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遂升遷？為錢賣命？從歐洲遠渡重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成員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來到了東亞，建立起貿易的據點，展開貿易。除了貨物之外，人，就是船艦最重要的運送對象。根據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專家 Robert Parthesius 發現，當時一艘小型的帆船所需的最低船員人數至少 10 到 15 人、大型船隻則需要 30 到 40 人，才能維持船隻的運作以及面對航行上任何不可預測的狀況，隨時有人能夠頂替位置；此外，船上還會包括其他乘客，像是士兵、行政人員、管理人員與長官等等，因應東亞據點所需。
 
這些人大多數來自歐洲，但並不只是荷蘭人，多數為普魯士人，也有時候會看到不同膚色的人種。像是船員、水手的調度，往往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具挑戰性的任務，因為來到亞洲花費的時間長，人員一直處於短缺狀態，時常需要強迫水手留在亞洲工作致使超過合約時間，因此偶爾會雇用據點所在的當地人充當船員、水手。
 
這些員工靠著一紙合約，從不同地區齊聚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那面印著「VOC」的旗幟之下，遠渡重洋。而這些人，搭上船展開冒險，也與臺灣交織出獨特的故事。
 

一、船隊上的重要螺絲－船員、水手

以船員、水手而言，其實留在臺灣的時間並不長，他們總是配合著船隻的貿易任務抵達臺灣，裝卸貨物、運送物資，例如 1631 年統計，公司員工在臺共 400 人，士兵佔了 210 人，留在船上的人員有 90 人，而踏上臺灣土地的水手連同工匠、商人也僅為 94 人。而且，這些水手受到嚴格的管理，像是 1634 年，評議會就因為有人醉酒鬧事，禁止水手等員工自行離開公司的範圍，需在得到上司允許後，才得以進入唐人在市鎮內的街區。
 
那麼，這些來自歐洲的船員、水手到底是什麼模樣？像是 1608 年荷蘭畫家克萊斯·揚斯·維舍爾（Claes Jansz. Visscher）所畫的《1600 年的貿易港口與商船》（Handel en koopvaardij, ca. 1600）中，可以發現在港口聚集、休息、交易的船員們。
 
緊身的束口褲、及膝長襪可以說是當時荷蘭人的象徵；身披長披風、頭上戴著有整圈帽簷的帽子，在整幅畫中的船員皆以此種服飾呈現。
 
除了上述較為統一性的服飾之外，畫中則可以另外發現，身著較為破舊的船員、港口工作的人員，他們身上的服飾則與上述的船員些許不同。
 
在日本一幅繪製 17 世紀島原之亂的屏風中，一艘荷蘭商船 Reip 號上的船員們也都是緊身的束口褲、及膝長襪的裝扮。至於另一幅繪畫 18 世紀的「阿蘭陀船圖」中，隱約看出船員們頭上戴著有整圈帽簷的帽子、下半身則是緊身的束口褲與長襪。
   

二、擴充商務與保衛領地的基礎實力－士兵

面對戰場、戍守等不同情況，士兵的種類也隨之不同，形象上也有差異。就以收於《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Die Wundersamen Reisen des Caspar Schmalkalden nach West- und Ostindien 1642-1652）的〈荷蘭人舉行地方會議圖〉為例，圖的右下角，有著鳴槍的火槍兵，而在長官集中的涼亭周圍則是拿戟的士兵戍守。
  《熱蘭遮城日誌》中1655 年 3 月 19 日的記錄，則呈現北部地方會議的過程：

長官閣下也在公司的別墅（lanthuys）裡，親切地接待這些酋長，跟他們一一擊掌表示歡迎。為要更表莊重威嚴，乃令一隊士兵武裝列隊，在這歡迎過程中，用他們的步槍鳴槍三響，接著從普羅岷西亞城堡，用大砲發砲五響，每次都轟隆震響，隨後又從對岸大員的熱蘭遮城堡，用大砲回應六響，愉快地結束這歡迎的過程。

透過文字記載的描述，可以說明繪畫中出現鳴槍士兵的原因。

其次，則可以看到 1663 年荷蘭發行的《福爾摩沙淪陷快報》（Verovering van Fort Zeelandia op Formosa door de Chinezen en de marteling en moord op de gereformeerde predikanten, 1661）裡頭，在上排除了四位傳教士之外，中間的畫中有著腰間掛著佩劍的戰鬥人員，預備壯烈赴死的表情；此外，除了兩側描繪鄭氏軍隊的殘忍無道外，中間大圖不僅是海戰場面，還有死命抵御兩側鄭氏軍隊夾擊的荷蘭士兵，士兵服裝沒有細節畫出，但仍可以發現第一排是火槍兵透過火槍叉協助持著槍、後排有拿著長槍/長戟的士兵，以及指揮官。
 
在荷蘭畫家安娜·戈萊（Anna Goelet）於 1682 年的畫作《巴達維亞城的新大門一景》（Gezicht op de Nieuwe Poort te Batavia）中，描繪巴達維亞城門前聚集的各色人種。仔細一看，接近大門的地方，還有戍守的火槍兵。他戴著毛氈帽、身上似乎只是穿著布衣並無鎧甲、腿上一樣有及膝的長襪、手持的火槍則有火槍叉托著。
 
