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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讀《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編輯部 2016-08-06

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

猶記讀醫學院三年級,面對必修的微生物學,不管是期中期末考或是醫師執照考試,記住那成百上千的病原體只是入門基礎。翻開醫用微生物學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微生物實驗在傳染病診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因此醫師應學習微生物學。


此宣告的確提出了個正當性,讓醫學生修習微生物學、教授講授微生物學、醫學院實驗室研究微生物學,然而,就在筆者醫學院畢業、跨領域到 STS(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後,開始反思如此的斷言和正當性,絕非想當然耳。


舉例來說,人類與傳染病的關係自有文字出現就已記載,各個古文明、傳統醫療都發展出各自的病因詮釋系統和治療方式,微生物實驗和實驗室卻只是近兩百多年才出現的產物,是怎麼樣的歷史機緣,讓微生物實驗跟傳染病產生強大的連結?再者,研究生物研究自然本是博物學家的工作,是怎麼樣的歷史發展,讓微生物學知識成為衛生學者、醫師必修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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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1947-)的經典著作,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也是 STS 領域的顯學。由於該書的導讀已對 ANT 做精要的介紹,本文無須班門弄斧,筆者將採另一角度,於本文以該書之歷史資料來回答: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


Bruno Latour (Source: Knowtex@Flickr)
Bruno Latour
(Source: Knowtex@Flickr)

國民的健康是國家的財富

時間回到 1870 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後,社會上大量湧現「改革為當務之急」的口號,《科學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提到:「國力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言外之意,健康不僅是個人財富,還攸關國家大事,國民的健康就是國家的財富,那麼,誰來維持、保護國民的健康?當時提供衛生知識、倡導健康行為的專家,即是衛生學家。


然而,當時的衛生學並不是現在所言的公共衛生,而是強調包山包海都要注意的傳統衛生學。疾病的發生跟風、光、熱、水、土有關,生活習慣、工作、教育也不無關係,衛生建議不停地疊加、從不刪減,可是,理解一切致病事物,也意味著什麼都不理解,當倡議要成為衛生行動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因為沒有重點。


也就是說,傳統衛生學的理論提到許多可能致病的原因,但一來顯得分散沒有重點,二來也無法說明,為何相同的環境有人會得病,有人卻不會生病。


此時,巴斯德的微生物實驗吸引了衛生學家的目光。


舉起全世界的實驗室

我們常認為實驗室生產出來的科學知識是無可爭議,實驗室是知識的聖殿,但拉圖並不這麼認為,他以巴斯德的微生物實驗室為例,強調區分科學與社會是沒有意義的。


在此容筆者岔題一下,許多剛認識拉圖或是《巴斯德的實驗室》的讀者會以 ANT 的觀點,認為該書是在講一群巴斯德們(巴斯德、實驗室、細菌、農民……等一大堆人與非人行動者)的故事。


此說法只講對了一半,事實上,拉圖寫作《巴斯德的實驗室》的目的是要面對傳統史家、結構主義下社會學、人類學的挑戰,因此在該書第二章,先以人物史方法處理巴斯德的生平,著眼於巴斯德本人如何跟異質學科結盟的過程,接著第三章點出傳統人物史敘述對理解巴斯德與實驗室的不足。


回到巴斯德身上,原本從事結晶學研究的他,因接觸釀酒業的酵母問題,逕自離開結晶學,與化學家一同投入發酵工業,將工業、經濟的問題轉變為實驗室的課題,巴斯德這樣從 A 學科到 B 學科再到 C 學科的轉變,拉圖稱之為橫向位移。其中最為精采的便是炭疽菌的研究。


正在作實驗的巴斯德。 (Source: wikipedia)
正在作實驗的巴斯德。
(Source: wikipedia)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2]提到炭疽症使得農業產值下降,是當時法國農業最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國政府急欲處理的傳染病。在傳統衛生學的理論下,需考慮影響疾病的一切變因,包括土地、風、氣候、農耕系統等,因此人們認為炭疽病是由多因素共同造成,不太相信有任何單一的病因解釋。巴斯德首先是在農場邊建立實驗室,在嘈雜凌亂的農場裡,學習農夫與獸醫對炭疽熱的知識,接著,他將農場的細菌帶回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做大量培養,讓原本肉眼看不見的細菌,成為可見可摸的菌落,不過這一步仍無法將細菌和疾病接上線。


再來,他用動物模式讓炭疽菌感染動物,模擬出小規模的疾病傳染,並用圖表與儀器細緻的控制和記錄整個過程,細菌跟疾病終於產生關係了,可是這個實驗終究只有研究人員看到。


因此,最後一步就是要讓全國民眾共同見證,他不只用白紙黑字的科學論文說服其他科學家,更將開發出的疫苗帶到普儀堡的農場進行實驗,邀集農夫、獸醫、官員、記者、民眾一同觀看這實驗,有注射炭疽疫苗的牛羊倖免罹病,而未注射的組別則感染炭疽病死去,透過親眼見證或是報章雜誌的報導,細菌和疾病的關係更加緊密、強大,而且不只是科學知識上的演繹,更是有社會認可的真實,微生物學知識變得無可爭議。


於是乎,巴斯德透過微生物實驗室做為支點,藉由跟農夫、獸醫,以及非人行動者炭疽菌結盟,反轉原有影響力的強弱關係,調動了全世界對傳染病和細菌的認知,更重要的是說服衛生學家,將他們也納入巴斯德的網絡中。


拉圖以戰爭為比喻,衛生學家利用微生物學的證據,將敵人集中到「必經關口」(point de passage obligé,類似隘口),此時衛生學家只要集中火力便有機會由弱轉強,壓制傳染病。另一方面,這些成為巴斯德們的衛生學家也透過科學論文向知識界施壓,逼迫讀者改變心中所信之事,遂此,微生物學知識也開始向醫界叩關。


