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臺灣的知識人──讀《宮前町九十番地》

《宮前町九十番地》一書，為張超英先生的口述自傳，由知名作家陳柔縉撰寫。本書出版於 2006 年，張超英則於 2007 年初不幸離世，因此雖然內容僅紀錄至 1999 年前後幫忙籌畫李登輝《臺灣的主張》一書的出版，卻幾乎包含了傳主一生的重大經歷。

張超英為臺灣的世家子弟，祖父張聰明於日本統治時期以日籍律師的通譯發跡，而後投資礦業、金融事業，成為其時臺灣新興的富豪。父親張月澄（一名張秀哲）則為抗日知識青年，於求學時期前往廣州嶺南大學就讀，結識當時中國左右兩派的要員，後因抗日活動被日本政府逮捕。戰後，一向積極主張抗日的張月澄被捲入二二八事件的風暴中，再次被逮捕入獄，幸賴張聰明的四處奔走免於罹難，平安返家後，開始了一生的自我囚禁。張超英從小就生活在優渥的環境，「宮前町九十番地」便是張家宅第的地址，位於今日中山北路臺灣水泥公司對面，佔地千坪，來往所見皆為其時顯貴，冠蓋雲集，過著不同於一般人的富裕生活。張超英生長於二戰時期的臺灣，小學求學備受戰火波折，數度轉校，後考入臺北第二中學，戰後前往香港就讀高中，再赴日本接受高等教育。這樣的求學過程，不單提供中英文良好的訓練，也開啟了他的世界觀，為日後的外交生涯打下了基礎。

張超英回國後，因為想要擺脫當時臺灣封閉的環境，希望能有出國的機會，又不喜歡外交部的官僚文化，於是改報考新聞局，因緣際會的進入國際處，成為駐外的新聞官員，開始了一生的仕宦生涯。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人脈，再加上一心為臺灣的使命感，張超英雖然沒有顯赫的官銜，但不管派駐美國紐約或日本東京，都成功推動了無數的外交成果。尤其對台日之間外交關係的改善，他作為新聞體系而非外交體系的官員，反而貢獻良多。細究其因，多少和他的出身背景有關，然而佔更多的，其實是他無私無我、無黨無派，只希望為這塊土地爭取更多利益的赤誠。不論官方或非官方的任務，也不管幫助對象政治上的傾向或色彩，只要有利於臺灣，張超英都會用盡各種方法，務求不負所妥。誠如其時日本《讀賣新聞》記者戶張東夫所言：「日臺關係中應該特別列出張超英時代的一個章節，有張超英跟沒有張超英，日臺關係其實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

張超英之所以能有此聲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雖身處官僚體系中，卻總能跳脫體制的侷限，由框架外部的客觀角度進行思考，無所謂官僚習氣的積習。這樣不受制度擺布的作法，雖有時不勉被批評過於強勢，更不利官場的升遷，但卻十分適合重視人際運作的日本政壇，更是臺灣弱勢外交地位要謀求突破的唯一出路。除了現實所需，這也反映了張超英個人性格一貫的風流瀟灑，勇於嘗試，無拘無束，類似的片段在書中很多，於電影事業的參與、二手冷氣機的維修事業，或者晚年學習開小飛機……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也正因為書中這些與政務無關人性片段，讓讀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張超英這樣一個人的個性與風格，他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以及他在外交事業上的取得豐碩收穫的理由。

這樣的一本自傳，傳主雖非達官顯貴，卻有其獨特吸引人之處，張超英個人精彩起落的生活是原因之一，執筆者陳柔縉流暢細緻的文筆和堅實深厚的史學素養，亦是關鍵。讀者因自身背景和關懷不同，閱讀本書，無論從歷史或當下的角度，都將能得到不同的觸發。

