省，都可看作是清廷對於李仙得論述的回應。
若是有人想了解臺灣建省前後，南臺灣漢人聚落和土著生活景象，本書無疑提供最直接的觀察和記錄圖像。
[1]原註：我是在1867、1869 及1872 年與原住民的數次談話中得知這些訊息的。
[2]英編按：此處引述的文件提到下列參與者：英國海軍艦長George D. Broad、英國駐臺灣府（臺南）代理領事Charles Carroll、先後在打狗（高雄）及廈門長期居留的Patrick Manson（李仙得在1874 年想徵召他當卑南嚮導，協助日本遠征軍）、海軍上尉Edgar R. Mathias、代理醫師Leonard Lucas、海軍上尉Harry L. Rider。參見美國國務院，《美國外交通訊，1867-68》（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868 ），1：497。
[3]原註：1867 年美國外交通訊，〈Allen 致Seward，1867 年4 月7 日〉，第20 號，內有香港《中國郵報》（China Mail ）4 月6 日相關報導的摘錄，由一名目擊證人敘述伯洛德艦長指揮的這場征討行動。
[4]校註：John C. Febiger，美國海軍艦長。李仙得文件中稱費米雅，清代官方文獻稱費米日，亞士休洛鐵兵船總兵官。
[5]英編按：參見〈劉明燈總兵、吳大廷道台、臺灣府知府致李仙得將軍，1867 年4 月19 日〉，收錄在美國國務院，《美國外交通訊，1867-68》，1：493-494。
[6]英編按：柏爾（Henry Haywood Bell），美國亞洲艦隊少將司令。
[7]校註：清朝官方文件稱為北麒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