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的百年戰爭，到中共的悲壯使命──《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預言

你聽過「一億總懺悔」嗎？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壇喊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言下之意，日本全體國民都應為戰爭反省、道歉。當時甚至有政客認為，必須派使者到各國去道歉。日本在戰後沉溺於罪己的反省氛圍中，這或許是自己給自己的，也或許是戰勝國強加給日本的觀念。無論如何，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投降的日本開始唯唯諾諾的面對自己的歷史、垂首於戰勝國的史觀之下。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是林房雄（1903-1975）在 1960 年代的著作。作者在早年時是著名的左派知識份子，宣揚共產主義，卻也因此入獄。並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放棄過去的共產思想。戰後美國代管日本時，占領教育與左翼史觀開始在日本流行，曾經的左派學者林房雄卻在此時挺身而出大力批判。

本書即是當時林房雄的論述集結，乍看之下標題極為聳動，讓人不免懷疑是否是再次歌頌「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聖戰」等戰爭理想的著作。但林房雄已明言，這樣的書寫策略肯定乏人問津。事實上，他也無意替下一場「無謀的戰爭」思想體系鋪陳。他真正想要論述的是，替終戰 20 年後的日本，找回一點自信與尊嚴。

當時日本國內對於二戰的主流解讀方式有三種，分別是（1）民主戰勝法西斯，即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史觀」。（2）英美帝國主義與日德帝國主義相爭，即蘇聯的「帝國主義戰爭史觀」。（3）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日戰爭史觀」。

綜觀上述三種史觀，林房雄無法理解的是，為何親中的名嘴要宣揚「日本應感到羞愧」？只因為這些名嘴在北京時，地方的居民介紹市內的廢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破壞的痕跡，但那卻可能是圓明園的遺址（1860 年為英法聯軍所毀）。至於在原子彈的受災地廣島，刻著「不再重蹈覆轍」的紀念碑。在邏輯上若是美國人所立也是合情合理，但弔詭的是，立碑者卻是受難的日本人。

林房雄認為，這些反映日本人的「罪人意識」跟戰敗後的癡呆症狀。在罪人意識下產生的顛倒邏輯，孕育出的這種「懺悔錄」是無法稱為歷史的。雖然戰爭不論哪國用什麼名義進行，都是犯罪。可是林房雄強調，只由日本人來背十字架，戰爭恐怕永無根絕之日。

當然，這並非集體負責、集體卸責的推託之詞。畢竟戰爭就是犯罪，所以本書欲講述的，是從日本自身出發的歷史，即「東亞百年戰爭」的史觀的建立。「百年」是林房雄的核心概念──無論讀者將這場東亞戰爭，定位為太平洋戰爭、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對日戰爭，都忽略了日本自身的歷史脈絡。這些都是日本百年戰爭的一部分而已。林房雄希望國民能放棄那些由外國強加在日本人身上的史觀，重新肯定自己的國家與自身的歷史。

「東亞百年戰爭」是日本長達百年抵抗「西力東漸」的歷史，但他的起點既非薩英戰爭（1863）或馬關戰爭（1863-1864）也非黑船事件（1853年），而是從弘化年間（1844-1848）外國的船艦頻繁的出沒在日本海開始。當時的幕府與諸侯為提防外國船隻，在沿海興築砲台，且在「攘夷論」的流行下，政府標榜「富國強兵」進行一連串的政策。從這個角度思考，黑船事件不過是東西衝突的起點。

本書將戰爭的起點，上追黑船事件之前的弘化年間，是因為戰爭不單單發生在戰場上，更主張萌發於人民的思想中。承繼這個脈絡，明治時代 50 年間的軍國主義教育更是直接造就了一整個世代的孩童，隨時等待著戰爭的到來，只要戰爭一開始，全體國民就能合作。換句話說，日本在戰爭上的「思想準備」早在戰爭前開始。

薩英戰爭與馬關（下關）戰爭雖然是由日本戰敗作結，但日本於弘化年間培養起來的戰爭意識與戰備技術，並沒有讓敵國佔到多少便宜。這徹底地讓列強明白，日本無法擊潰、亦不投降。不過日本戰敗的事實，也讓開國派取代攘夷派成為主流。而攘夷派與開國派的鷹派鬥爭，不斷拉扯著兩方人馬的敏感神經，即便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抵禦西力。

在傳統論述中，總認為攘夷派與開國派勢不兩立。然而林房雄確認為恰巧相反，開國正是儲備攘夷人才，也是攘夷派曲線救國的實踐。可惜，開國即攘夷這份僅存於「心中的計畫書」卻漸漸遭到遺忘。開國與攘夷的紛爭還進一步成為政府內鬥的導火線。

只是，曾幾何時抵抗「西力東漸」的日本，同西方國家成為侵略鄰國的惡鄰呢？

19 世紀末日本躁動一時的「征韓論」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觀察角度。在攘夷派尚未被開國派壓下前，江戶幕府的海軍負責人勝海舟（1823-1899），在其對韓政策中即明確的提到，未來的日本軍事發展應：