最吸引自己的地方，其一是前半部作者的成長、求學經歷，隨著作者的回憶，讓人跨越時間限制，重新認識過去。這是所有好傳記都當擁有的功能，但本書略為不同的，它不僅在時間的鴻溝有所跨越，也讓讀者有幸見到另一個階級的生活百態，乃至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與價值觀。你可以妒忌可以羨慕，可以讚揚可以批判，但卻無法否認，在同一座島上有人過著和自己完全二分，甚至連想像都十分困難的生活方式。從本書書腰或宣傳上的文字判斷，這種對上流生活獵奇式的紀錄，應該吸引著不少人的興趣。令人不禁想起近日臺灣的「仇富」熱潮。貧賤如我，從不反對「仇富」，我一直認為對富人的不恥和憎惡，一定程度上是窮人的天職，但仇恨的對象並不是富有，而是富有之後的種種作為；如果對「為富不仁」者沒有憎恨，沒有憤怒，那麼就注定永遠成為被壓迫的奴僕，社會有機體也永遠沒有健康代謝的可能。這也是這本書予人最大的感慨，富有絕對不是罪過，而是富有之後的思維與行動，至少透過書中的描述，體現了老一輩的某種「富人風骨」，有錢之後希望能更有錢是人性貪婪的本能，如何壓抑、克服本能，在私利之外有更高的追求，才是檢驗一個人品格的時候。雖然傳記體難免美化，但出現在本書中的富商大賈，在積累財富之外，仍保有著對公眾利益的使命，這在今日已十分罕見。

同樣典範在夙昔的，則是那不分黨派立場，為了臺灣的前途可以合作的團結。張超英可以同時替宋楚瑜、胡志強等人安排外交行程，也可以同時和獨派人士密切往來，那是今日壁壘分明的社會氣氛所難以想像的。這是臺灣三十多年民主化進程中，最大的失落。今日每個個人都是某個立場、某種顏色、某種族群的代稱，否定了個人自主的思考判斷，更否定了人和人之間互信、溝通的可能。不能否認，書中所紀錄的每個行動者，可能都有自己的算計與權謀，但某種以「公」為重的共識與標準是存在的；也正因為有著這樣的存在作為最後的基準，即便有著偏離與私心，最終都還能回復常軌。我覺得這才是臺灣能成功民主轉型的關鍵。就像一列往前行駛的火車，也許最終站十分遙遠，遠到猶如深陷雲霧之中的傳說，全車的乘客皆只能單憑各自想像去描繪終點的美好，無人曾經到過那裡，甚至對行駛的路線與旅程也眾說紛紜。車上的乘客要前往終站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各懷鬼胎，也有無數人於中途站便選擇提前下車，脫離了這段漫長的旅途。然而，不管是誰，都知道大家的目的地是一致的，一旦彼此攻訐、騷亂，破壞車內秩序，乃至硬體設施，讓列車停駛，不管各自的動機為何，到不了終點對誰都沒有益處。所以不管對同車乘客有什麼意見，也都只能忍讓，禮貌的合作。這種同舟共濟、休戚相關的一致方向感，才是臺灣民主轉型成功的關鍵，也是今日臺灣社會最大的欠缺，乘客之間劇烈的爭執、佔車廂為王，或者把其他乘客丟下火車……種種失控脫序的行為早已讓列車停止。苟且如我，總覺得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回覆那個轉型年代的包容與共同方向，轉型過程本來就該是龍蛇雜處、百川歸海，太過絕對性的訴求只是造成更多的排他，道德與正義是在目標確立之後，一點一滴摸索、形塑而成。我們還離終站甚遠，如何能讓列車重行復駛才是首務，而不是再更多的批判與分裂。閱讀張超英那廣結人脈、大度包容的人生裡，腦海總會不斷浮現那列自己曾經親歷，充滿朝氣向前駛去的民主列車。

回到本書，很喜歡陳柔縉在全書最後的一段跋語：「我無意把張先生捧成大人物，但他絕非小人物；他種要盡一己之力，不媚當道，讓臺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特別在此臺灣政壇權慾薰心、道德毀棄的時代，民心一片沉悶與低迷中，更值得大家體味與學習。」

對本書或對張超英的一生，乃至那個正逐漸遠去的時代，這大概是最完美的詮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