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的〈送報伕〉：日治時期普羅文學代表作，台灣作家進軍日本文壇的開端

出生於台南州大目降（今天台南新化）的楊逵自小體弱多病，到了九歲才進入公學校就讀。雖然身體孱弱，但是他依然珍惜學習的機會，在公學校就讀的日子，非但不曾缺席，成績也相當優異。

楊逵五年級時候，遇到一位喜愛文學並收藏各國翻譯小說的日籍導師沼川定雄，在沼川定雄的鼓勵下，楊逵開始大量閱讀老師的藏書，而這也是楊逵開始接觸文學的起點。

待考進台南州立第二中學（即今日台南一中）後，楊逵得以接觸更多文學、思想類的書，不管是內地的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或是來自俄國的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果戈里，英國的狄更斯、雨果，甚至連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作品，都成為楊逵青少年時期的閱讀範疇，經年累月之下，也奠定楊逵的文學基礎。

看似個性恬靜溫和的楊逵，卻有著無比堅強的意志，而他對理想的堅持以及對權威的反抗，始於少年時期親身經歷的兩個事件。一個是 1915 年發生在台南的噍吧哖事件，另外一個則是對家中安排童養媳的抗拒。

1915 年，余清芳以宗教為名義，建立了「大明慈悲國」，打算以武力進行抗日運動。在日軍大規模的鎮壓，起事以失敗告終，最後總計逮捕了一千多人，有多達 866 人被宣判死刑。

當時九歲的楊逵，曾經從門縫裡偷看日軍的部隊浩浩蕩蕩進入噍吧哖山區追捕抗日份子，而曾經被抓去當軍伕的大哥，也在回來以後和年幼的小弟分享了擔任軍伕時的見聞，這些殖民者暴力的作為一一銘刻在他心中，成為日後反抗殖民者威權的幼苗。

自幼家中就為他安排了童養媳，但楊逵並不想接受如此的安排，尤其是童養媳的家庭有意資助他學醫，為了避免失去婚姻和金錢上的自由，楊逵堅決不接受這門婚事，並放下眼前的學業，出走到日本東京求學深造。

因為僅中學肄業，無法直接進入大學的楊逵，選擇一邊工作，同時準備入學考試。

在通過考試後，因應經濟狀況，他只好選擇就讀日本大學文學藝術科夜間部。將白天的時間用在工作，晚上讀書；為了生計，他還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包括泥水工、土木工、水泥工、送報伕、玩具工廠員工、郵差等。

據說在新日本國會大廈的工地時，纖瘦的楊逵正在三層樓高的鷹架進行作業，一陣突如其來的強風吹來，眼見木板上下晃動，險象環生。儘管最後在工作夥伴的協助下解圍，但此次的驚險歷程，也成為楊逵最難忘的青年回憶之一。

這些辛苦的體力勞動以及貧困的生活讓楊逵切身體會到底層社會的處境，並讓他意識到社會體制帶來的不公平，種種因素促使他走向社會主義運動的路線。

1927 年，楊逵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本名楊貴發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內容主要描寫自由勞動者（臨時工）在工作上面臨的艱辛，工作不穩定、收入微薄、社會聲望較低的社會實況。而這篇處女作的另一項意義，是讓這位甫出道的作家領到生平第一筆稿費。

喜愛閱讀的楊逵到了東京，當然不會輕易放棄啃食精神糧食的機會。

除了更多的文學小說以外，他也開始涉獵一些思想性的書，包含孫文的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克魯泡特金、共產主義的馬克思。除此以外，也包括了《文藝戰線》、《戰旗》、《台灣民報》等。

此外，楊逵也開始參與日本的社會運動，在 1927 年前往支援朝鮮問題演講會時首次入監，並被拘留於警署當中，長達三天。

不管是在日本或是台灣，1920 年代都可說是一個思想蓬勃發展的時代。在 1925 年的二林事件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更是前仆後繼湧現。因為階級意識的出現，再加上知識界的參與，台灣的農民運動開始擴散。1927 年，文化協會的連溫卿以台灣農民組合需要有演講及運動經驗的人為由力邀下，楊逵放棄了日本未竟的學業，回到台灣參加農民運動。

