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讀《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

猶記讀醫學院三年級，面對必修的微生物學，不管是期中期末考或是醫師執照考試，記住那成百上千的病原體只是入門基礎。翻開醫用微生物學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微生物實驗在傳染病診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因此醫師應學習微生物學。

此宣告的確提出了個正當性，讓醫學生修習微生物學、教授講授微生物學、醫學院實驗室研究微生物學，然而，就在筆者醫學院畢業、跨領域到 STS（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後，開始反思如此的斷言和正當性，絕非想當然耳。

舉例來說，人類與傳染病的關係自有文字出現就已記載，各個古文明、傳統醫療都發展出各自的病因詮釋系統和治療方式，微生物實驗和實驗室卻只是近兩百多年才出現的產物，是怎麼樣的歷史機緣，讓微生物實驗跟傳染病產生強大的連結？再者，研究生物研究自然本是博物學家的工作，是怎麼樣的歷史發展，讓微生物學知識成為衛生學者、醫師必修的課程？

《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1947-）的經典著作，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也是 STS 領域的顯學。由於該書的導讀已對 ANT 做精要的介紹，本文無須班門弄斧，筆者將採另一角度，於本文以該書之歷史資料來回答：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

國民的健康是國家的財富

時間回到 1870 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後，社會上大量湧現「改革為當務之急」的口號，《科學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提到：「國力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言外之意，健康不僅是個人財富，還攸關國家大事，國民的健康就是國家的財富，那麼，誰來維持、保護國民的健康？當時提供衛生知識、倡導健康行為的專家，即是衛生學家。

然而，當時的衛生學並不是現在所言的公共衛生，而是強調包山包海都要注意的傳統衛生學。疾病的發生跟風、光、熱、水、土有關，生活習慣、工作、教育也不無關係，衛生建議不停地疊加、從不刪減，可是，理解一切致病事物，也意味著什麼都不理解，當倡議要成為衛生行動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因為沒有重點。

也就是說，傳統衛生學的理論提到許多可能致病的原因，但一來顯得分散沒有重點，二來也無法說明，為何相同的環境有人會得病，有人卻不會生病。

此時，巴斯德的微生物實驗吸引了衛生學家的目光。

舉起全世界的實驗室

我們常認為實驗室生產出來的科學知識是無可爭議，實驗室是知識的聖殿，但拉圖並不這麼認為，他以巴斯德的微生物實驗室為例，強調區分科學與社會是沒有意義的。

在此容筆者岔題一下，許多剛認識拉圖或是《巴斯德的實驗室》的讀者會以 ANT 的觀點，認為該書是在講一群巴斯德們（巴斯德、實驗室、細菌、農民……等一大堆人與非人行動者）的故事。

此說法只講對了一半，事實上，拉圖寫作《巴斯德的實驗室》的目的是要面對傳統史家、結構主義下社會學、人類學的挑戰，因此在該書第二章，先以人物史方法處理巴斯德的生平，著眼於巴斯德本人如何跟異質學科結盟的過程，接著第三章點出傳統人物史敘述對理解巴斯德與實驗室的不足。

回到巴斯德身上，原本從事結晶學研究的他，因接觸釀酒業的酵母問題，逕自離開結晶學，與化學家一同投入發酵工業，將工業、經濟的問題轉變為實驗室的課題，巴斯德這樣從 A 學科到 B 學科再到 C 學科的轉變，拉圖稱之為橫向位移。其中最為精采的便是炭疽菌的研究。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2]提到炭疽症使得農業產值下降，是當時法國農業最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國政府急欲處理的傳染病。在傳統衛生學的理論下，需考慮影響疾病的一切變因，包括土地、風、氣候、農耕系統等，因此人們認為炭疽病是由多因素共同造成，不太相信有任何單一的病因解釋。巴斯德首先是在農場邊建立實驗室，在嘈雜凌亂的農場裡，學習農夫與獸醫對炭疽熱的知識，接著，他將農場的細菌帶回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做大量培養，讓原本肉眼看不見的細菌，成為可見可摸的菌落，不過這一步仍無法將細菌和疾病接上線。

再來，他用動物模式讓炭疽菌感染動物，模擬出小規模的疾病傳染，並用圖表與儀器細緻的控制和記錄整個過程，細菌跟疾病終於產生關係了，可是這個實驗終究只有研究人員看到。

因此，最後一步就是要讓全國民眾共同見證，他不只用白紙黑字的科學論文說服其他科學家，更將開發出的疫苗帶到普儀堡的農場進行實驗，邀集農夫、獸醫、官員、記者、民眾一同觀看這實驗，有注射炭疽疫苗的牛羊倖免罹病，而未注射的組別則感染炭疽病死去，透過親眼見證或是報章雜誌的報導，細菌和疾病的關係更加緊密、強大，而且不只是科學知識上的演繹，更是有社會認可的真實，微生物學知識變得無可爭議。

於是乎，巴斯德透過微生物實驗室做為支點，藉由跟農夫、獸醫，以及非人行動者炭疽菌結盟，反轉原有影響力的強弱關係，調動了全世界對傳染病和細菌的認知，更重要的是說服衛生學家，將他們也納入巴斯德的網絡中。

拉圖以戰爭為比喻，衛生學家利用微生物學的證據，將敵人集中到「必經關口」（point de passage obligé，類似隘口），此時衛生學家只要集中火力便有機會由弱轉強，壓制傳染病。另一方面，這些成為巴斯德們的衛生學家也透過科學論文向知識界施壓，逼迫讀者改變心中所信之事，遂此，微生物學知識也開始向醫界叩關。

