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兩個祖國之間：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的一生

1920 年 8 月 22 日，臺中豐原地區知名士紳張麗俊在日記中寫到一段記錄，下午三時他到臺中車站去等待一位世交之子謝文達。他在去年到東京去學習飛行技術，於今年學成歸臺，地方士紳們預備於廟前召開盛大歡迎會歡迎他。18 天以前，謝文達在帝國飛行協會舉辦的「第一回懸賞飛行競技大會」上，分別在「飛行高度」與「飛行速度」兩個項目中取得了第三名的佳績，更是唯一得獎的殖民地人民。這次飛行活動受到日本本土報紙高度的關注，《臺灣日日新報》亦報導了謝文達將返回臺灣舉行飛行活動。當他從基隆回到豐原老家時，眾人在葫蘆墩女子公學校（今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幫他辦了一場盛大的歡迎會，可說是「衣錦還鄉」。

不久以後，臺灣總督府官方也注意到了謝文達，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在同年 9 月 15 日記中提到，官員今日帶著一位叫謝文達的「臺灣飛行家」來拜見總督。9 月 23 日，由當時醫學專門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專門學校、臺灣商工學校與淡水中學的學生組織了聯合會，在醫學專門學校替謝文達舉行公開歡迎會，當天更是請到了當時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高木友枝、板橋林家大家長林熊徵等官員與臺灣菁英前來致詞。

1920 年 10 月 17 日，謝文達在臺中練兵場起飛，在臺中市上空繞行數圈，最後回到會場上空，在低空飛行兩次後順利降落，飛行時間共 41 分鐘，創下島上第一次由臺灣人駕駛飛機的歷史記錄。在臺中飛行以後，謝文達來到臺北預備第二次飛行，適逢久邇宮邦彦親王夫婦來到臺灣進行訪問，謝文達在臺灣的飛行成為總督府官方的歡迎皇族活動的一部份。

田健治郎的日記提到在 10 月 29 日時，謝文達駕駛飛機飛行於久邇宮邦彦親王與王妃殿下居住的旅館上，表達祝賀之意。在兩天後的「天長節」，謝文達更於眾人眼前表演飛行，並得到親王召見，獲贈金錢與「銀盃」賞賜。蔣渭水在 11 月 1 日亦於自己經營的「春風得意樓」（當時四大酒家之一）再次替謝文達召開歡迎會。他們一面品嚐著宜蘭著名的「甘泉老紅酒」，一面談著臺灣人在政治上各種不平等。

謝文達的飛行，證明了臺灣人在能力上絕對不輸給日本人，欠缺的只是機會而已。在 1920 年 8 月到 10 月短短數月之間，這位畢業於伊藤飛行機研究所的年輕人，在當時臺灣島上引發了大轟動，成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謝文達駕駛伊藤式惠美五型飛機，其後機體遭到拆解，僅將螺旋槳保留下來暫放於臺中市役所，1947 年時放置於臺中圖書館，後移交給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臺灣博物館。

只要是對臺灣史有所涉獵的人，對於這位出身臺中豐原的飛行家一定都不陌生，現今臺灣博物館內還典藏謝文達開過的某臺飛機之螺旋槳。謝文達家世出色，謝父謝春池後移居臺中大坑，為臺中北屯地區知名士紳，與林獻堂等人交好，更在 1920 年代初期擔任過相當於現在鄉鎮代表的北屯庄協議會員。祖父謝道隆為知名文人，更在臺灣民主國中與丘逢甲分別擔任義軍正副統領。1896 年返回臺灣後以醫術與文學創作為主，有《小東山詩存》留世。謝文達在 1920 年有如「横空出世」般名動公卿，比起父親、祖父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田健治郎總督想不到的是，如此優秀的「殖民地青年」竟然和臺灣社會運動扯上關係。1921 年由蔣渭水、林獻堂、楊吉臣與蔡焙火等人倡議設立「臺灣文化協會」，預計在 10 月 17 日靜修女子學校開設成立大會，這個日期和前一年謝文達首次舉行鄉土飛行時間相同。這樣的巧合安排，說明了當時士紳認為謝的飛行帶給殖民地不僅只是一次表演而已，而是具有特殊意義。謝的出現象徵著能夠向日本「一爭高下」的人出現了，更透過飛行表演傳達到一般市井小民的心中。這種「吾亦可往」（臺灣人也可以辦到）的意識，隱約地提供一個區別「我者」與「他者」的模糊框架，只要妥善利用，將可成為塑造民族主義的一種養分。

