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這是石破天驚的一年，這是翻天覆地的一年。共產黨勢力席捲中國，勢如破竹；國民黨節節敗退，終於將江山拱手讓人，避居一塊陌生的小島。從此神州易幟，山河變色。
這是臺灣讀者不會陌生的一段歷史。
十年之後，退居臺灣的蔣經國出版了一本小書，由中華民國國防部印製。序言中，他這樣寫著：「民國三十八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這一年中，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困難，以及我父親所處的地位環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惡劣和複雜。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滔駭浪中飄搖震盪；存續淪亡，決於俄頃。」
這本書，就叫《危急存亡之秋》。
《危急存亡之秋》收錄了蔣經國一九四九一整年的日記。書中他痛罵「朱毛匪幫」是「民族敗類」，同一時間又不禁哀嘆：「當此存亡絕續之交，危疑震撼之際，我在戰場上的軍心渙散，損兵折將，在政壇上的動搖怕死，變節投降，在經濟上的物資匱乏，金融紊亂，真是敗象亡徵，江河潰決。」
那年春節，大年初一，他黎明即起，在日記中寫道：「念一年又過，來年如何，實難想像；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憂愁中，度此年節。目前整個社會，充滿了血和淚，我縱慾新年言吉語，但事實如此，又如之何！」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國民黨軍隊已經棄守首都南京。前一天，蔣經國將妻兒送往臺灣避難，這天則準備和父親撤離溪口。他看著故鄉，心中百感交集，全反映在日記中：「極目四望，溪水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勢必重回故土。」
幾天之後，解放軍渡過長江，國民黨大勢已去。
但蔣經國的日記不只記錄了這些哀傷與悲痛，他還處處要為父親蔣介石辯護，說他「堅貞不二」、「不屈不撓」，又說他以「大無畏的精神、忍人之不能忍」，才能在這危急存亡之秋，「起死回生、轉危為安」。
這是許多人再熟悉不過的敘事與修辭。國土淪喪的憤恨、流離失所的無奈，大江大海轉眼之間成了殘山剩水，只剩民族偉人仍在力撐危局，頂天立地。在那心心念念反攻大陸的年代，這是歷史教科書中不能略過的一頁。
但中華民國課本裡頭不會寫的，是同樣那年，有另外一群人正在歡欣鼓舞，迎接新中國成立。曾經擔任過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祕書的詩人柳亞子，看著紅星就將照耀大地，難掩興奮之情，熱情地寫下這樣的詩句：
人民受苦三千年，今日翻身樂無窮。
太陽出來東方明，我們有個總司令。
雲臺麟閣非吾願，咱就人民子弟兵。
如此直白的詩句難稱高明，但倒也襯托出詩人發自內心的喜悅，如此誠摯，如此天真，慶祝新時代來臨。
曾於《大公報》與《文匯報》任職的報人徐鑄成，則在那年十月六日的日記中寫著：「回顧這一年內，祖國的變化真大。今天，能在北京參加開國盛典，並在此度中秋佳節。祝願五億同胞，從此脫離苦海，年年歡度團圓節，共慶太平、自由、幸福，共慶國家日益富強康盛。」
擺脫了國民黨的中國，看來似乎前途一片光明，充滿無限希望。
只是，徐鑄成寫下這些話的幾年後，捲入一場政治風暴，被指為為資產階級代言的右派，因而遭到當局嚴厲批判，甚至面臨降職降薪的懲罰。何其諷刺，新中國似乎不如期望中美好，而歷史變化總是讓人難以預料。
難以預料的歷史變化當然不只這一樁。內戰七十年過後，國共雙方已經不再劍拔弩張，反倒握手言和，相親相愛。此情此景，若是蔣介石與蔣經國得以目睹，恐怕也要感到意外萬分，不知該說是歷史捉弄人，還是人捉弄了歷史。總之，時代果真是不一樣了，國共不兩立，如今換成了兩岸一家親。
而經過這些年的局勢變換，國共內戰的歷史書寫，也不再像過去一樣，停留在心戰喊話、洗腦宣傳──至少在海峽的這一岸如此。隨著越來越多公私檔案開放、個人日記出土，以及各方研究的推進，我們對當年那場戰爭與那個時代，也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
一九四九年過後七十週年，《迅猛的力量》一書帶領我們重回這個歷史轉捩點的現場。對於一九四九，本書旨不在禮讚，也不在喟嘆，更不是宣傳，而是細膩地重建那一整年的來龍去脈，變化流轉，作者描繪歷史如何隨著各方行動者的合縱連橫、計算與失算，一步一步展開。
《迅猛的力量》講的是一個國共內戰的故事，但也不只是一個國共雙方的故事。在國共背後，我們會讀到美蘇兩大勢力在二次戰後的角力，以及美蘇內部各種不同意見的衝突。國共、美蘇，都非鐵板一塊。我們因此看見，身為美國總統的杜魯門，與擘劃外交事務的國務卿艾奇遜，在理念上不時齟齬，也看到親蔣與棄蔣的勢力，如何互相傾軋。當然，隨著時局的變換，各方陣營也必須隨之做出調整，與時俱進。
國共之間的成與敗，不能只從中國內部來解釋，還必須納入國際政治的視角。作者利用外語的文獻，包括美國與俄國的檔案，補上了過去中文著作較為少見的部分。
不過，本書寫蘇聯的篇幅，遠遠不如寫美方內部情勢來的豐富和細緻。這自然與作者凱文．裴萊諾（Kevin Peraino）的背景脫不了關係。凱文．裴萊諾曾長期任職於美國著名的《新聞週刊》（Newsweek），前一本書寫的是林肯。他念茲在茲的，還是一個美國外交史的老命題：是誰丟掉了中國？
