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下一般的理解中，善騎、驍勇、野蠻幾乎成了斯基泰及匈奴的標準形象。從迪士尼卡通《花木蘭》裡殘暴的匈奴單于，到 HBO 熱播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中以斯基泰為藍本的嗜血多斯拉其人，這些對早期遊牧者的刻板印象深植人心。這種形象的來源則是拜古希臘的希羅多德（約西元前 484～前 425 年）及漢代的司馬遷（西元前 145～86 年）這兩位西方與東方歷史學之父所賜。
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筆下這些西元前一千紀下半生活於歐亞草原西、東兩端，讓定居人群如此懼怕的歐亞草原遊牧者，因缺少文字，而在之後的兩千年間無法為自己發聲辯駁。直到 十九世紀末，才隨著考古發現，逐漸揭開神秘面紗，以遺留下的物質文化向世人展現他們豐沛的文化實力。
近年隨著內亞研究意識的強調，拓拔鮮卑的北魏、蒙古的蒙元帝國以及女真的大清帝國等等由草原牧人所建立的政權，都得到了更全面、綜合且平衡的理解。但是關於他們千年之前便已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遊牧始祖，卻缺乏一般大眾適讀的中文著作。此次隨著八旗文化譯介日本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套書，將林俊雄教授撰寫的《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介紹給中文讀者，可說是填補了這一空缺。
馬與馬車串起的歐亞草原通道
斯基泰是最早的遊牧強權，匈奴則是最早的遊牧帝國。本書將這一前一後聲勢顯赫的遊牧民串連起來的做法，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但若欲探究斯基泰及匈奴的形成，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關連性，便需從理解歐亞草原的動能及網絡開始。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如本書第一章所示，是馬與馬戰車的利用，以及遊牧生態的形成。林俊雄教授即是由此開始，以相當篇幅介紹斯基泰及匈奴形成前的歐亞草原世界。書中列有大量由俄文轉譯的專有名詞及遺址名稱，可能會使讀者感到複雜困惑，因此在這篇導讀中，先簡單梳理一下書中所述草原文化的發展梗概。
對歐亞草原的一般迷思是：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早期人群是遊牧者，而馬車是兩河流域文明的產物。然而現有的考古資料顯示，馬戰車技術是西元前 2000 年前後出現於歐亞草原的烏拉爾山（Ural）地區；遊牧更是西元前十世紀以後才逐漸成為草原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則是農牧混合的定居或半定居型態。
歐亞草原是馬的原生地，學界一般認為人類在此馴化馬的年代大約在西元前 3500 年，但在何地、如何開始，仍是爭論中的議題。馬最早的功能是提供乳源、肉品及骨髓等副食品需求，其次才是供騎乘使用。革新性的發展出現在西元前 2000 年前後，烏拉爾山一帶的辛塔什塔文化開始採用非常輕巧的雙馬戰車。
為了追求速度，這種馬車結構輕巧穩固，只能搭載一至二人，適合奔馳在廣闊的草原上。除了控制馬匹的能力，御手還需具備百步穿楊的射箭技術，可以迅捷獲取草原上的獵物，或是制服敵人。
為了保障鑄銅原料及財產安全，戰車這一空前技術出現後，成為各地爭相模仿的目標。人群間的對立關係加深，大型防禦建築開始出現；但另一方面，快速、遠距的移動能力也促進了交流，最終在西元前兩千紀下半青銅時代晚期，將整個歐亞草原密切聯繫起來，成為連通東西的交流網。包括馬戰車在內，大量草原特徵的物品及技術，往西進入了近東、埃及，往東進入了商王朝，將這些地區帶入了壯闊的車戰時代。
另外，遊牧的出現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多數學者傾向認為是氣候變遷造成的結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西元前九世紀前後，草原上大部分的人群都改為遊牧式的生活，作戰方式也轉為更加靈活的騎兵型態，斯基泰也隨之登場。
馬背上的黃金弓箭手
歐亞草原早期遊牧者的真實形象，隨著百餘年來的考古累積，以強健又富有浪漫氣息的方式，逐步呈現在世人的眼前。最引起關注的是發現於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黃金飾品及器具。這些金器中，雜揉了西邊希臘、埃及、波斯的多樣風格，以既寫實又神秘的方式，展現了當時斯基泰的人物面貌及生活百態。另一方面，來自東部阿爾泰、圖瓦的精實動物造型，又為之注入了馬背民族特有的樸質感。因此，以斯基泰爲代表的草原藝術，可以視為歐亞草原東西部之間多元文化交流互惠的結果。