1923 年，謝為了替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高能見度，駕著飛機於東京空中空拋傳單，再度引起日本廣泛的注意。這樣的情況讓替謝文達發起募款訂製「臺北號」飛機的田總督府極為難堪，雙方在最後一次見面談話以不愉快收場，導致了謝文達的離臺。

在鄉土飛行結束後，謝在 1921 年因緣際會認識朝鮮第一位飛行員安昌男，兩人後來一同取得日本史上第一批的飛行執照，也成為好友。甚至在某次的飛行競賽中，謝文達還借給安昌男 300 圓修繕飛機，並沒有因他是競爭者而拒絕，可見其過人氣度。可惜的是，安昌男雖然和謝文達一般回到朝鮮進行飛行，也得到報紙大幅報導，但卻因他同情 1919 年的「三一運動」，雖然同樣受到齋藤實總督的接見，總督的態度卻甚為冷淡，齋藤總督並希望他能儘量不參加政治活動。安昌男最後因政治立場不容於朝鮮總督府官方，後轉往中國加入閻錫山剛設立的航空隊，成為飛行教官，安昌男並設法募集資金，想替朝鮮人創立飛行學校。但不幸在後來一次飛行中喪命。

謝文達的飛行生涯中，數度歷經墜機的生死關頭。在因支持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不容於日本飛行界之下。在此之後，謝文達到了何處？他到哪裡發展？在 1945 年後又是什麼機緣下回到了臺灣，除了少數的研究者以外，幾乎沒有人知曉。有關謝文達 1923 年以後的故事，最初謝東漢先生在五十年前曾有意出版，但因事件過於敏感，加上身處戒嚴時期而遭到謝文達本人反對。在 1983 年謝文達先生過世後，謝東漢先生與軍事史研究者吳餘德先生，耗費數十年的時間找尋在臺灣、中國與日本找尋資料，經過無數文字校對與修正，終於在 2016 年底正式出版傳記書《徘徊在兩個祖國》。

本書內容龐大，許多細節內容若非由後代撰述，幾乎沒有研究者能夠知道如此細緻過程。謝文達在離開臺灣後來到長春，並在友人的介紹加入國民軍系空軍任職，展開中國軍職生涯，更在 1925 年放棄日本國籍。在謝文達率領空軍作戰之時，因蔣介石關心軍情之故，他更是少數可以面見蔣的臺灣人。

謝文達為中國政府服務消息一出，謝反而成為日本政府的眼中釘，也讓他一度遭到日本租借警察留置，預備對其不利。同樣地，在中國任職之時，因為謝臺灣人的敏感身份，也讓他被特務組織「力行社」盯上，差一點脫不了身。這本書針對謝文達如何和中、日雙方的軍警系統周旋有詳細介紹。

1930 年代初期，國民政府空軍出現了派系糾紛，謝文達被認為是馮玉祥系，加上臺灣人的敏感身份，最後在中、日雙方爆發戰爭的前一年離開空軍。他在海軍須賀彥次郎的邀請下，日本軍方推薦他在「華航」（中華航空株式會社）擔任董事，當時新設立的華航，其總裁兒玉常雄是謝文達 1921 年取得飛行執照考官監督機關航空局局長，兩人本就認識。兒玉常雄父親為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其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兩人的行政配合，被認為是日治時期轉為穩定的重要時期。兒玉源太郎另一子兒玉友雄更在 1938 年至 1939 年間擔任臺灣軍司令。兒玉不僅擔任中華航空社長，亦是當時大日本航空總裁。在日本主導下，謝文達負責上海中華航空株式會社的業務。不僅如此，在汪精衛出走，欲和日本進行交涉期間，謝文達更秘密擔任日、汪談判的口譯，可以說親身參與了汪政權成立的最初過程。

