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回憶錄──坦白說，我沒有白活》是一部卷帙浩繁、手法獨特的作品。聶魯達一直到 1973 年九月臨終前，都還在整理這部回憶錄。回憶錄當中有他對先前不同時期、不同出處作品的重寫，也有他審視和反思個人生平之後再創作的作品。
大約在 1972 年中旬，當時擔任駐法大使的聶魯達，在歐梅洛．阿爾塞（Homero Arce）的協助下，有系統地整理個人回憶錄。同年八月，他在寫給好友博羅迪亞．泰德爾鮑姆（Volodia Teitelboim）的信中說道：「我正著手完成《十字路口》的連載，直到把它變成一本重要的書為止。」
就這樣，十篇自傳式的編年史成了他回憶錄的基礎，以「詩人的歲月」（Las vidas del poeta）為題，刊登在 1962 年的《國際十字路口》上。期刊的版面總是有限，但是關於「聶魯達」這題材需要更大的發揮空間與更多的篇幅，所以他乾脆重寫，並且加上不同時期創作的文章，例如 1954 年一月在智利大學進行的一系列關於個人生平與著作的講座講稿。
曾有人說，聶魯達的詩也成了他寫回憶錄的養分。他在我們編輯的這個版本的引言中提到：
我的詩是什麼？我不知道。還不如直接向我的詩問我是誰。
事實上，聶魯達總是在回憶錄中穿插自己的詩歌和散文。他的生平不僅表現在那部縝密規劃且有系統撰寫的傳記式詩歌中，也遍布在他大部分的作品裡。從他的第一部作品便能看出他企圖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記錄下來。對此，他寫道：「《晚霞》（Crepusculario）像我某些成熟時期的創作。有某部分是關於發生在我內心和外在世界的所有事情；關於所有打動了我的感覺。」
雖然聶魯達提及了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國籍的作家，但是並非單純引述他們的作品來建構回憶錄。在回憶錄裡，我們發現他以不同的方式撰寫個人的生平故事。其中一種是以事件發生順序作為敘事主軸，比如描述前往俄南德斯（Hernández）家的脫粒場故事。他部分借用了英雄冒險旅程的典型：主角從原生家庭出發，在架構上與背景上歷經種種現實與夢境交錯，然後達到情節的高潮──主角的初夜，最後在回程中又回到了平淡的現實生活。
在敘述行經安地斯山的旅程中，也有同樣的敘事特性：身體的長途跋涉同時也意味著精神狀態的改變，從被通緝的人過渡到自由的人，也開啟了詩人通往「世界的康莊大道」。
除此之外，《聶魯達回憶錄》中的許多篇章也寫得很像遊記。
另一種撰寫回憶錄的方式是透過描述地點、人物、回想與反思，將許多事件彙集起來，例如第十一章〈詩是一種職業〉，大多是雜記。在回憶錄的其他章節，我們也看到作者描寫了一系列人物，而這些有如演員表般的人物，也出現在聶魯達的某些詩歌作品裡。
比如說，回憶錄中由 1920 年代聖地牙哥的波希米亞作家組成〈冬天裡的瘋子〉這篇章中的主要人物；另外還可看到聶魯達年輕時在天堂谷認識的一群放蕩不羈的奇才，以及分散在此書各章節中許多不平凡的男男女女：羅哈斯．希梅內斯（Alberto Rojas Giménez）、阿卡里歐．柯達伯斯（Acario Cotapos）、南希．庫納（Nancy Cunard）等。這些人物以某種形式呼應了詩人在他的小說《居民與其希望》（El habitante y su esperanza）前言中所宣稱的，那種對於「不平靜與不滿的人們」的一種喜好。
聶魯達自己在簡短的前言中，指出本書的特殊之處：
如同我們看到的，聶魯達抒情式的回憶錄是一種從他最初期的創作逐漸累積成的一部作品，經由這樣長期且緩慢的沉澱過程，他賦予了這部回憶錄既豐富又完整的內容。
聶魯達在此書前言中指出的另一項特殊性，在於他多重的生命：
我的生活精彩豐富，這就是詩人的生活。
在他的創作中，許多地方都隱含有他對多重自我的影射。光是以下這幾句，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是人群，無數的人群。」（《漫歌》〔Canto general〕）；「我無法／沒有生活而活著／無法身為人而不關心人……」（《元素頌》〔Odas elementales〕）；「在我的歌裡，彙集了看不見的人為大家所唱的歌……」（同上）。
