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結束後，賽德克族人去哪了？

1930 年，賽德克族原住民因不滿日本政府長期壓迫，掠奪原住民資源，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領導馬赫坡社等番社聯合起事，而後被日本政府平定。參與起事的賽德克族六社，原有人口約 1200 多人，霧社事件結束後，賽德克族人六社倖存的 298 人被迫從他們的祖靈地遷往川中島（今清流部落），成為族人無法抹滅的無奈與傷痛。

台灣原住民紀錄片導演比令．亞布所拍攝的紀錄片《霧社．川中島》就是在回溯這段歷史。

為什麼這部紀錄片講的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當時的政治情勢很需要塑造反日、抗日的氛圍，莫那．魯道理所當然被塑造成抗日英雄，完全忽略薩拉茂社事件中，莫那．魯道也曾協助日本政府鎮壓抗日的薩拉茂社（Slamao）族人，許多歷史的細節逐漸被掩埋和遺忘，原住民的聲音總是缺席。

關於霧社事件，原住民的聲音缺席還有另一個原因，賽德克族的族人本身不願多談。

賽德克族分為 Tgdaya、Toda、Truku 三個亞族，1930 年的霧社事件中，主謀者莫那．魯道所屬的 Tgdaya 是主要參戰反抗日本的亞族，霧社事件過後，1931 年日本政府用以番制番的手段，派 Toda 和 Truku 兩族，再次去殲滅 Tgdaya，被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

許多人認為 Toda 是較為親日的一方，Tgdaya 則是抗日的一方，但其實也不能劃分所謂的親日、抗日，在當時如果不聽日本政府的命令，就是死路一條，莫那．魯道雖然被稱為抗日英雄，但也曾協助日人攻打薩拉茂社（Slamao）族人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雖然這段過往是來自於統治者的操弄，但三個賽德克亞族之間互相殘殺的不堪過往也是事實，所以族人多半閉口不談部落，多數人選擇遺忘內部創傷。

影片一開始 Tgdaya 族人Takun．Walis（邱建堂）在訪談中提到：

其實我們清流的人是不談霧社事件的，你一談霧社事件，簡直就是翻他的舊傷，你問他們，他們就傷心，你問隔壁鄰居，大家都傷心，那不是我家一個人的歷史，是大家的傷心，所以大家都不要談。

魏德聖導演拍攝的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後，霧社事件再度受到矚目，整個社會開始討論這個議題，將賽德克族人們的歷史創傷重新攤在陽光下。不過，電影為了整體劇情需要，有很多地方不完全符合史實，受邀擔任電影顧問的歷史學者郭明正因此特別執筆寫下《真相‧巴萊》一書，針對電影中的錯誤提出澄清與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魏德聖導演是漢人，《賽德克．巴萊》是部由漢人來講原住民歷史的電影。而不只這部電影，許多國內外有關霧社事件的研究、書藉、影片等，絕大部分也都為漢人及日本之資料，其中幾乎聽不到原住民觀點的聲音。

然而，這段歷史不僅不該被遺忘，部落族人的記憶和觀點更應該受到重視。

因此，比令．亞布執導的《霧社．川中島》試圖以霧社事件餘生的後裔族人的觀點，特別是賽德克族 Tgdaya、Toda 與 Truku 的族人觀點互動下，來詮釋這個事件。導演比令．亞布認為：

「電影《賽德克．巴萊》放映以後，對於部落的國中生、高中生，或這是中年人，他們對於『霧社事件』知識的取得，百分之八九十大部分都來自於電影，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因為我身為教育工作者的關係，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去拍一部片子，用族人的觀點去談論『霧社事件』」。

紀錄片中穿插《賽德克．巴萊》中較爭議的影片片段，形成紀錄片與電影之間彼此的對話。可惜的是，這部紀錄片雖然是從族人的觀點來呈現霧社事件，詮釋了不同於電影的另一種觀點，卻無法如電影一般被很多人看見。

雖說如此，《霧社．川中島》還是有用紀錄片呈現的必要。

訪談是紀錄片重要的元素，這部紀錄片由部落族人的口述歷史交織而成，彼此呼應、對話及論辯，讓部落與部落之間有彼此對話的可能，從中尋找和解的途徑。談這段歷史的時候也必須格外小心，不應再挑起部落內的仇恨與衝突，維護族群之間的和諧應為首要之務。

雖然電影有很多地方偏離真實，但訪談的內容也不可全信。訪談通常是有目的的談話，敘述的過程中就已經參雜虛構的成分，再加上部落的族人多數選擇遺忘這段記憶，生活中很少提及，甚至沒有流傳下來，許多遺族的後代對這段歷史也是一知半解，每個人的詮釋也有所不同，原住民族內部的觀點也有分歧。

縱使訪談的內容也不完全等於事實，它還是提供了多面向的觀看角度與可能性，也讓清流部落族人重新掌握歷史再現的詮釋權，談他們自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