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決意影響加拿大的公共對話，其中受害最深的加拿大人是華裔以及來自中共所占據或宣稱擁有其國土的人。但受害的不只是他們。整個加拿大都因中共強加於我國公民及我國體制的價值觀而受害。各式各樣的貪污腐敗如今瀰漫於各行各業。這大部分是加拿大自己的錯。
加拿大已經成為中共太子黨及紅色貴族（此一特權階級的地位來自他們與中共領導層的裙帶關係）把錢洗出來後偷藏的避風港。這是因為加拿大各級政府並沒有安排檢查機制，以確保進入我國的金錢乃是正當所得，而且是為了合法目的才進入加拿大。既然中國對金錢流出有所限制，那麼不法進入我國的金錢就無可避免地伴隨著貪污腐敗，包括在加拿大境內合作對象的腐敗。
只要腐敗在公眾生活的某個層面落地生根，很快地就會蔓延到其他層面。已經有跡象顯示，隨中共而來的腐敗文化感染了加拿大生活的許多領域，包括授予文憑，以及市級、省級、聯邦級政府所管控的規定與執照。加拿大並不是唯一一個與中共打交道而有這樣體驗的國家。類似的情況在美國和歐洲也發生了，紐西蘭和澳洲尤其如此。的確，澳洲遭到中共滲透的經驗幾乎和加拿大一模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於，澳洲的政治人物、學界、媒體和社會大眾反對中共這麼做的聲音比我們更大聲，也更尖銳。
為什麼加拿大會羞於承認這些入侵，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是不是因為幫中共施展影響力的代理人相當有效，以致任何討論都被轉移焦點了呢？這倒是有幾分真確。史帝芬．哈珀總理的保守黨政府對於要不要與中國接觸，從原本疑心重重到最後改變態度，此一轉向過程顯示親北京的強力遊說人士已深入到加拿大的政治、商業與學院的既成體系當中。但我們不應過分強調中共入侵加拿大公共生活的程度，當然更不可以把每個提倡與中國合理往來的公眾人物都看成北京的傀儡。
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對於中共侵入我國的程度一直抱持懷疑，就算有強烈的證據擺在他們眼前也一樣。原因之一似乎是，他們對加拿大的國安和情報工作長久以來缺乏敬意。這些機構過去的歷史確實也問題多多；後文將會提到，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是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歷經重重困難才得以建立，其間又發生情報局提出一份報告，內容是關於中共對我國進行代號「響尾蛇行動」的滲透，結果卻遭到國會嚴詞批評的事件。
不過，近年來國會和情報機構的關係似已趨向穩定。彼此之間的尊重日增。這得歸功於幾位已卸任的安全情報局長和通訊安全局長，他們不屈不撓地在公開場合以適切謹慎的發言對中共掠奪加拿大的情形提出警告。安全情報局有信心敢對此一主題發言，他們在 2018 年三月舉辦的「學界推廣研討會」就是明證。
那是一次閉門會議，與會者須遵守查達姆守則（Chatham House Rule），也就是雖然可以報導會中談了什麼，但不可以點明說話者的身分。兩個月後的 2018 年五月底，安全情報局出版了該研討會的報告，共一百六十三頁，題目是《重新思考安全問題：中國與戰略對抗的年代》，報告討論到中共對加拿大及其他國家所形成的威脅，可說是安全情報局至今所發表過的最尖銳、最完整的說明。報告的摘要列舉了中共干預加拿大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及其所帶來的危險。
報告警示說，不管和加拿大這一方做生意的中國公司是或不是國有企業，都不重要。所有的中國公司都「和中共有緊密而且日益顯著的關聯」。報告寫道：各項貿易協定除非有仔細審查其安全意涵，否則中共「就會運用商務之便來接近商業、科技與基建資源並加以利用，從而達成其情報目標，或足以損害其合作對象的安全體系」。
中國已經準備好，要以威脅利誘把商界與政界菁英拉到它那一邊，並鼓動他們在台灣地位或南海爭議上捍衛中國立場。
報告說，中共積極地想要影響分布在全世界的華人社群以及住在他國的中國學生與商務人士，「往往是透過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以便推廣配合中共觀點的敘事」。報告又說：
質疑〔中共〕活動的學者與記者，就會遭到中國外交人員以及中國所控制的媒體所騷擾。
因為害怕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使得關於中共代理人在加拿大活動的討論非常受限。無可否認，我國歷史上曾有過種族歧視的法律和規定是針對將入籍的華裔移民和其他亞裔移民。對這段歷史所感到的愧疚，在公眾人物之間生出一種充滿戒心的態度，使他們避免討論加拿大多元社會中的單一社群，但這樣一來就將武器交給了中共影響力的代理人。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有人公開質疑我國對中關係，總會有憤怒的反應立刻冒出來，稱此種問題的背後乃是種族歧視。
但是把中共滲透加拿大一事看成種族主義，不但是錯誤，更是危險的。這並不是種族主義。這是某一特定政權在其歷史上的某一時期為了自身利益所編出來的故事。中共把海外華人看成一種可以運用並加以濫用的資產，不僅對一般加拿大人來說是威脅，對華裔加拿大人來說更是如此。