在傳記中也可以看到，須賀彥次郎向謝文達抱怨內閣和興亞院決策前後不一，逼迫汪精衛必須接受日方條件。當時已是騎虎難下的汪也只好答應。在汪精衛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後，謝還差點取代汪精衛小舅子陳昌祖成為航空署長。作者認為，如果謝文達接任汪政權的署長，戰後必定受國民黨政府之牢獄之災。謝文達在中國的際遇，也可以看到身為一個臺灣人在中、日兩國夾縫中生存的悲哀。

此後謝文達一直在華航任職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兒玉常雄在日本投降後一度希望他能夠到日本共同發展事業，但遭到拒絕。也幸好謝文達沒有到日本幫助兒玉，兒玉家長男兒玉秀雄在戰後遭到「公職追放」，相關後代也幾乎在戰後失去政治影響力。謝文達若回到日本，不見得就能夠有好發展。謝文達在戰後一度遭到國民政府注意，後因當初他退出空軍是以「請長假」方式來處理，並非遭到「停職」或「休職」處分，國民黨政府無法以「漢奸」或「戰犯」加以處置躲過一劫，最終以保人換取自由。在歷經國民政府的調查後，謝文達在 1945 年 12 月回到臺灣，最後在黃朝琴的幫助下在臺灣省議會任職。

本書除了謝文達自身故事引人入勝之外，作者也介紹了幾位與其父親有所往來周邊的臺灣人，包含在中國陸軍官校教授日語的嘉義人藍振德，他在 1930 年代初期遭到藍衣社的逮捕，後拼死跑到日本大使館求救，戰後他被國民政府以「戰犯」欲加以審判，讓他終身不敢回到臺灣，最後客死異鄉。除了藍振德外，曾加入同盟會的醫生蘇樵山、臺灣出身另一位飛行員許聲泉與陳金水，前者加入汪精衛政權，戰後回到臺北，後者隨謝文達加入中國政府空軍，戰後擔任松山機場場長，負責接收日本軍機。

此外，謝文達的一生有許多機密，書中分別以代號來稱呼，例如一位在上海擔任臺商的 Y 先生，他在上海找人種植蓖麻子，壓榨成油以後可作為飛機的潤滑油，受到日本軍方的高度肯定，也因此大賺了一筆。Y 先生回到臺灣後並未遭受任何政治清算，反而成為當時少數被國民黨政府重用的臺籍菁英。書中更有一些內容是謝東漢先生自身的經驗，這些內容增添本書的可讀性，讓我們在謝文達相關故事之外，能夠更為瞭解 1930 到 1940 年代的中國上海、南京社會面貌。

綜觀謝文達的一生，他善用一個臺灣人的優勢，配合自身的求知慾望，習得在日本也是最頂尖的飛行技術，在日、臺都獲得高知名度。然而，身為一個殖民地青年，他仍然有著替臺灣人爭取權益的想法，也因此和官方之間產生了不合，進行導致他轉往中國發展。中國人一方面歡迎謝文達，然而當問題一一浮現時，臺灣人又相當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但當他走投無路之時，也正因臺灣人的身份，他重新被日本軍方招募，成為日本在中國策略中的一步好棋。

在這樣詭譎多變的政治環境中，謝文達只能不斷調整自己的態度，並且盡力做到不得罪各方勢力，他能在日、中關係全身而退，除了注意力與運氣外，更有為數不少願意幫忙的中、日友人。他最後更因為 1930 年前後在國民政府認識了黃朝琴、游彌堅等人，替他返回臺灣後的生活開啟另一條路。謝文達的傳奇故事在戒嚴時期在康寧祥替黃信介助選時，被康用來向群眾演講時的臺灣人打拼「典範」，成為少數享有高知名度的臺灣人。謝的一生，不僅是其個人的生命史，更是一個二十世紀中、 日、臺多方關係的縮影。這樣的傳奇性人物的傳記，應該是研究臺灣史、日本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都值得一讀之書。

（本文作者為台大歷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