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身體？誰的空間？誰的女子體育？

2017 年中華台北選手郭婞淳拿下女子舉重金牌，並打破世界紀錄，成為全民擁戴的女英雄。同場的體育主播丁元凱因為不重視女性選手的專業表現，一再評價她們的「顏值」，而被觀眾串連抵制：「你到底是來主播國際運動賽事還是來奚落、嘲諷、慾望女人的？」

女性運動長久處於眾人的目光之下，有國族使命的高潔，有引人稱羨的體態，同時包裹著民族國家與情慾流動的想像，然而究竟這些是如何發生的呢？原本藏於深閨的女性是如何從庭院裡玩紙鳶，盪鞦韆、踢毽子，走上運動競技的舞台？又如何經歷公開場合上，那些對她們的身姿、容貌，搜尋、窺探、議論的眼光呢？

本文所要引介的游鑑明教授的《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透過女學生最多，女性運動最蓬勃發展的中國華東地區，訴說女子體育的變化。

審美的變遷：國民之母到新女性

晚清中國面臨鄰國及西方列強入侵的國際現實，以及接踵而來割地賠款的條約，導致深深的屈辱印記，時至今日，拆掉「東亞病夫」這塊招牌，仍是大快人心的戲劇符號。而在當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也延伸到了婦人，國人呼籲、女界自省：「釵裙粉黛，埋沒一生，把社會上的資財，也消耗得夠了，何嘗盡過半點兒國民義務呢？」晚清女性承擔國家責任的輿論升高，其中最主流的論述是「女子，國民之母」，各種女國民的形象躍乎報章，女子學堂亦將體操等項目列入課程，甚至成立體操速成班，為慈禧太后出巡時的女護衛隊預備軍，女子體育自學堂向外擴散。

到了民國初年，女校的體育課程漸為常態，女性的體育觀也逐漸有了自我提昇的健美意涵，雖然總還帶有強身救國的意圖，但已不再只為國家服務。民國初年，體育成為普遍的校定必修科目，體育不及格是不能拿到文憑的，有女同學回憶因為缺了兩小時的體育課，導致無法參加畢業典禮，只得摘下學士方帽，到操場補打兩小時網球再回來。

逐漸普及的女性體育也一改過去孱弱的審美觀，轉向健美的價值，如安徽小姑娘張兆和，原本被認為又胖又壯，面黑粗野沒有閨秀氣，上了學當了中公中學女子籃球隊隊長，卻成了男同學們口中的「黑鳳」、「黑牡丹」，擁有眾多的仰慕者，其中最為知名的即是她的老師沈從文，還動用了校長胡適做媒。在沈從文「固執地愛著她」的情意中，便幻想和張兆和「晨起做操的生活規律」，由此可見女子體育的普及，甚至能成為戀愛幻想的主題。

誰的身體？ 纏足、生育、貞潔與束胸

推行女子體育，既為救國意旨，亦為身體解放。

纏足是中國婦女落後、病態的象徵，在晚清維新運動時期，知識分子便大力推行反纏足運動，成立天足會，部分女性從此桎梏鬆綁，天足成為新青年的擇偶標準。但纏與不纏之間，圍繞著卻始終不是女性的意志，而是男性的偏好。

運動似乎也是如此，總是依照男性的意見開展，在衛教知識不普及的景況下，還出現許多現在看來啼笑皆非的禁令。創辦中國體操學校的體育教育家徐傅霖，便嚴格禁止女性經期運動，他曾公開為文：「女子的內生殖器，是在直腸和膀胱諸間，並且是游離狀態的放置著。若行激烈運動，就要變換他的位置。」同為創辦人的體育專家徐築巖也呼應「殺人的女子體育」一說，指女性經期運動而導致生理期異常，甚至說有女性因為踢球「把子宮牽向右面」。

亦有人主張過度運動易使骨質堅硬，影響順產。這些爭論都圍繞著女性的生殖功能，延著「國民之母」的反面演化，深恐過度運動會損及子嗣，而不是考慮女子的健康與感受，難以擺脫被片面工具化的想像制約。

另一方面則與女性的貞潔象徵有關，許多母親禁止女兒運動，害怕因意外造成處女膜破裂，其中對騎乘自行車的恐懼最甚。1930 年代，知名女性刊物《玲瓏》信箱，便有讀者來信求助，因為學騎腳踏車造成陰部疼痛、日夜不安，擔心處女膜因此破裂，編輯珍玲提醒，確實有此顧慮，但也安慰她「冰清玉潔可問心無愧」。

民國的女性審美從小腳的桎梏中解除，卻陷入束胸的迷思，因為民國女性服飾更為合身，但突出的胸線被視為粗魯可恥，於是母親們在女兒發育期間就為她們準備小馬甲，將乳房藏起。這是出於女性對美、對貞潔、純真無暇的想像，對身體羞怯的表達，但卻不符合時代的潮流，而不斷被男性、公權力糾正檢討，國家、名流都紛紛呼籲女性解放身體的束縛，徐志摩也在公開演講規勸女性脫掉束胸。學校訓導處、舍監會派員檢查，見有小背心曬在外面一律收掉，再搜查衣箱，查獲便沒收。