另外在 1620 年代繪製完成，一幅描繪 1604 年歷史的《南印度卡利卡特王室扎莫林款待荷蘭人》（Ontvangst van de Hollanders door de Samorin van Calicut）畫中，領隊的將領戴著飾有羽毛的毛氈帽，上身穿的服飾看似一般布衣服，但裝飾頗多，腰間掛有長劍，下半身依然是束口褲與及膝長襪；至於戟兵的服飾，除了下半身與眾人相似，上半身的服裝則是看來是無袖的鎧甲，頭上戴的看似無罩頭盔。相較之下，扛著火槍的士兵們，有些戴著頭盔、有些戴著帽子；身上有些穿著鎧甲，有些則是布衣，不過他們腰間仍會掛著近身的武器與一袋疑似裝著彈藥的袋子。
   

三、領導商務的行政職－臺灣長官、行政人員、商務員

「臺灣長官」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首席代表，由荷蘭東印度公司位於巴達維亞總部的總督任命，負責「統領福爾摩沙島」，執行貿易、行政、軍事指揮等各項職務，可謂各項要務集於一身，但他們也非一人獨大，臺灣評議會得以限制長官的權力，共同決策。在 1624 年至 1662 年，實際在臺灣執行職務的臺灣長官共有十二任，首任為宋克(Martinus Sonck)，末任為揆一(Frederik Coyett)。
 

任次	姓名	任期
1	宋克（Martinus Sonck）	1624-1625
2	德·韋特（Gerard Frederikszoon de With）	1625-1627
3	納茨（Pieter Nuyts）	1627-1629
4	普特曼斯（Hans Putmans）	1629-1636
5	范得堡（Johan van der Burg）	1636-1640
6	特羅登紐斯（Paulus Traudenius）	1640-1643
7	勒·麥爾（Maximilian le Maire）	1643-1644
8	卡隆（François Caron）	1644-1646
9	歐沃特瓦特（Pieter Anthoniszoon Overtwater）	1646-1649
10	費爾勃格（Nicolas Verburg）	1649-1653
11	西撒爾（Cornelis Caesar）	1653-1656
12	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56-1662

第九任臺灣長官歐沃特瓦特，是全面推動原住民單一荷語教育的臺灣長官。在來到臺灣之前，曾在日本出島的荷蘭商館任職，因此在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中收藏《日本商館關係文書》（Archief van de Nederlandse Factorij in Japan）裡頭，便有一幅據傳為歐沃特瓦特的素描畫像。
 
至於在臺灣長官之下的行政人員，職務主要是抄寫員、商務員，以及在原住民族村落中的政務官等。他們負責推行管理事務，也經營貿易，像是登錄貨運明細、管理庫存、舉行拍賣；更需要維持殖民地的營運，像是在徵集稅款、主持各類地方議會等。
 
在荷蘭專門繪製風景畫的畫家阿爾伯特·庫普（Aelbert Cuyp）於 1650 年代繪製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高級商務員及其妻子與一名僕人》（VOC Senior Merchant with his Wife and an Enslaved Servant）一畫中，可以看到帶著黑毛氈帽、白色領口、黑長袖衣服、黑背心、黑束口褲、黑長襪、黑皮鞋的商務員，手裡拿著雕飾多個分節的拐杖。
 
進一步，則可以看到雅各布·柯曼（Jacob Coeman）在 1665 年的畫作《皮耶特·柯諾與柯妮莉雅·范·尼延羅德，以及他們的女兒們與兩名僕人》（Pieter Cnoll, Cornelia van Nijenrode, their Daughters and Two Enslaved Servants）中，可以看到身為高級商務員的柯諾與荷日混血的妻子柯妮莉雅，他們身著相對華麗的服飾，而兩位僕人則顯得黯淡許多。
 
柯妮莉雅·范·尼延羅德（Cornelia van Nijenrode）雖是荷日混血，但生長於日本，直到日本鎖國政策後才移居巴達維亞，在柯諾過世後獨自撐起他留下的事業，甚至與第二任丈夫爆發一場跨荷蘭本土與殖民地的爭產大訴訟。
   

四、落難民政官－亨德利克．諾頓的故事

在上述細節分析荷蘭東印度公司各種職位的人員形象後，不如以一位經歷豐富的對象，來看看一位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的生涯歷程，有助於我們更清楚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的形象。
 
享德利克．諾頓(Hendrick Noorden)，普魯士人，生於現今的德國漢堡，在 1643 年與公司簽約後，作為一位火槍兵從阿姆斯特丹出發，乘坐「麻六甲號」，航行至臺灣。
 
諾頓以士兵身分在公司旗下服務至 1654 年，但諾頓並沒有離開臺灣，而是成為教會的教師以及通譯，繼續在臺灣工作、生活，也在臺灣邂逅了他的妻子，一位皈依基督教的臺灣原住民女性，名為瑪麗亞；他又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南方擔任民政官，管理原住民相關事務。
 
但 1661 年，鄭成功襲擊臺灣，諾頓接到 4 月 30 日從熱蘭遮堡發來的信函，末任臺灣長官揆一命令諾頓整裝，馬上與其他人員一同趕往熱蘭遮堡。諾頓起初嘗試與當地民眾協力，對抗來犯的鄭軍，只是當地部落如力力社、麻里麻崙社則陸續與鄭軍簽署和約，同時，切斷返回熱蘭遮堡的通路。
 
返回的路線已斷，諾頓只得帶領著公司的員工轉往山區，並帶上妻子瑪麗亞與她的母親一同逃亡。諾頓一人嘗試脫離鄭軍與原住民族們的包圍網，逃至卑南，避開追捕，最後在 1662 年 2 月 3 日，才登上公司船隻離開臺灣。
 
諾頓從一名士兵直至在臺灣落地生根，又傳奇性地逃離臺灣，可以說透過他豐富的經歷，呈現一名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的各種職務面向，甚至能夠呈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對人資的安排與想像，能夠在前述的外在形象外，補充公司職員人生發展的內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