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佔領街頭？關於太陽花與雨傘運動的六個謎題──《挑戰北京的天命》

我們如何從特殊的歷史事件中得到普遍教訓？這個問題隱含在何明修對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開創性比較研究的核心。這是自 2014 年幾個月的動蕩以來，第一批這類專書的其中一本。這本書充滿了豐富的實證洞見和田野調查的細節，從比較的角度分析了這兩個運動的「起源、過程和結果」（第 3 頁），同時與更廣泛社會運動理論文獻展開了認真對話。

在這本書中，何明修準備回答六個謎題（第 8-10 頁）：
 

1. 激進運動如何在看似保守的儒家社會中出現；
2. 這兩場運動的實現不是因為明顯的政治機會，而是因為察覺到了威脅；
3. 這兩場運動是如何由缺乏經驗的學生領袖領導；
4. 物質資源似乎並沒有預先決定這些運動本身的組織能力；
5. 即興創作和「不請自來」的貢獻，如何在運動組織中發揮關鍵作用；
6. 抗議活動過後，台灣和香港抗議者團體的政治命運如何在選舉領域產生分歧。

要用一本書的長度，來解開以上任何一個謎題，已經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其中一些問題，可能需要未來更多專書來解答，例如這些運動與保守的儒家政治文化的關係，以及他們對 2014 年後選舉結果的影響。但何明修這本書的成功之處，在於他把謎題嵌入三個更大的理論問題中，包括組織和網絡（主要是第 3 章，還有第 4 到 6 章），政治機會和威脅（第 4 和 5 章）以及運動中的即興創作（第 6 章）。這篇書評目的在於強調這本書巨大的理論和比較潛力，它值得更多政治社會學和東亞政治學者的關注。

組織和網絡：弱連結的力量

對何明修來說，台灣和香港的公民行動組織網絡關係，在解釋社會運動動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一般人直覺相反，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儘管獲得了比較少的財政支持，而且在大規模動員前缺乏強大的領導結構，但卻相對集中和統一。另一方面，儘管香港學生聯合會（HKFS）「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擁有更強大的組織和資源，但香港的雨傘運動卻吃虧在內部分歧和缺乏協調的領導（第 144 頁）。

從社會運動理論的傳統觀點來看，這當然很讓人意外，因為我們通常假設運動開始前的制度化程度，與社會運動發生時的協調能力，會呈現正相關（第 138-140 頁）。然而，台灣學生社運團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之間鬆散和重疊的聯繫（第 82-83 頁），可能有助於使人們對太陽花運動的臨時組織結構比較有信心，並使運動參與者更具包容性。

這是為什麼在這本書中，比較研究的視野不可或缺。過去的評論家將雨傘運動的失能，歸因於缺乏組織力量，但何明修敏銳指出，香港在運動啟動前的組織能力其實比台灣要強，因此這不是雨傘運動最後領導無力的唯一因素（第 144 頁）。

此外，儘管太陽花運動在其團隊中確實經歷了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分裂，但運動中的邊緣和好戰分子拋出的懷疑反而使領導人受益，而且他們沒有試圖篡奪運動的主導權，這主要是由於人際網絡重疊所產生的強烈信任關係（第 170–172 頁）。

相比之下，香港的抗議人士在調和內部分歧時面臨了更大的困難。雨傘運動中的主戰派「熱血公民」激烈挑戰了金鐘指揮中心的合法性。何明修發現，這是因為它們沒有被納入既有的公民組織網絡中，反而主要是透過網路論壇接受動員（第89頁）。

有個實例可以展現港台兩個案例的差異，也就是學生領袖林飛帆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如何與異議者展開溝通，並從容地面對批評。何明修指出：「在香港，這種情節⋯⋯難以想像。如果一位學生領袖膽敢參加由熱血公民組織的活動，群眾暴力就可能隨之而來」（第 172 頁）。

雨傘和太陽花運動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什麼是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中的「資源」。在學術文獻中的標準觀點，通常是在專業社運團體常規活動的脈絡下，把「資源」加以概念化（第 146 頁），所以資源指的是物資捐贈、組織結構和(或)技術知識。但在非常規抗議活動中，有更多的外在環境因素（例如道德象徵主義，網絡聯繫和普遍的社會信任）成為運動參與及保持行動一致時的重要資源。

在常規的社會運動中被認為是有利的品質，例如「界限清晰、層次分明，並擁有忠實成員的既存組織」，最終反而限制群眾的動員和自主協調能力（第 143 頁）。在過去十年中，隨著全球民粹主義運動越來越普遍，何明修指出了這種研究社會運動資源的新取徑，這可能會在未來的研究中獲得更多的關注。

機遇與威脅：抗議者創造自己的歷史

同樣的，何明修利用了社會運動研究中的大眾政治機會結構方法，來研究這兩個案例。這種研究方法認為，政權精英和其他國家附屬機構的行為等因素，可能會塑造社運中動員的軌跡（第96頁）。預期到高昂政治成本（例如國家鎮壓）的運動，可能會縮減規模或調整其需求；預見到潛在政治機遇（例如統治精英之間的分歧）的運動，則可能會抓住機會讓自己得分，並表達訴求。

