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獵人還是商業間諜？改變中英茶葉貿易史的探險家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

第一次接觸羅伯．福鈞（Robert Fortune）這個名字，是多年前在 Seven Diais 等人合著的《植物獵人》（1999）。這書是這樣描繪這位植物獵人的：「他是成功的蘇格蘭植物獵人之一，在東方的採集探索活動長達十九年。人們並不清楚福鈞早年的生活，雖然他曾寫下詳細的日記，和不斷寄回故鄉的家書，但是他們全都遺失了。我們唯一能夠認識他的方式，是他描述旅行的四本書，還有他寫給《園藝者記錄》和《皇家園藝學會學刊》的文章」。當時就對這位英國探險家在十九世紀中國境內的植物蒐集事跡感到興趣。

隨後，在美國華裔歷史學家范發迪的《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2004）書中，對福鈞又有新一層的認識。他提到英國在華進行的博物學探查可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跟著英國海軍船艦，在東亞海域與沿岸地區進行探查的海軍軍醫及博物學家。第二類為植物學的勘查與收集，例如邱園和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所派的植物採集員。第三類則是動物學的研究。福鈞的茶葉探查就屬於第二類。

范發迪描述說，第一鴉片戰爭剛結束，英國皇家園藝學會就派福鈞來華蒐集新的園林植物。後來，福鈞又來華三次，其中兩次是進入內陸的產茶區考察，甚至把茶樹苗、種子及製茶人也帶到印度，幫當地機構建立了茶園。此外，他也從中國帶了許多觀賞植物回到英國，並調查過很多有關茶葉種植與生產的問題。他寫的幾本關於東亞旅行的遊記在英國大受歡迎，為他贏得中國旅行家的美譽。

福鈞到底是探險家、植物獵人，或者他根本就是個不折扣的商業間諜？上述這兩本著作雖然都略有提及，但都沒有深究，無法滿足我們對於這位傳奇人物所留下來的種種事跡的好奇。好在，近來的一本新書《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麥田，2014），補足了這塊十九世紀中國茶葉探險史的拼圖缺塊。

作者莎拉．羅斯（Sarah Rose）擁有哈佛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學位，曾獲紐約藝術基金會獎助，本書為她的第一本著作，英文原書於 2009 年出版，甫上市即好評不斷。《亞洲書評》評價說：「羅斯將晚清情景、全球經濟、植物學發展、茶產業、維多利亞衛生狀況與其它奇聞異事，融入這本大眾歷史著作」；《芝加哥週日時報》則精確地抓到本書的梗，直說：「請暫停腳步，想像一下你享用的這杯茶是非法的，引來的爭議有『遭竊！』、『搶劫！』、『詐騙』、『國際商業間諜之最！』」；更有倫敦《週日快報》讚譽說：「老茶館除了掛那些令他們自鳴得意的女王和邱吉爾肖像，也該掛一張茶葉救星的照片吧？」。當初我一接觸原作，就深深受到裡頭的探險故事所吸引。遂於 2012 年初推薦給臺灣的麥田出版社，很高興終於在今年六月見到中譯本的問世。

這不是一本嚴格定義下的史學研究著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本大眾歷史讀物。難能可貴地是，作者大量引用了福鈞的四本遊記、福鈞與東印度公司來往書信、大英圖書館藏檔案，以及數百種相關史學研究與文件，以優美的文字，深入淺出地將這段探險故事展現在讀者面前。他提到了許多重要研究，像范發迪的《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Sidney W. Mintz 的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名著《甜與權力》（1986）、Sandra Knapp的《種子大冒險》（2003）、鄭揚文的《中國鴉片社會生活史》（2005）。此外，史學界常見的近代中國史研究學者史景遷、孔飛力、魏斐德、徐中約，也在書末名單之中。

在這個時代，一本書要吸引讀者，不僅要有好的題材，還要會說大眾感興趣的故事。在過往，我們只知有史景遷、寫《維梅爾的帽子》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太平天國之秋》的普拉特（Stephen R. Platt）、《決戰熱蘭遮》的歐陽泰（Tonio Andrade），現在又多了一位寫手，羅斯也有這樣的好本事。

她在一開始的前言，就抓住了我們的目光。她寫道：「現在，英人活動範圍不再侷限於中國最南岸，而是能深入產茶與製茶區。若想在印度製茶，英國必須取得頂級茶樹的健康標本、數以千計的種子，及中國知名茶廠流傳千年的知識。這項任務得交給植物獵人、園藝家、竊賊、間諜。英國需要的人，名為羅伯．福鈞」。

要瞭解福鈞的故事，先要將視野放在全球史的脈絡。故事的背景約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說當時世界地圖因植物而改寫也不為過。中英兩大帝國因罌粟及茶，掀起戰爭，致使版圖巨變。在此之前，東印度公司將鴉片賣到中國，收入用來買茶，中國則將茶賺取到的白銀，向來自印度的英國商人買進鴉片，這樣的三邊貿易關係持續了近兩百年，曾推動過世界性的經濟結構。

1842 年秋，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上述穩定關係似乎被打破。對英國而言，若鴉片合法化，會造成經濟三角關係出現缺口，導致英國不再有錢買茶，因此需要另外找尋茶葉種植的新出路。福鈞在兩國結束交惡之際，成為外交部第一個許可前往中國的人。當時英國的第一要務，尤其對皇家園藝學會而言，這是派遣探險人員深入中國，發現植物原料並加以運用的破天荒最好時機。

