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族洪流淹沒的近代中國，「她」如何攪動一池春水？

法庭審判上，將誰判為「漢奸」，足使法官焦頭爛額；再加上「性別」，審判的曲折離奇，更讓人拍案叫絕。

過去讀間諜的故事，最期待的莫過於機關算盡的諜報戰。想像中的間諜，個個身懷絕藝，蒐羅情報、潛伏敵營是基本功，易容、肉搏、色誘等身體對壘，是更高的身段。然而我們很少想像，一旦戰爭結束，間諜們都去哪裡了？

這本書告訴我們，戰後的敵我清算，是漢奸審判。身處審判中的「她」，遇上大麻煩了。

本書《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講述五位女性，在中日戰爭以後遭遇漢奸審判、國族審問過程中，啟人無數的疑竇。為什麼間諜鄭蘋如一而再、再而三穿越時空，進入張愛玲的小說、李安的電影中？為什麼中共地下黨員關露受表揚為忠誠楷模後，決定仰藥自盡？為什麼畫家李青萍受盡特（務）嫌（疑）、右派、反革命的控訴與羞辱，仍能奉行「人生唯有藝術」？為什麼滿族貴冑川島芳子行刑半個世紀以後，她的身世、性別依舊諱莫如深？為什麼義大利中國媳婦貝安加在審訊、拘役期間生下了中義混血孩子？如果她們不是女性，故事結局還會一樣嗎？

這是本書所欲窮盡的疑問：近代中國的忠奸之辨中，「性別」如何攪動一池春水，如何在國族大纛底下迴旋自我。

五個個案的共同點，是她們的故事性與議題性，不因時間而失去意義或吸引力。

鄭蘋如的故事，最為現代人熟知。她在戰時上海參加情報工作，欲暗殺汪精衛政府的特工丁默邨，後事蹟敗露，遭到特工機構處決。由於她所效忠的對象不明，所從事的諜報活動也無從可考，因而其死亡充滿懸疑性。

關於鄭蘋如的死亡有四種主要的說法，一是認為她死於汪政權七十六號特工總部兩個首腦間的派系鬥爭；二是丁默邨即是最想讓鄭蘋如消失的人；三是上海日本憲兵隊因鄭蘋如具危險性，欲置其死地；四是丁默邨的證詞，直指鄭同時替國、共、日、偽四方面做情報工作，殺鄭的人，是日本人。

充滿懸疑的死因，也發酵在她身後的多歧歷史論述與再現。由於官方的褒揚令遲遲未至，等於未視其殉國，也未肯定其忠誠。而官方始終沒有拍板定案，正由於其性別與身體的操作，無法完全吻合國家黑白分明的忠奸二分論述。由此諸多情色聯想被搭掛在鄭蘋如的間諜活動上。作家鄭振鐸在戰後發表一系列雜文，悼念死難英雄，並痛批投敵漢奸。鄭振鐸對鄭蘋如的「殉難」，即視為是利用風姿綽約的身體，為國家賠上性命的「完美女情報員」。

然而，鄭振鐸似乎沒有懷疑過，鄭蘋如是否有個人的情感與情慾存在？這種夾在性別與國族敘事之間尖銳的質問，在張愛玲的小說，以及隨之而來張系國的嚴厲批評下，徹底顯露女性身體自主，所具有的廣闊討論空間。張系國懷抱的理想愛國少女是秋瑾，沒有兒女私情，只有捨身為國；張愛玲小說〈色，戒〉中影射鄭蘋如的主人公王佳芝，則是「憑一時愛國心的衝動」，將特工活動當作表演的舞台，女性的身體自然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在漢奸易先生溫情繾綣、鑽戒相送下，真情穿透了表演。對張系國來說，這是極其巨大的認同衝擊，只能目之為「不道德的題材」，轉身撇過頭去。

中共地下黨員關露，於 1939 年奉命留在淪陷區，協助策反李士群，並擔任日人主辦的雜誌《女聲》編輯，留下大量的著作。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關露成為國民政府緝捕漢奸的名單之一，中共地下黨迅速安排她離開上海。關露雖然逃過漢奸審判，但因淪陷區的地下工作經歷，她遭受中共一次次的忠誠懷疑與羞辱，在鎮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皆逃不過被批判、逮捕的命運。1982 年，中共中央平反關露的問題，定調她為忠誠楷模。關露卻於同年底，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關露的命運，並非特例，是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共同承擔的政治磨難。但從其作品中具有的強烈性別自主意識，可反映她在高壓的黨國集體意識底下，緊張關係如何伴隨她的後半生。戰後她為中共限制不得繼續用本名發表作品而力竭抗辯，欲討回自己真實且忠誠的過去，卻被指斥為「精神不大正常」；與之惺惺相惜的中共黨員王炳南，聽從鄧穎超的勸阻而停止和她往來。她自覺忠黨的自我意識，讓她在往後的政治運動，都無法以叛徒自絕於黨，一次次為忠誠辯白。最終，迎來平反後，關露的辯白卻再也沒有棲身之所，她的小我被集體消融，徹底的崩潰瓦解。