除了草原內部，這種交流更是多向互動的，來自波斯、希臘、羅馬、中國的物品被帶進了草原深處。俄羅斯戈諾─阿爾泰（Gorno-Altai）地區西元前四至前三世紀的巴澤雷克墓地中發現了來自波斯及楚國的織品、印度的鏡子，以及本地融合多樣技法及文化概念的織品與誇張的馬具，展現出在絲綢之路興盛之前，草原世界已是歐亞大陸東西文化流動的主要管道。
西元前四世紀晚期的亞歷山大東征使歐亞草原西端進入了希臘化時代，但在西元前三世紀末，歐亞草原東端的蒙古高原崛起了草原第一帝國──匈奴，延續至西元一世紀，長達三百年之久。
數千座匈奴墓葬及十餘座城池，已被發現在俄羅斯外貝加爾和圖瓦、蒙古國等地區。最早被確認、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匈奴墓地之一，是 1912 年在蒙古國中央省發現的諾彥烏拉墓地。
這一處墓地的年代約在西元前後之交，恰是匈奴帝國極盛轉衰之時，可視為典型匈奴文化的代表。一如三個世紀之前的巴澤雷克墓地，諾彥烏拉墓地的隨葬品也宛如當時世界的縮影：屬於匈奴的鬥獸腰帶排飾、髮辮、織品、尖頂帽，敵對漢帝國的織品、銅鏡、車具、漆器，以及來自內亞粟特，甚至是希臘、波斯風格的織品。
日本學者的研究
日本學者很早便已投入早期遊牧民的探索，特別是針對歐亞草原東部遊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十九世紀末，白鳥庫吉（1865～1942）由語言學的角度發表了關於匈奴的文章。二十世紀初，梅原末治（1893～1983）更直接參與了國際性的諾彥烏拉匈奴墓地出土物的整理工作。不過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的江上波夫（1906～2002）及神戶大學的內田吟風（1907～2003），這兩位學者從自身的田野經驗及多元學科的角度──包括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及人類學，樹立了匈奴研究的經典。
林俊雄教授也應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成長，參加了日本行之有年的蒙古考察團，進入文化與自然環境與日本有著天壤之別的歐亞草原東部，並在考古學者心目中夢幻般的遺址展開調查。這一股對草原文化的熱切憧憬及踏進草原的震撼，完全表露在作者的蒙古高原考古記行、面對遺址時的疑惑與思考，及書中大量作者親自拍攝的照片中。
承繼日本草原研究的傳統，不難在本書中看到林俊雄教授綜合性的研究取向。除了大量的考古資料，並以相當篇幅由比較神話學的角度，再帶入希羅多德《歷史》中的觀點，論證斯基泰的起源；另一方面，由人類學、民族學的視角鉅細靡遺地剖析《史記》、《漢書》及《後漢書》等史籍所記載的匈奴史事，試圖歸納出匈奴的社會結構、軍事組織，以及祭祀、刑法、葬儀等偏向社會生活層面的內涵。
但或許是過於偏重對中國史書的詮釋，本書關於匈奴的篇章在文獻及考古資料上不甚對稱，因此無法通過豐富的物質文化展現匈奴視角，以及體現現階段的學術研究成果，是較為可惜之處。此外必需說明的是，本書的初衷是為日本讀者所撰寫的，因此，為使日本讀者能更容易地進入書中世界，作者經常引用日本慣用的詞彙，如「古墳時代」，或是日本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作為對比參照。
不過這些並不影響臺灣讀者透過本書享受進入草原世界的感受。臺灣與日本均是受惠於土地與海洋的島嶼，氣候宜人，物資充裕，因此在面對廣闊的草原生態及遊牧文化時，多半會感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藉由日本學者的切身經驗與感受，或許也有助於臺灣讀者進入這一世界。
在本書中，林教授像是一位超級導遊般，穿梭在斯基泰、匈奴及其間大量尚無法定位的遊牧人群間，通過文獻、絢麗文物及神秘遺跡，以第一人稱主動參與式的寫法，與讀者分享他與千年前遊牧民交流的心路歷程及感動，使讀者對所述內容能有更深的感應及體會。
站在更寬廣的全球化視角理解世界
在全球化議題下的出版版圖中，串連古代世界的歐亞草原是一塊非常重要的拼圖。雖然此書是在「興與亡」的概念下呈現斯基泰及匈奴的興衰發展，但草原的遊牧式生活及隨之而起的強大政體，如我們所熟知的蒙古帝國或大清帝國，在此後的幾千年中，仍不斷地成為史家筆下恐怖又野蠻的遊牧侵略者，對定居人群造成威脅。反之，在多樣的接觸中，遊牧者又為其周邊的定居人群帶來新的文化概念，進而形塑定居文明。
也因此，唯有通過持平地認識歐亞草原上的人群生活、文化創造，才能更深入且全面理解歐亞大陸定居人群的文化形成及歷史脈動。這本書即可做為讀者進入這一世界的開始，或許也能對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帶來反思吧！
（本文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