因此，這本書可以說是代表個人與眾人的聶魯達傳記，也是一部被所有人認同的個人傳記。
如同我們先前提過的，《晚霞》中已看得出詩人動了寫自傳的念頭，但是在某些代表性的作品中，這樣的企圖表現得更加明顯，例如在《漫歌》中〈我是〉（Yo soy）的部分；之後在歡慶五十歲生日的活動上，於智利大學暑期學校公開發表的五場演說；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他於 1962 年發表的一系列標題為「詩人的生命」的文章；還有 1964 年，他為了慶祝六十歲生日，創作的一部重要的傳記式詩歌集──《黑島備忘錄》（Memorial de Isla Negra）。
關於最後這一點，聶魯達同年在智利聖地牙哥國立圖書館舉辦的一場個人創作研討會中提過。當時詩人以即興演說作為開頭，談論他的《備忘錄》一書：
聶魯達結束演說時，表達了想繼續撰寫自傳，直到生命結束那天的想法：
《聶魯達回憶錄》本來應該在 1974 年出版，作為慶祝他七十大壽的其中一項活動。然而，1973 年九月十一日爆發軍事政變，使他在同月二十三日提早結束了生命。本書確實在 1974 年出版，不過卻成了遺作。
聶魯達基金會仔細檢查檔案後，找到某些與回憶錄相關的文件。首先是一本聶魯達於 1973 年六月親筆寫的筆記本，內容包括大量有趣的眉批，並且記載如何將各主題安插在《聶魯達回憶錄》中的構思。
再來又找到兩個文件夾，裡面收有從未曝光的自傳稿。其中，包含了許多類似〈返鄉的少女〉這類的文章，它們就像拼圖裡少掉的圖案，與回憶錄的某些部分幾乎完全吻合。其他像〈詩人費德里克最後的愛〉這類的文章，則附上說明，解釋他當時為什麼公開「群眾能完全拋開成見，接受費德里克有同性戀傾向，而無損於他的名望嗎？」這樣的自問。
之後，瑪蒂爾德．烏魯蒂亞（Matilde Urrutia）澄清：「我也同樣質疑這一點，所以沒有將這篇放進回憶錄中。我將它放在這裡，我認為我沒有權利去破壞它。」隨著那個「我將它放在這裡」的舉動，瑪蒂爾德將這個小節交給時間處理。她靜置，希望在更尊重人之多元性的未來，有某個人能找到這篇文章，將它公諸於世。而這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加入的其他文章，在當時並沒有被編入回憶錄中，原因可能是發行《聶魯達回憶錄》第一版時，情勢危急。我們回想一下，聶魯達臨終前在聖地牙哥的聖母醫院度過，當時智利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軍事獨裁統治。他位於聖地牙哥的家──恰斯孔納（La Chascona），和另一個位於天堂谷的家──塞巴斯蒂安納（La Sebastiana），皆慘遭嚴重破壞，而且他的許多朋友都被逮捕、處決，或者下落不明、被隔離。
聶魯達死後，他的遺孀瑪蒂爾德好不容易將回憶錄從智利救出，以委內瑞拉外交郵袋將它寄到卡拉卡斯（Caracas），然後自己再飛過去，與一起合作出版此書的米格爾．歐德羅．希爾巴（Miguel Otero Silva）會合。
最後，我們找到三份不曾出版、撰寫於 1954 年的自傳式演講稿。這些都是詩人撰寫回憶錄時最主要的資料來源。
雖然聶魯達曾說，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會寫下那一系列長詩的最後一個字，但是這一版新加入的這些珍貴的自傳式資料，讓我們得以重新閱讀他的回憶錄，同時延續且豐富詩人未曾結束的生命故事。
在這本親筆撰寫的回憶錄中，從少年時期娓娓道來，關於詩歌與愛情，關於政治與時代，不但包含了不同時期作品的重錄，涵蓋他反思過往的再創作作品，他豐富的經歷，也讓回憶錄中處處可見那時代最光采奪目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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