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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看看，如果你是即將要上戰場的二戰美國士兵，你會帶上那些隨身物品？基本的武器裝備、彈藥、糧食等當然不在話下，除此之外，你可能還會需要什麼？像是一兩本可幫助你消磨時間、抒發感情，暫時從壓力解脫的書？。
書是人類社會中，最古老、主題最多元的文化產物之一。
隨著印刷技術進步、識字率提高等因素，書的流通範圍越來越廣，閱讀人口也日漸增加。在近現代社會，閱讀書本已經成了廣為世人接受的休閒及學習管道。
1930 年代開始，全球陷入另外一場世界大戰，原本想置身事外的美國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投入戰爭。美國政府不久發現，軍人要的不只是充足武裝，還要有各式讀物。隨著戰局擴張，美國軍隊分布在歐洲、太平洋與非洲各地，因為軍人的需求，短短四年內至少有一億本以上的書在美國本土收集或印刷，再發送到世界各地。
無論就數量與散佈規模而言，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書本流動潮。茉莉‧戈波提爾‧曼寧（Molly Guptill Manning）所著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炮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When Books Went to War: The Stories that Helped Us Win World War II，以下簡稱《書本也參戰》）講述的便是這段鮮少人會注意到，卻又具有重要意涵的珍貴故事。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重新定義戰爭的內涵，在此之後的戰爭，相當程度上都是「總體戰」（Total War）的延伸與變形。
這意味者，任何非武裝平民百姓無論自願與否，即便身處大後方，都以更直接的方式參與戰爭。他們同樣要躲避砲火攻擊，更需要為戰局盡一份心力，配合國家的物資控管，或是投身於兵工廠。對統治者而言，如果想要順利動員戰爭時期的國家，要管控的不只是資源與勞力，就連人民的士氣及意志也必須牢牢掌握，納粹德國的首領希特勒便相當善於此道。
《書本也參戰》的故事開始於 1933 年的 3 月 10 日，在納粹鼓吹下，以大學生為主的德國民眾聚集柏林街頭，焚燒悖逆納粹理念的書本，例如猶太作家或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作品。不久後，在全德國各地，諸如此類的事件接連上演。透過這些焚書行動，以及隨後公布的禁書名單，納粹德國明示了該國政策之一，便是銷毀一切與之相左的言論。美國新聞媒體隨即注意到，納粹德國幾乎是不惜一切代價壓迫思想自由，並策畫極為偏激的思想戰，紛紛撰文強調其帶來的威脅性。
photo credit：Das Bundesarchiv (CC BY-SA 3.0 de)
美國政府直到 1940 年才正視納粹德國帶來的威脅，但一開始顯然未準備就緒。
上千萬名役男在當時被徵招入伍，卻發現所有設備不是老舊不堪，就是樣樣不足（泰半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武器）。高度緊繃的軍事訓練加上惡劣環境，讓士兵的士氣低落，使訓練過程事倍功半。於是有人注意到，有必要為這些士兵提供書籍讀物，這樣他們才能排解空閒時間、暫時脫離現實，尋得心靈放鬆或情緒解脫。問題是，軍中圖書館的藏書量根本無法支應上千萬士兵的需求。隨著士兵逐漸派往前線，這些情況將更加嚴重。
1941 年起，「美國圖書館協會」發起募書運動，希望民眾捐獻藏書以解決眼下極為困窘的書荒。而另一方面，這些書籍也在這場戰爭中，具備非凡的象徵意義。參與這場運動的著名作家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就在當時發表〈古騰堡演說〉，以優美的文字，烘托出這場戰爭、書籍及思想自由的密切關係。莫利說：
五百年前，一名德國工人有了一個新發想，他懷著崇敬之情，致力於人類文字的傳承，令人類的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繁衍，並且得到收藏。現在，我們捲入了一場世界內戰，考驗著心智、文字的自由，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可永垂不朽。
納粹以禁書、焚書等手段壓迫言論自由時，募書運動所獲得的，不僅是士兵的娛樂工具，更是對抗納粹的武器。
換言之，書本的存在於二戰期間更幾乎變成思想、言論自由的同義詞。
來源：https://goo.gl/6VwaoB
本書提到一個案例，更突顯出書籍與自由的關聯。
隨著戰爭進行，書本來源也從民間團體募集，轉而由政府單位提供。1944 年，美國參議員羅彼特‧塔夫特（Robert A. Taft）提出一條法案，要求政府提供的書本都不應該涉及政治議題，以免影響總統選舉公平性。但是模糊不清的條文內容，反而讓印書工作處在相當尷尬的狀態，為避免違法，軍方寧可先將部份書本列入禁印清單。
民間對這條法案的反對聲浪越來越大，直指其違背了美國立國精神，就像當時的評論提到：「如果陸軍能讀些什麼得由副長官來決定的話，那我們乾脆加入納粹算了，還打什麼打。」最後迫於民間壓力，參議院不得不修改法條內容，大幅鬆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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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二戰的書籍相當常見，即便如此，《書本也參戰》仍是相當特別的作品。
納粹對言論與思想自由的限制、美國的參戰理念，以及書本的發展史等，以「士兵對閱讀的需求」此一少見切入點融合在一起，並引述士兵們的親筆書信，生動呈現這段故事。不過同樣吸引人的是，本書也為自由主義在二戰時期的發展，留下深入淺出的描述。
英國著名哲學家彌爾（John Mill）在 1859 年，出版了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經典之作《論自由》（On Liberty）。彌爾認為，民主之下的多數決機制，不應該用來消滅社會中的多元性及異議份子。只要不威脅到社會與他人自由，每個人的思考與言論自由都應該被保障。如果社會接納多元，便能使良好有益的意見為人所知，即便是謬誤也能讓眾人擁有省思的機會，避免走上單一思考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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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這項自由的尊重仍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才能一步步建立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一次重大考驗。《書本也參戰》沒有過多學術、抽象的論述，以書本為主題，熱情又動人地展現出眾人為了維護自由，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因為書本，多元性社會才能繼續為現代人所珍視。
同盟國最後戰勝了納粹極右派，但對書籍的限制，或是更精確來說，對自由的壓迫從未真正結束。在台灣，僅僅一、兩個世代以前的人，便難以享有隨興表達意見的自由，被迫生活在一個強大意識形態之下。《書本也參戰》的後記提到：
今天，柏林的倍倍爾廣場上建有一紀念物，用來紀念發生在 1933 年的焚書行動。…可惜我們沒有見到美國也出現類似的紀念物，紀念曾被收集和特別印製出來參與這場思想戰爭，並抗議焚書的無數書籍。或許此刻你手邊的這本書就可以作為紀念物吧。
這段話讓人不禁聯想，在臺灣，每份出版品的誕生，都見證了眾人歷經抗爭後，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雖鮮為人所注意，我們生活周遭的每份出版品，不都是最具代表性的紀念物？
photo credit：Kemmi.1 (CC BY-SA 3.0 de)
現在，我們當然不用像《書本也參戰》的主人翁一樣，必須經由戰爭去守護自由，難以親身體驗當時戰間期經歷的焦慮。不過如果能藉由本書發現在歷史上，閱讀的自由曾大受迫害，勢必會更珍惜現況，並對書本的價值與意義有更深層的感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