從忽視到重視,與微生物結盟的醫師

稍微瞭解歐洲醫療史的讀者應該知道,內科醫師與外科醫師是不同的起源,內科醫師來自學院的訓練,掌握醫學理論和藥物使用知識,外科醫師則起源於替人放血的俗民領域,類似理髮師行會,直到十八世紀的戰爭中,外科醫師在軍醫學扮演新的角色,地位才隨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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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為病人放血的理髮師

面對新興的微生物學知識時,不同科別的醫師團體有著相異的態度,外科醫師使用了抗菌劑,使得外科手術能夠觸及深藏體內的臟器,特別是在軍醫方面,在了解巴斯德學說以後,軍力迅速發展起來,可是,這一套對內科醫師(簡稱為醫師)卻不管用。


十九世紀時,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密談關係、信任是內科醫師的執業重點、也是利益之所在,太偏向公共事務和生物學的微生物知識,無法吸引內科醫師加入,再者,家禽家畜跟人體醫學的關聯不大,狂犬病雖然駭人聽聞,但卻是罕見的病症,而且藥物還需到巴黎的巴斯德實驗室才拿得到,對於內科醫師而言,微生物學對他們沒有用處。


然而,這群衛生學家、巴斯德們,透過實驗室的技術、文本(書面或修辭)以及社會實作,影響民眾對疾病的認知,也促使政府隔離受感染的病人以切斷傳染路徑。為了迅速隔離,醫師須要向政府舉報他的病人被感染了,疾病不只是個人的不幸,而是對公共秩序的危害,醫病的密談關係受到衝擊。


另一方面,民眾接受微生物的概念,由被動變成主動,而醫師為了維持病人的信任,微生物學知識成醫師無可避免的新知,否則,將被視為愚昧無能。就如同戰場的比喻,醫師們也被集中到巴斯德們所建構之「必經關口」,就等古板的醫師通過關口、擁抱微生物學、成為巴斯德們的盟友。


讓醫師們通過關口,不只是要造社會氛圍之形勢,更需要一些突破點、臨門一腳。


首先是來自醫師團體內部人力過剩、瓜分市場的壓力,1900 年,醫學工會期刊一篇徵求職場擁擠的解救良方,古梵(Gouffin)醫師提出以增加細菌學、拉丁語等課程來延長醫師的修業年限,限制年輕同仁的數目。再者,許多醫師也在出診費裡加入消毒殺菌的費用,微生物學知識成為可計價的利益。三者,白喉疫情的爆發,不只是治療需要疫苗血清,醫師最重要的工作—診斷白喉,亦須微生物實驗的顯微鏡才能確診。


於是乎,醫師開始成為巴斯德們的盟友,接受微生物學。更有甚者,醫師還仿效巴斯德們的位移彈跳,藉由微生物學鞏固自身的專業,排擠醫療市場上的競爭者,如藥劑師、江湖郎中、修女等,也透過與衛生政策結盟,從病榻走向國家,在家庭計畫與都市建議中都有一席之地。


現代又進步的微生物

行筆至此,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微生物實驗在傳染病診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非那麼的想當然耳。從微生物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到微生物跟公共衛生、國家結盟,甚至成為醫學必修知識,都是在近兩百多年間所發生的事,雖然《巴斯德的實驗室》提供的歷史資訊不如史學研究那麼豐富,但拉圖利用三份跟巴斯德有關的期刊《科學雜誌》、《巴斯德學會年鑑》、《醫學總匯》,指出透過近代才出現的實驗室,微生物以不同形式的再現,不只展示其科學性,也展現其政治性,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微生物學隨著歐美列強進入東亞,尤其是德國的實驗室醫學,微生物學更成為現代、進步的象徵。


日本明治維新,長與專齋醫師到德國考察,將其醫療和疾病管理制度帶回日本,還借用並轉換《莊子》裡「保衛生命」的字詞,賦予其德式的醫療及疾病管理制度的內容,而微生物學及傳染病控制即是重點。[3]於是乎,在近代東亞,「衛生」成為政府對民眾生命的管理之一,國家權力透過醫療衛生,進入民眾的生老病死,「微生物學」即被視為具有現代性的象徵,更是日本醫界學閥競爭攻訐的知識場域。[4]


在日本侵略及殖民東亞各國後,微生物學更影響了中國傳統醫學的現代化。皮國立考察Typhoid 翻譯成「傷寒」病名的一連串歷史變化,指出民初中醫的在知識轉型,一來要面對自身學術內部的問題,二來又要以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反映出傳統中醫在面臨西化或現代性的碰撞時,如何選擇性地吸收與抗拒微生物學的衝擊,使傳統中醫得以更新並延續傳統知識脈絡。[5]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1895)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1895)

一起進入《巴斯德的實驗室》尋找解答

「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這個看似白目、發牢騷的問題,原來背後隱藏著科學、醫學及世界史重要的議題。《巴斯德的實驗室》是本 STS 的經典書籍,也是 ANT 的奠基之作,或許您對理論不感興趣,但筆者建議並邀請醫學院師生、對醫學有興趣的朋友,試著提出跟微生物學有關的問題,利用該書提供的資料找尋解答。




[1] Fritz H. Kayser等著,林雅琳譯,《彩色圖解醫用微生物學》,合記圖書出版社,2009,頁2。


[2] Latour, Bruno,1983/2004,〈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林宗德譯,雷祥麟校訂導讀,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譯《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頁 219-264。


[3]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4]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5] 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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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編輯部
刊登日期 2016-08-06

文章分類 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