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剩女」如何面對歧視、壓迫與污名

11 月 11 日的光棍節（又稱雙十一節）在不久之前才剛落幕。這個原本在網路與校園文化中流行的娛樂性節日，從 2009 年開始，由淘寶網推出的雙十一購物狂歡活動，在許多電子商務公司紛紛跟進之下，逐漸演變為全球性的雙十一購物狂歡節，網路購物的交易額可說年年創下新高。

不過，有學者指出，雙十一購物狂歡節買氣蓬勃的背後所隱含的，其實是中國性別失衡的社會衝擊問題。[1] 另外，就在雙十一之前，中共當局宣布一胎化政策解禁，全面開放所謂的「二孩」。持續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長的同時，也讓中國面臨了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少子化、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即使單身男性被視為社會穩定的一種威脅，但「剩男」問題在中國社會並未獲得太多的關注與議論，反倒年近三十，居住於城市的高學歷高收入，卻仍未進入婚姻的女性，承擔更為沉重的，來自家庭、社會，甚至國家媒體所施加的結婚壓力與單身污名，被貼上了所謂的「剩女」的標籤。

回溯過往的歷史，現今中國女性的婚姻與財產權現況，是與時俱進抑或呈現倒退？目前中國的性別平權運動，又如何在國家的壓迫與性別歧視之下展開抵抗？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所著的這本《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所提供的視角與觀察，正好打破了過去我們對於上述問題的迷思。

作者出生於香港，自小隨外交官父親與語言學家母親常駐國外，哈佛與史丹福大學修讀東亞研究，其後在美國之音新聞部擔任記者期間，曾以中緬邊界販賣婦女的報導影片，獲得專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的優秀記者獎項，可以說長期關注亞洲的社會與性別問題。而本書是作者在中國清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以兩年半時間，通過訪談兩百多位受訪者為基礎的調查研究成果，於 2014 年以英文出版成書，並廣受好評，今年則在臺港兩地以中文出版。

本書的調查指出，「剩女」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個虛構的假議題。

2007 年以來，中國官方透過新聞報導、社論、電視節目等媒體，以「工作太專注」、「事業野心太大」、「擇偶標準太挑剔」、「不願降低標準」等論述，對於居住在城市，年近三十的高學歷單身女子進行鋪天蓋地的污名化運動。[2] 官方媒體透過一連串的運作，藉此形塑大眾對於「剩女」的意識形態，試圖以此來使上述被歸類為「剩女」的單身女性，停止專注於工作並走入婚姻，目的是在性別失衡危機之下，向高學歷的單身女子推廣婚姻與生育，來遂行其提高人口素質的政策，並維持社會穩定。

馴服焦躁的男性並走入婚姻與生育，被視為女性的一種「天職」，反之則被視為威脅社會道德結構。官方的媒體運動影響所及，致使許多高學歷的年輕女性，在媒體與親友的輪番「轟炸」之下，將「剩女」逐漸內化為內心的一種恐慌，由於背負著強大的結婚壓力，往往拉著不適合的結婚對象，倉促的走進婚姻。

而男多女少的人口結構，並未使女性在婚姻市場中佔有優勢，反而是為了避免婚約中止，淪為所謂的「剩女」，導致在婚姻的各種權益上做出過多的讓步，特別是購買房產一事之上。

由於在中國，現行房產登記制度的缺失，女性即使贊助了部分資金幫助男方購買新房，但房產卻難以登記在兩個人名下，為了擺脫「剩女」的標籤，很多女性寧願為了走入婚姻，而放棄爭取房產為夫妻兩人共同持有。再加上男方往往能夠獲得來自父母親友較多的購屋資金，致使夫家往往對房產的登記有較大的發言權，因此房產登記的所有權人，往往都是登記為男性。

作者也提到，先買房再結婚的要求，表面上看似是女性及其家人爭取婚姻保障的一種表現，而媒體也常製造出扛下購屋的巨大壓力，皆由男性全數承擔的論述，但許多男性在買房時，能獲得較多父母或長輩的金援，得以購買房產，卻是不爭的事實。

反觀女性，尋求父母或家人協助購屋卻相當困難，甚至在孝道的壓力下，被要求出資贊助旁系的男性親戚買房，都是很普遍的事。此外，許多女性亦不認為自己能夠如同男性一樣，向父母提出金援購屋的要求；或即使自己也有挹注資金協助購屋，但房產的所有權只登記在丈夫名下也認為並無不妥。可以說女性與男性一樣承擔了結婚購屋的沉重壓力，卻常在付出可觀的購屋經費之後，又被迫放棄房產的所有權。

從國家媒體形塑的「剩女」污名；社會再度接受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劃分；以及財產登記制度的缺失，將女性累積房產財富的權益加以排除，女性的婚姻權與財產權，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以至於迄今，正逐步遭到侵蝕並走向倒退。