前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一九六〇年代出版的代表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早已處理過這項問題。在本書一開頭，鄒讜如此解釋何謂美國的失敗：「蔣介石委員長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因為責任與權力是成正比的，而蔣曾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國的目的、意圖、利益衡量其政策，那麼美國的政策是失敗的。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中國曾是美國的盟友；在朝鮮戰場上，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美國軍隊，並且作為強國出現在世界上。」
在二十世紀初年開始，美國便開始關注中國情勢變化。當時中國正受到列強的勢力進逼，而美國算是晚發的帝國主義者。從那時開始，美國國內的政治菁英，便自認抱持高尚的政治理念，要協助中國平等地進入國際社會，甚至成為大國。這樣的理想，從一八九九年「門戶開放政策」開始浮現，而到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更為具體成形。
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美國人想問：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才會導致進退失據，原本目標成為夢幻泡影，而國際情勢失去掌控，紅色勢力席捲亞洲？
就這個問題而言，凱文．裴萊諾未必有什麼驚天動地、超乎前人見解的答案。此外，要回答這個問題，也恐怕無法只看一九四九這一年，而必須追索到更早以前，理解各種遠因近因。
但《迅猛的力量》寓解釋於敘事，巧妙地將幾條不同主線交織在一起，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為豐富的歷史圖像──這才是本書的價值所在。作者只用了十分簡約的篇幅，陳述自己對這段歷史的主張與評價，讀者在翻閱過這歷史長卷後，自然會在心中形成自己的判斷。
本書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講故事的技巧。對非虛構寫作感興趣的讀者，不妨將此書視為參考之作。凱文．裴萊諾發揮記者本色，精巧佈局，娓娓道來。開頭幾章先描寫幾位故事中的不同主角，讓這幾人的形象躍然紙上，為後半段的敘事做好準備。他尤其擅長用生動細節，勾勒人物的性格，如講到蔣夫人宋美齡：
又如手握大權的美國總統杜魯門：
看來不像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男人。至於國務卿艾奇遜，
還有後來在中國呼風喚雨的毛澤東，根據作者的說法，在第一次與史達林會面時，其實感到焦慮不安。對於俄國十分冷待的外交接待，更明顯有所不悅。表面上毛澤東在莫斯科慷慨激昂發表演說，私底下他卻對整趟旅程抱怨連連，不滿下榻處所的枕頭太軟，吃不到新鮮的魚片，外加鬧便秘。一代革命家，終究也只是凡人。而歷史是由這樣一群凡人寫成的。
本書在中美貿易大戰打的正酣之際問世。在這個時刻，作者重訪這段歷史曲折，心中自然有著當代的關懷。但他書寫的對象是美國讀者，而今中譯本問世，在臺灣閱讀這本書，又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正如作者所說，一九四九年其實尚未結束，對臺灣人而言，這一點恐怕最能感受。當年留下的格局，至今依舊牽動著臺灣各項政治議程。
不過除此之外，我以為還有另一個面向值得深思。裴萊諾在書中提到了一段故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艾奇遜與提出圍堵蘇聯政策的肯楠（George Kennan）先後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發表演說。肯楠對聽眾說：「人類根本無從了解真相的全面性。⋯⋯即使是最高明的戰略家也『只看到一部分』和『預言一部分』。」
在變幻莫測國際政治中，其實沒有誰能有絕對的把握，也不應該自以為有絕對的把握。美國如此、臺灣當然也是如此。大國未必無所不能，小國也未必只是棋子，人人都必須做好準備，步步為營，謀求自身最大利益。對於身處帝國夾縫臺灣而言，認知到這一點，才有可能在多方角力的世界上，停止作繭自縛，進而積極地尋求和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講者：
林桶法（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維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10月16日（三）19:00-21:00
◎地點：金石堂信義店（台北市信義路二段196號5F龍顏講堂）
※自由參加，不需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