回到台灣不過三個月，楊逵就因為起草〈台灣農民組合大會宣言〉遭到逮捕。首次在台灣被捕的經驗並沒有讓他感受到挫折，不輕易被挫折擊倒的他，後來仍持續活躍在各個社會運動場合，並因此入獄多達十次，一共在獄中度過了四十五天。

1932 年時，楊逵以他在日本留日的送報打工經驗為故事底本，寫出了小說〈送報伕〉。

〈送報伕〉中的台灣青年楊君為故事主角，面對殖民政府欲協助糖業資本家取得土地，楊君的父親在歷經慘無人道的酷刑以後，被迫賤價出售賴以維生的農地，在那之後甚至抑鬱而終。

面對這樣的慘劇，楊君隻身前往東京尋求發展。沒想到在東京還是遇到了無良老闆的欺騙與剝削。該老闆向來就是在招募送報伕以後，以員工偷懶為藉口，運用工作契約上的條款來壓榨員工，並且透過沒收保證金來獲利。而當楊君在東京發展時，家中的狀況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年幼的弟妹相繼過世，楊君那抑鬱的母親也走上了輕生的絕路。後來，又新進了一個被招募廣告騙進來的同事，在新同事的計畫下，送報伕們以團結罷工的行動逼使資本家做出讓步，在透過罷工取得合理的工作待遇以後，楊君帶著寶貴的抗爭經驗回到台灣，準備改善徒有美麗假象的家鄉…。

〈送報伕〉除了反映日本殖民對台灣人民帶來了苦難，也點出了楊逵認為當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時，弱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一同戰鬥的精神。

文章一出立刻吸引到當時《台灣新民報》文藝欄的主編賴和，希望將這篇寓意濃厚的故事刊載於便《台灣新民報》，讓更多人看到。可惜的是，礙於殖民政府的審查機制，〈送報伕〉最終僅有上半部的內容審查，得以〈送報伕「前篇」〉的形式進行連載。下半部則在沒有通過總督府檢閱的狀況下，無法見報發行。有學者推測，因為在文中對於總督府的糖業政策有所批判，因此難逃被禁止的命運。

1934 年 5 月時，台灣文藝聯盟在台中成立，與此同時，楊逵意外看到了來自東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出現一則「徵文啟事」的公告。

滿懷期待的楊逵遂將〈送報伕〉一文寄到《文學評論》參加徵文。

結果出人意料之外，該年《文學評論》出現了第一獎從缺的狀況，〈送報伕〉一文則在評審的好評下得到《文學評論》第二獎。

歷經了兩年多的風風雨雨，楊逵的〈送報伕〉不僅獲得全文刊載的機會，此項成就還成為台灣作家第一次進軍日本文壇的肇始，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界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但可別高興得那麼早。

既然查禁了原先連載的下半部，可想而知，台灣總督府當然也查禁了刊登〈送報伕〉的當期《文學評論》，甚至連相關的評論也無法刊登，因此整座台灣島上，無論是〈送報伕〉本身或者是衍伸出來的評論，兩者都無法見天日。

為了避免〈送報伕〉的聲音在台灣沉寂，楊逵以筆名評論自己的作品，並在評論當中夾雜部分的小說內容，讓只有看過上半部的讀者，也能或多或少了解下半部的內容。在這些自我宣傳行動的背後，寓含著作家對總督府查禁的不滿，以及面對權力時奮力一搏的挑戰。

在日治時期結束以後，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楊逵和葉陶因為參加抗暴被捕，並判處死刑，就在他們行刑前一天、千鈞一髮之際，魏道明接任台灣省主席，改採行安撫政策，下令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的命令，他再次從自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原先的死刑改判為四個月的有期徒刑。1949 年時，為了追求政治改革，楊逵寫了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結果換來了 12 年的有期徒刑。

即便入獄，楊逵仍然筆耕不輟，持續關心社會底層，書寫庶民生活，凸顯出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之下的剝削與不公。而他在獄中的作品〈春光關不住〉因為批判殖民者的暴行，而讓他成為戰後第一個作品被收入教科書的日治時期作家。

即使一生也面臨了許多艱辛與挑戰，楊逵仍然用生命及手中的筆桿，努力的向世人展現他對於台灣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