作者也在書中透過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加以佐證這種倒退的現象，女性今日財產權的薄弱，遠遠不如一千年前給予女性最大財產繼承權的宋代。元代以征服王朝入主中國，重新制定了符合蒙古草原傳統，與儒家父權習俗的財產繼承制度，自此以後女性財產繼承權的黃金時代走向逆轉，無論在財產繼承、婚姻和生育的法律與社會規範，都以改寫成對女性相當不利的狀況。

現今有許多父母寧可提供資金給家中的男性親戚購屋，卻不願意出資協助女兒購屋的心態或現象，作者認為這證明了無論帶有歧視的社會習俗有多久遠，都有可能繼續流傳並重新出現，就連女性自身亦不會質疑，亦不認為應該抱持開放討論的態度。

作者認為，「剩女」魔咒、女性財產權的薄弱與性別歧視之下，其影響並非僅只於上述情況，女性在財產權作出過多讓步的婚姻中，若是遭遇家暴，受限於法律障礙與經濟上對男方的依賴，只能繼續困在婚姻的暴力中難以脫身。而女性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同妻」；[3] 單身或不同性傾向的族群，由於不符合異性戀模式的婚姻，在購屋、性別歧視與暴力的威脅陰影下，面臨更為嚴峻的處境。

本書的其中一位受訪者曾表示過如下的控訴：

即使面對社會上的性別歧視，與國安機制的壓迫，作者也發現到，也有許多女性開始如同上述受訪者一樣，意識到深植於國家與社會加諸於自身的歧視與不公，並展開以各種低調的組織，來進行高調的抗爭行動，像藝術表演、佔領男廁運動、同志平權等運動來從事反擊。

毋庸置疑，台灣對於所謂的「剩女」，抑或是來自日文的「敗犬」一詞相信並不陌生，從東亞各國的網路、新聞與諸多戲劇節目的交流中，類似的討論與戲劇題材可說俯拾即是。

像是近期由舒淇領銜主演的電影「剩者為王」；2012 年由菅野美穗、天海祐希主演的日劇「不結婚」(結婚しない)；2009 年楊謹華、阮經天主演的偶像劇「敗犬女王」，或是貼著「大齡剩女，追撞必嫁」標語在街道穿梭，一度引起話題的小汽車。

這些無一不反映了東亞各國社會，對於步入中年、學歷與工作皆有一定成就的女性，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因為社會所賦予的性別角色與期待，承受著自身尚未步入婚姻的焦慮，與周遭對大齡單身的鄙夷，尤其是家人的不諒解。

那麼，從本書所揭露的，由國家媒體在背後所操弄的所謂中國「剩女」的污名、性別歧視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大規模復甦，所連帶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上，能夠帶給台灣讀者哪些啟示呢？

睽諸過往的歷史，其實性別平等並非總是呈線性發展且逐步走向越來越進步的狀態，權益的爭取總是困難重重，但是權益的喪失卻總是非常容易。

或許我們應該慶幸，生活在這塊相對自由開放的土地，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須時常面對不時出現於生活周遭，諸如對女強人或女博士的妖魔化，或是「單身女性無法了解一個家庭的需要」、「穿裙子不適合當三軍統帥」等與性別平權背道而馳，或帶有性別歧視的言論。

筆者認為，面對這些時而顯現，時而潛伏在你我周遭，與平權相違的意識形態，應該保持警覺，或許日後可能又會形成一股逆流，朝向我們反撲，侵蝕多年來臺灣性平運動所累積的成果。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

 

[1] 林士清，〈光棍節看中國性別失衡的社會衝擊〉，新公民議會，2015/11/11，網址：http://newcongress.tw/?p=5397

[2] 無獨有偶，2014年由羅愛萍等人所著之《中國剩女調查：國內第一部中國剩女真實生活圖景調查實錄》，也與作者提出同樣的看法，認為「剩女」不過是媒體所創造的假議題，將某一女性群體歸類為「剩女」，製造逼婚的輿論並進行污名化。雖然與本書作者洪理達同樣聚焦於中國「剩女」問題，但兩者的訪談調查與研究則有不同的側重，羅氏以數十位大齡單身女性為中心進行深度訪談，了解其真實生活與困境，像是個人的焦慮、性經驗、家人的催婚、社交人際網路等，以及在媒體對其進行歧視化、污名化的形象落差；而洪氏所調查訪談的對象，除了上述的大齡單身女性之外，還包括許多已婚男性、女性與同志族群、性別平權運動者，可以說涵蓋了國家媒體操弄「剩女」議題之下的受害者，以及既得利益者。

[3] 嫁給男同性戀的異性戀女性，在中國被稱為「同妻」。根據媒體的抽樣調查，有高達九成的同妻曾遭受冷暴力、肢體衝突與嚴重家庭暴力。參見：〈中國同妻1600萬人 九成受訪者遭家暴〉，香港南華早報，2015/4/17，網址：http://www.nanzao.com/tc/national/14cc572d069fb4b/zhong-guo-tong-qi-1600-wan-ren-jiu-cheng-shou-fang-zhe-zao-jia-bao

[4] 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著，陳瑄譯，《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台北：八旗文化，2015)，頁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