自喻解放的女生們也因應風潮，組織糾察隊到曬衣場撕掉別人的小背心。然而實情則是女學生們挺著胸脯上體操課，會弄得男女老師都很尷尬，在身體束縛與解放的轉型期，人們對女性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的身體仍無所適從。

誰的空間？圍竹籬、鎖大門、搶球場

在禁欲主義的舊禮教的環境中生長的男子，多少總有點色情狂，看了這樣的『女學生』，難免骨頭發鬆，魂不附體了。

1930 年代男女同校逐漸成為常態，然而為數不多的女學生在課堂、操場、游泳池、運動場上都引起了目光，這使得她們難以自在地行動，而爭取女性專用的時間與空間。

光華中學女學生的體育課引起男同學圍觀，他們在場邊評論她們「頭髮燙得太鬆」、「那個是八字腳」，鬧得女同學不敢上體育課，學校只好給女生專用操場，並圍上籬笆，阻止男同學觀看。交通大學的游泳課，女學生們在游泳時間，把大門鎖上，謝絕參觀，但男生竟撬開鐵門，強行進入，並辯稱男女平等，體育館是公共場所，還可由男性指導女同學泳技。

復旦大學溜冰場，男同學們攔住女同學去路，她們不甘退讓，手牽手抵抗男生的惡作劇。金陵大學女生不會騎自行車不能畢業，男子會故意騎車撞上來，女生們也無畏地撞回去。上海勞動中學，男同學在女子球隊練習時間要求她們退場，她們堅決不肯，男同學便將女同學的球踢入水田，雙方互不相讓，而動用學校主管協調。

男性以騷擾、揶揄、指導、破壞、佔領的姿態面對他們的女同學，這些行為讓女性感到無法忍受，她們也不再隱忍，挺身捍衛得來不易的空間。在這些目光追逐中，最受矚目的是鎂光燈下的運動女明星。

1930 年第四屆全運會是中國女性第一次登上全國運動競技舞台，女性選手成為大家的焦點，中研院楊杏佛頒獎時，先頒女性再頒男性。到第六屆全運會，不僅女性選手增加，還有女童軍、女招待、女護士、女頒獎人、女播音員、女記者，《時報》記者就說「全運會是屬於女人的。」

記者們利用〈花絮〉、〈寫生〉、〈快鏡〉等欄目，報導運動員場邊、場外的小故事，她們在運動場編織毛衣，脫下運動服，換上便服。她們或著規規矩矩，如山西選手素樸，或者如香港選手的開朗自信。這些脫下運動服的女孩們，也是新時代女性，在一舉一動皆引起關注的輿論中，常常面臨批評，認為她們摩登的裝扮有違運動員形象，反對她們束胸、穿高跟鞋、著長袍。

女運動員們私下的感情生活也受矚目，短跑女將孫桂雲、錢行素、李森都曾傳出訂婚、離婚緋聞，導致她們必須登報澄清，並且可能一再面對小報記者的敲詐。

這些運動明星中，最為知名的便是美人魚楊秀瓊，楊秀瓊年僅 15 歲時，在第五屆全運會上初試啼聲，便奪得了五面金牌，全面刷新女子游泳的全國記錄。翌年的遠東運動會上也不負眾望，一舉獲得四面金牌，打破遠動運動會記錄，贏得國際聲望，登上德國《慕尼黑畫報》、法國《世界映鏡》。

她所到之處，人們爭相擁戴，行政院秘書長儲民誼為她開道遊街，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因她打翻醋罈，宋美齡送她汽車並收為乾女兒，這些小道消息顯示民眾對女運動明星持續的興趣。媒體捕風捉影，輕浮之徒追逐她們的臂膀，保守主義者則諄諄教誨她們端正行儀，避免模糊焦點，引來非份之想。

圍繞著女子體育的枝節眾多，然而最為核心的仍是她們在運動場上的表現，當報導的注意力落在她們的成長故事，引發觀眾對女性運動選手的敬意與感動，理解競賽背後辛苦鍛鍊的汗水與堅持，而不再只在容姿上指手畫腳。

本書的作者穿梭於各檔案館、圖書館，新聞報導、學校刊物、電影、廣告、漫畫，並利用人物訪談加深細節與場景的描寫，為我們記錄民國女子體育的變化。從輿論、體育政策與校園文化著手，再進入媒體、社會大眾與公開的運動競賽中，我們看見觀念、文化與社會真實的改變。女性力主爭取平等與自由的過程，女性的健康美更受重視，也擁有更多自由、安全的活動空間，不用再與男性爭場地，不用再因小足、束胸、貞潔、生育而限制了身體的發展，更多地出自女性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