乍看之下，在台灣和香港，政治機會似乎充其量只是模糊的。請注意作者明確地避免使用更常見「政治機會結構」一詞，以避免讓自己論點陷入結構決定論（第 97 頁）。何明修要強調的是，結構性因素，諸如有利的政治條件或精英階層之間的分裂等等，並不能解釋運動的成因。

相反，擔憂無所作為帶來的後果，才是太陽花和雨傘運動逐步升高的最終動力。在台灣的抗爭，是由於反對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違反立法程序引起的。在香港，則是對於警察鎮壓學生抗爭者手段所引發的道義之怒（第 128 頁）。因此，何明修認為，政治機會不能被視作預先確定的結構性決定因素，而是由人為因素和抗議活動的偶然發展所促成的環境變化（第 96-97 頁）。

然而，既有的政治結構仍然為這本書的謎題之一提供了有力的論據。在關於運動的政治後果的部分（第 7 章）中，何明修發現，社會運動者的後續政治影響力，主要取決於現有的選舉組織（第 207 頁）。台灣比較成熟的兩黨體制，讓社運的訴求得以進入選舉領域，進而讓民進黨在 2016 年總統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另一方面，香港軟弱且支離破碎的反對黨，卻無法透過選舉獲得同樣的權力。

我們也必須指出，雨傘運動中需要涉及的政治風險，也遠高於太陽花運動；台灣抗議者僅要求中止即將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香港抗議者則在普選這個核心問題上，直接挑戰執政者。此外，雨傘運動對普選的要求，超出了香港政府的裁量權，而這決定取決於北京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由於各種明顯的原因，他們並未回應抗議者的要求。

何明修正確地指出政治限制並不能阻止抗爭動員，但他沒說清楚的是，這些限制在抗議者評估運動成功可能性的時候，是否發生了甚麼作用。對於香港而言，這種結構性約束似乎確實在運動中播下了不和諧的種子，並限制了退場策略的選擇。

或許更具建設性的做法，是肯認台灣和香港擁有根本不同的政治結構，然後在此基礎之上，弄清這個結構如何影響了社運參與者的態度與認同。台灣的抗爭者是否更清楚意識到還有其他政治變革的手段（也就是投票），這是否又能引發更多政治參與？香港社運者是否將傘運動視為改革的最後嘗試，從而導致更不穩定的策略，而且沒有經過協調的努力？

運動即興創作：創意適應還是創意破壞？

最後，在第六章中，何明修介紹了即興創作的概念，並展示自發行為如何克服去中心化的群眾運動面臨之組織挑戰。作者把即興創作定義為「沒有事先計劃的戰略回應」（第 153 頁），並提醒這種即興創作的社會抗議活動，與當代社會運動中者通常精心策劃的活動有著明顯差異。這種策略與標準的社運動員概念背道而馳，在一般概念中，社運動員必須有集中的組織結構來協調行動。但正如太陽花和雨傘運動的經驗所展現，日常抗議的許多部分，例如後勤支持、人員招募和媒體參與，都是自願和未經協調行為的結果。

當然，正如作者本人所言，當我們談論運動即興創作時需要小心，不能過分誇大它的好處（第 167-170 頁）。畢竟，即興創作戰術的目的，是要解決那些如果組織結構完整就能解決的問題。那麼，即興創作就只是不完美的社運動員嗎？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在概念上，即興創作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具有不可預測的潛力。

由於沒有既定的目標，即興策略往往會偏離其最初的設計意圖，並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抗議行為。因此，就其功能而言，並非所有即興策略最後都能帶來正面幫助。例如，在雨傘和太陽花運動中，臨時醫療走廊和保護屏障等空間，通常成為了負責安全的志工與群眾示威者之間，產生內部衝突與爭奪領地的場所。（第 168 頁）。

即興策略總體上對社會運動有幫助嗎？答案是：還算不錯。儘管即興創作有時容易去中心化過了頭，但卻可幫助抗議者在動員的所有階段迅速分散、調整，並即時圍堵漏洞。未來需要解決的一個有趣問題，可能是即興創作如何塑造了參與者網絡。這回到何明修之前強調的社會關係：即興抗議模式是否會有助於參與者認為自己更具主導性，並鼓勵更多的跨組織合作，還是會相反地創造更加激烈的競爭環境，而讓運動參與者在組織真空中爭奪權威？

不是砰的一聲，而是一段啜泣？

何明修在書中最後指出，雖然「這兩次事件的結局，可能要花費數年甚至數十年，才會逐漸彰顯出來」（第208頁），但台灣和香港都對中國在地緣政治中日益增加的主導地位，提出了象徵性挑戰。呼應本書的標題，在 2016 年後中美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可以預期望香港和台灣的政治行動主義對於「北京天命」的挑戰會繼續升高。

然而，隨著最近對雨傘運動主要領導人的起訴和監禁，以及親中陣營對於民進黨政府的反對，目前這兩個運動的所留下的政治資產似乎仍然不確定。何明修此書來的正是時候，它促使我們在港台兩地的本土挑戰以及全球民粹主義大潮的脈絡中，重新評估香港傘運動和台灣太陽花運動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為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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