畫家李青萍，因戰時在淪陷區各地，以及東京、橫濱舉辦畫展，於戰後被以「認賊作父，與敵苟且」等罪嫌逮捕，八個月後釋放。1949年後，因她過去在淪陷區的活動，讓她先後被扣上特務嫌疑、右派份子、反革命等帽子，接受管制與勞動教養，並在底層從事拾荒、賣水等低下的工作。不同於關露對黨忠誠的辯白，李青萍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因對藝術的自我追求，使她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叛徒，而以沉默對抗運動。由於缺乏從事特務的證據，她的政治問題一直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她也不能到處寫生、體驗生活。直到 1982 年獲得平反，她再度展現驚人的創作量，震驚藝壇。

由於李青萍留下的文字紀錄相對缺乏，作者僅能從畫作中的生命力探討她的自主意識，認為若非具有高度的性別自主，她也不會「目無組織」、踏遍大江南北，不安於北京人民畫報社裡。也正是她女性藝術家的身分，「女間諜」、「交際花」等歧視標準緊貼著她；不管是戰後，或是 1949 年後，當權者都欲藉由懲處一位到處亂跑的女畫家，來重建性別角色。戰爭既導致社會脫序，也讓人們更渴望秩序，李青萍的遭遇，突顯戰爭與婦女解放之間的弔詭。

川島芳子，是肅親王善耆的第十四王女，從小過繼給日人川島浪速，後參與日本在華諜報工作。先後擔任滿州國女官長、安國軍總司令；戰後國民黨軍統局以漢奸罪嫌逮捕她，判處死刑，1948 年執行槍決。川島芳子由於長期游走在中、日、滿之間，受人側目，但因通敵的證據與影響力不明，加上國籍歸屬未定，她是否需對中華民國效忠，而適用於《懲治漢奸條例》，法庭上有一番爭端。然川島芳子不若影星李香蘭幸運，得以證明為日本人而遣返，最終她以具有滿洲國、關東軍本部與日本外交高層的人脈，被推定為通敵叛國。

國籍的追究，沒有解決川島芳子的身分歸屬問題，並且暴露她在國族認同上的混亂。不僅如此，她的性別越界，顯示她的性別認知一樣混淆不清。她在 1922 年宣告與女體告別，開始變裝，時而男性，時而女性；同樣的跨界，也反映她的善惡混沌，一方面以京劇演員保護者自居，一方面又敲詐無助的淪陷區人民。川島芳子的國家認同、性別與道德，在界線與界線間不斷擺盪，成了非中非日、不男不女、亦正亦邪的人物。作者認為探討川島芳子的自我糾結，能將人從代表國族與性別的論述中釋放出來，找回個人的價值。

義籍婦女貝安加，在義大利與香港華僑譚展超結為連理，攜一雙兒女隨夫返華。譚展超後奉調參加印緬戰役，夫妻感情生變。貝安加攜子女定居上海，並替日本情報機構蒐集情報。戰爭結束後，美國戰略情報署葛雷中尉，以間諜罪嫌將她拘提移送廣州行營法辦。經過兩年纏訟，廣東高等法院以罪證不足，判決無罪。貝安加被指控的罪刑，不外與日方高層有染、同居，從事皮肉生涯等肉體通敵，再加上侵吞外僑財產。貝安加對上述的指控，只承認從事美金黑市交易，賺取佣金，其他概不承認。

按葛雷的揭發，欲以危害盟國利益的戰犯罪審判貝安加，然中國法庭仍須解決貝安加的國籍問題，以判別適用戰犯還是漢奸條例。這給貝安加迴旋的空間，她只要能夠證明與譚展超的夫妻關係，即視同取得中國國籍，開脫戰犯嫌疑。惟她早已於 1944 年向上海地方法院申請片面離婚並獲准，譚展超也已另有妻室，貝安加如何證明她仍為中國軍人之妻，是一大挑戰。

1947 年，她在保外就醫的醫院裡，宣告懷孕，譚展超並寫下切結書，承認自己就是孩子的父親。國籍歸屬的疑慮，頓時煙消雲散，隨後無罪開釋。貝安加懷孕生子，超越法庭的忠奸之辨，無需言語辯白，她生下的男嬰，就是她作為一個中國媳婦、母親，在淪陷區為兒女犧牲的最好見證人。這是否是貝安加精確的算計，已無從得知，也無法追究。

這五個女性豐富的故事，充分展現國族認同禁錮、忠奸劃分下性別的自主空間。她們若非女性，絕對是不一樣的故事。過去研究中日戰爭史，甚少人問及個人歷史，也疑惑個人的歷史是否舉足輕重。然而戰後流傳、再現的各種個人故事，卻持續發酵在小說、電影、鄉野傳奇文本裡，並且生命力遠超過主角的經歷本身。我們無法體會戰爭的殘酷，卻能從這些血肉清晰的個人遭遇中，穿越時代的限制，直擊人性，如同張愛玲世故的眼下：「看明白之後，也只有哀矜」。

書評是評者的主觀閱讀，本書尚包含許多圍繞五位女性所產生的重要議題，如民國的法律訴訟問題、中共政治運動的特質，以及戰爭社會的失序等。由於這些外在大環境條件，得以構成這五個精彩絕倫的生命書寫。相信不同的觀者，會在本書中，得到各自想望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