多虧有了《中國北方三年行》、《和華人同居》、《茶葉之國的旅行》、《江戶與北京》這四部遊記保留下來，羅斯讓我們知道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原來印度最早生產的本土茶是阿薩姆省的印度原生茶，儘管外觀和中國茶相似，但公司仍無法讓阿薩姆茶變好喝，更不用說要與中國茶一較高下，之後，才將希望寄托在喜馬拉雅山的高山茶區。1846 年，英國已經有了這樣的認識，東印度公司的原型茶不夠精緻，若能輸出中國頂級製茶者的方法到印度，並聘請中國專家到喜馬拉雅山，訓練茶農製茶，必能改善該地後天的不足。此時最好的茶樹種子及製茶過程的知識，成了東印度公司的首要目標。

在這樣的遠因與近因情況下，使得切爾西藥用植物園的管理員福鈞的命運有了大的翻轉，之後的一連串公司交辦的任務，註定讓他會在這波植物的物種大交換的歷史裡，留下名聲。

透過羅斯的細微考證與豐富的歷史想像，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人物與事跡躍然紙上。我們因而知道：倫敦醫師華德（Nathaniel Ward）所發明「玻璃箱」改善了植物運送的困難性，此後，秘魯的金雞納樹可以運到印度次大陸，治療飽受瘧疾肆虐的英軍。福鈞是怎麼在東印度公司的園藝顧問羅伊爾醫師（John Royle）的提議下，重返中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植物獵人。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找茶」——，找尋上等茶苗與種子。這樣的任務替福鈞帶來了豐厚的報酬，年薪五百英鎊，相當於今日的五萬五千美元，此外還支付來回旅費與貨運開銷。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福鈞在中國助手的協助下，喬裝打扮成中國人，順著長江流域來到安徽產茶區。在那兒的綠茶廠，他發現中國茶工手指之所以常是藍色的，原來是因為「普魯士藍」的緣故。此外，在烘培茶葉區，他又發現了參雜石膏的技術。這些加工的色素，使中國綠茶顏色一致又好看，可以讓茶賣個好價錢。在松蘿山的上等綠茶產區，福鈞採集種子，挖掘茶苗，還發現了特別的小檗屬植物。這次的經驗，象徵了中國知名綠茶產區與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觸。

此後，他又到了武夷山，採集到頂級紅茶的茶苗。在此之前，從未有西方人進入如此遙遠的地方。在武夷山，他認識到採茶的審慎態度也會影響茶的價格。他巨細靡遺地記錄各種田野資訊，包含了經緯度、雨量、土壤質地與顏色；也確認了茶園的土地多岩石，以及需要有良好的排水。

1849 年秋天，福鈞回到上海，經過多次失敗的經驗，他終於研究出運送茶樹種子到加爾各答植物園的方法「種子移植法」：先讓種子在華德箱發芽，這比運送活體小苗多出十倍的存活量。1851 年 2 月，福鈞陪同最後一批華德箱運到加爾各答，四月底運到薩哈蘭普爾園區時，開箱還存活的植株超過一萬兩千多株，發芽的更無計其數。此後，這兩個茶區加上大吉嶺，多少都有福鈞帶來的泥土與種子混合的茶株。不到數十年，印度的新興的喜馬拉雅的製茶產業，很快就超越了中國茶的品質、產量與價格，成為英國最重要的資產。

然而，福鈞的植物獵人故事並未因此而結束，在此之後，他又接受其他單位委託，再次前往中國。1861 年，他的最後一次遠東行來到了中國與日本，回去後還寫出最後一本遊記《江戶與北京》。有關這段歷史，羅斯沒有再進一步的著墨。有興趣的讀者，或許從中，可以再找出另一段精彩的故事。

在本書的末章，羅斯也為福鈞的植物獵人事業作了評語。在蘇伊士運河開通後，中英航程縮短到一個月，植物運送的威脅小了許多，電報的出現讓訊息得以快速傳播，像福鈞這樣的植物獵人很快被時代淘汰。福鈞從中國竊取茶苗與茶種及各種技術時，堪稱史上最大的商業機密竊案。要是到了今天，肯定這樣的行為會被視為產業間諜。

若以生態的角度來看，羅斯也提醒我們，不應讓原生植物大量傳布到全球各地，物種的交換進入新的地方，可能沒有自然天敵與競爭者，過度繁殖的結果容易造成生態危機。福鈞看似英雄似的植物探查行為，可能會造成不同地區的生態陷入難以挽回的浩劫。

透過羅斯的敘事筆法所寫的《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我們的確看到了一幅茶葉如何改變中英財富版圖的有趣圖像。然而，這之中仍有許多歷史的細節問題有待解決。讀者若還一猶未儘的話，或許可以找出筆者指導的一篇碩論來看。康凱原的《改變中英茶葉貿易的科學調查：植物獵人福瓊（Robert Fortune）的茶樹調查與移植》（東華大學歷史所，2013），寫法和羅斯類似，文中除了有更細緻的史學討論與詳盡書目外，還延伸談到中國此後的因應態度。例如中國如何為了搶回茶葉利權，曾派出考察團到印度和斯里蘭卡；考察團回國後，又如何針對印度的機械製茶，提出何種改良的方法等等。

有了這些研究的參照比較，更能讓我們明瞭，福鈞究竟是一位園丁、植物學者、探險家、植物獵人還是商業間諜? 或者以上皆是。

（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