從忽視到重視，與微生物結盟的醫師

稍微瞭解歐洲醫療史的讀者應該知道，內科醫師與外科醫師是不同的起源，內科醫師來自學院的訓練，掌握醫學理論和藥物使用知識，外科醫師則起源於替人放血的俗民領域，類似理髮師行會，直到十八世紀的戰爭中，外科醫師在軍醫學扮演新的角色，地位才隨之提升。

面對新興的微生物學知識時，不同科別的醫師團體有著相異的態度，外科醫師使用了抗菌劑，使得外科手術能夠觸及深藏體內的臟器，特別是在軍醫方面，在了解巴斯德學說以後，軍力迅速發展起來，可是，這一套對內科醫師（簡稱為醫師）卻不管用。

十九世紀時，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密談關係、信任是內科醫師的執業重點、也是利益之所在，太偏向公共事務和生物學的微生物知識，無法吸引內科醫師加入，再者，家禽家畜跟人體醫學的關聯不大，狂犬病雖然駭人聽聞，但卻是罕見的病症，而且藥物還需到巴黎的巴斯德實驗室才拿得到，對於內科醫師而言，微生物學對他們沒有用處。

然而，這群衛生學家、巴斯德們，透過實驗室的技術、文本（書面或修辭）以及社會實作，影響民眾對疾病的認知，也促使政府隔離受感染的病人以切斷傳染路徑。為了迅速隔離，醫師須要向政府舉報他的病人被感染了，疾病不只是個人的不幸，而是對公共秩序的危害，醫病的密談關係受到衝擊。

另一方面，民眾接受微生物的概念，由被動變成主動，而醫師為了維持病人的信任，微生物學知識成醫師無可避免的新知，否則，將被視為愚昧無能。就如同戰場的比喻，醫師們也被集中到巴斯德們所建構之「必經關口」，就等古板的醫師通過關口、擁抱微生物學、成為巴斯德們的盟友。

讓醫師們通過關口，不只是要造社會氛圍之形勢，更需要一些突破點、臨門一腳。

首先是來自醫師團體內部人力過剩、瓜分市場的壓力，1900 年，醫學工會期刊一篇徵求職場擁擠的解救良方，古梵（Gouffin）醫師提出以增加細菌學、拉丁語等課程來延長醫師的修業年限，限制年輕同仁的數目。再者，許多醫師也在出診費裡加入消毒殺菌的費用，微生物學知識成為可計價的利益。三者，白喉疫情的爆發，不只是治療需要疫苗血清，醫師最重要的工作—診斷白喉，亦須微生物實驗的顯微鏡才能確診。

於是乎，醫師開始成為巴斯德們的盟友，接受微生物學。更有甚者，醫師還仿效巴斯德們的位移彈跳，藉由微生物學鞏固自身的專業，排擠醫療市場上的競爭者，如藥劑師、江湖郎中、修女等，也透過與衛生政策結盟，從病榻走向國家，在家庭計畫與都市建議中都有一席之地。

現代又進步的微生物

行筆至此，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微生物實驗在傳染病診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非那麼的想當然耳。從微生物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到微生物跟公共衛生、國家結盟，甚至成為醫學必修知識，都是在近兩百多年間所發生的事，雖然《巴斯德的實驗室》提供的歷史資訊不如史學研究那麼豐富，但拉圖利用三份跟巴斯德有關的期刊《科學雜誌》、《巴斯德學會年鑑》、《醫學總匯》，指出透過近代才出現的實驗室，微生物以不同形式的再現，不只展示其科學性，也展現其政治性，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微生物學隨著歐美列強進入東亞，尤其是德國的實驗室醫學，微生物學更成為現代、進步的象徵。

日本明治維新，長與專齋醫師到德國考察，將其醫療和疾病管理制度帶回日本，還借用並轉換《莊子》裡「保衛生命」的字詞，賦予其德式的醫療及疾病管理制度的內容，而微生物學及傳染病控制即是重點。[3]於是乎，在近代東亞，「衛生」成為政府對民眾生命的管理之一，國家權力透過醫療衛生，進入民眾的生老病死，「微生物學」即被視為具有現代性的象徵，更是日本醫界學閥競爭攻訐的知識場域。[4]

在日本侵略及殖民東亞各國後，微生物學更影響了中國傳統醫學的現代化。皮國立考察Typhoid 翻譯成「傷寒」病名的一連串歷史變化，指出民初中醫的在知識轉型，一來要面對自身學術內部的問題，二來又要以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反映出傳統中醫在面臨西化或現代性的碰撞時，如何選擇性地吸收與抗拒微生物學的衝擊，使傳統中醫得以更新並延續傳統知識脈絡。[5]

一起進入《巴斯德的實驗室》尋找解答

「醫師為何要學微生物？」這個看似白目、發牢騷的問題，原來背後隱藏著科學、醫學及世界史重要的議題。《巴斯德的實驗室》是本 STS 的經典書籍，也是 ANT 的奠基之作，或許您對理論不感興趣，但筆者建議並邀請醫學院師生、對醫學有興趣的朋友，試著提出跟微生物學有關的問題，利用該書提供的資料找尋解答。

[1] Fritz H. Kayser等著，林雅琳譯，《彩色圖解醫用微生物學》，合記圖書出版社，2009，頁2。

[2] Latour, Bruno，1983/2004，〈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林宗德譯，雷祥麟校訂導讀，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譯《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頁 219-264。

[3]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4]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5] 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