當然會有一些華裔加人容易受到中華民族主義的吸引。但是絕大多數移民到加拿大來的人，只想以加拿大人的身分開枝散葉，其中有許多人是為了逃離貪污腐敗、一心追求權力的人所伸出來的魔掌，他們就住在中南海四周的豪宅，鄰近著紫禁城，面對著天安門廣場。
本書並不是在描述一段末日傳奇──遠遠不是。隨著故事的推進，愈來愈清楚的是，雖然中國成功滲透與影響了加拿大生活方式的某些層面，在其他層面卻失敗了。這場在暗中進行的戰爭目前已知：中共操作起來最得心應手的場域是在它熟悉的中華文化圈，及其傳統附庸國的人民之間。相形之下，黨和它的特務在應付老牌民主社會，例如加拿大、澳洲、美國、西歐諸國，就時常進退失據。他們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最好運作的情形，就是找到可以迷惑和收買的人。
而要找到前蘇聯共產黨所謂「好用的白痴」，從來都不難。加拿大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好用的白痴，包括政黨與政府領袖、基層政治人物、天真又驕傲的學者、貪婪又好騙的商務人士，甚至某些目光短淺、歷練不夠的記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了替自己的貪念找藉口，便告訴自己，多與中共接觸，黨就會感受到加拿大價值的美好。一旦黨員們見識到自由民主政體帶來了自由與人權，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推動中國走上改革之路。
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不要對中共及其代理人做出盲目的反應。雖然他們已經獲致重大成果，尤其是在竊取智慧財產、商用與軍用科技方面，同時也成功地在西方政界、商界、學界菁英眼中打造出大致良好的形象。然而加拿大與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體制與民主文化，目前看來還能抵擋得住中共的攻擊。中共並沒有像它在亞洲與非洲的非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那樣，攻下加拿大與各西方社會的制高點。
但這段傳奇尚未完結，隨著中共的力量日漸增長，而且看來是一定會增長，加拿大等國就會面對北京政權施加的更大壓力，要我們接納他們的觀點與價值。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已經顯露出跡象了。美國自一戰以來一直是捍衛北大西洋與啟蒙價值的鬥士，然而其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爭執不休所帶來的重擔，使得美國的影響力已開始衰退。
歐盟原本是唯一能取代美國來推行自由價值觀的強權，我們卻找不到什麼理由可以期待它有意願或有能力在可見的未來去扮演此一角色。因此，華盛頓在國際舞台上所留下的空位無可避免地要由北京來填補。隨之而來的將是國際行事與國際組織的架構為了適應中共而予以更替或改造，但中共的價值觀當中沒有言論自由、尊重異議，以及最重要的，不接受法治至上原則。
在面對中共時，「法治」一詞十分重要。法治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者──不管是立憲君王、總統，還是議會政府──都必須對國法負責，同樣地，每一位公民也必須對國法負責。英格蘭的約翰王在 1215 年六月簽署大憲章，接受了此一概念，讓西方國家走上漫長的民主之道。
但中共不接受法治也不接受司法獨立的概念。中共主張，黨的利益凌駕一切。只要事情牽涉到中共認為會有危險的議題，例如起訴它眼中的異議分子或是挑戰黨至高地位的人，黨委就會秘密商定判決，寫好劇本，交由司法程序在法庭中照章行事。
既然中共治下的中國在國際對話中變成愈來愈有影響力的仲裁者，那麼它拒絕接受法治原則，對於所有與之貿易以及日益受其影響的國家來說，就會是嚴重的威脅。加拿大現在無法避開、以後也無法避開這樣的威脅；如今中共的代理人已經在我國展開行動了，這群人該怎麼形容呢，只能說：他們根本不把加拿大的價值放在眼裡。
本書從加拿大與中國長達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講起。不同於歐洲各國在十九世紀對中國施加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占領，也不同於美國在二十世紀把中國視為共產主義陣營的一份子而加以圍堵，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源自加拿大傳教士把中國視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難大地。傳教士來到中國蓋醫院、建學校、落地生根、甚至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這些傳教士的後代在共產革命成功之後，或者留在中國成為新中國的捍衛者，或者回到加拿大成為外交決策圈最為親中的一股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