擴充海軍，設置軍營在兵庫、對馬，其中之一設於朝鮮，最終延伸至支那，三國合縱連橫，對抗西方諸國。（頁118）

然而礙於清朝對韓國的影響力，以及考量到清朝對日本的猜忌，該政策最終沒能成功，還因韓國拒絕日使節，導致日韓關係惡化。不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看到，日本初期本欲藉韓國與中國組成東亞聯盟共抗西方。

明治維新後，新政權並不穩固，政府重臣木戶孝允（1833-1877）主張政府應派遣使者赴韓再試水溫，假若韓國態度惡劣則出征韓國凝聚國內向心力。該策略引起激烈的爭辯，政府隨分裂成「武力出擊派」與「內政優先論」，還爆發了「明治六年政變」（1873），最終以「內政優先」派獲勝，「武力出擊派」等政要辭職引退。

即便如此，後世的左派史學家還是批評征韓論是「藉口在俄國侵佔韓國前先由日本佔領並做為侵略中國的橋頭堡，並且由對外爭戰轉移內亂的危機」。誠然，征韓論在明治初年是沒能成行的，但往後在甲午戰爭後，日本兼併朝鮮還是成為事實。

在本書中，日本侵略韓國的史實並沒有被掩蓋，只是林房雄再次強調兼併朝鮮是作為「日本的反擊」的「東亞百年戰爭」中的一環。因此「征韓論」真正要處理的目標，實是存在於朝鮮背後的「大國」，即大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尤其是後者露骨的南下政策。日本最終要抵抗的敵人仍是「西力東漸」、是歐美列強。

然而，日本深信在與俄羅斯作戰之前，必須先與清朝作戰。因此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場戰爭的根本是「阻止俄羅斯侵略亞洲」，是明治維新的國內體制改革在階段性完成後，與「富國強兵」思維下的日本民族主義反擊才對。

在民族主義的膨脹下，原本期盼著組成東亞聯盟共抗西方列強的日本，也漸漸由盼著東亞共榮的「王道精神」質變為稱霸東亞的「霸道精神」。當國家利益互有衝突的情況下，民族主義便會長出尖牙，當那顆尖牙更加茁壯，即被稱為侵略主義、激進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等名稱。

新興國家的民族主義，大都因為抵抗外國壓力而產生，國內改革與自我解放達到某種程度，就會轉為擴張政策，一如日本對韓政策從「合邦」到「兼併」轉換之速。這是民族主義與生俱來的尖牙與利爪。

這樣的轉變，還可以從中日關係中窺見。脫離歐美的殖民，重建新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革命黨人的希望。明治維新之初，日本對中國革命黨人的支援也從未少過。只是眼見滿洲國與盧溝橋事件相繼而起，中日互信也逐步瓦解。

追求獨立自主的中國，也在戰後內戰成為美蘇勢力角逐的戰場，這是歷史的無常也是無情。相信不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都深刻明白，亞洲的終極敵人應是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只是當日本強行的武力侵占時，中國也只能尋求蘇聯、美國等列強的協助。至此，日本集結亞洲之力共抗西方列強的算盤，整個被打亂。日本反倒成為亞洲孤軍，持續著這場必敗的戰役。

日本的「東亞百年戰爭」在 1945 年結束，或許基於韓國、中國的民族主義而言，日本戰敗是正義的展現，是其應有的報應。但在林房雄的眼裡，這樣的心態是建立在自身國家利益受損的「民族主義」仇視之上，他撰寫此書也不為「合理化日本至今所走的腳步與日本的現狀」。只是在歐美列強未離開亞洲之前，逃過日本也逃不過俄國影響。不然，現在的中國和韓國的分裂是誰製造的呢？

從戰後的局勢來看，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成功的破壞了殖民帝國於 19 世紀在亞洲建立起的均勢和統治結構，且戰爭期間被日本占領的土地中，沒有一處在戰後被舊殖民者完整的拿回去。將日本當作片面加害亞洲的加害者真的是坦率面對歷史的表現嗎？

對林房雄而言，這場戰爭會被挑起，是由於中國帝國的衰敗與弱化，才由日本這個小國「代表」東亞各國，持續打了「能在戰鬥獲勝，卻贏不了戰爭的百年戰爭」。直到落敗而去，日本才有機會退居歷史舞台的幕後喘息。

儘管「東亞百年戰爭」已然結束，但東亞的問題卻仍存留著。林房雄認為諸多因日本戰敗而獨立的新興國家，多是「低度開發國家」，本身存在諸多的矛盾與難題。而這批新興國家中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受矚目，而中共本身也自認為這些新興國家的「希望之星」，未來勢必更加強調反美，反蘇聯鬥爭也是可預見的未來。

因此林房雄稱呼這是「中共的悲壯使命」，因為中共無預期的繼承了日本的「東亞百年戰爭」。林房雄也預言，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毫無作為戰爭核心的條件，如過在未來東亞要發生戰爭，主角不在會是日本帝國，而是「中共帝國」。

在 2018 年的今日，回頭審視林房雄在 1960 年代以「東亞百年戰爭」史觀，貫穿史實後所呈現的圖像，不禁讓人驚訝戰爭的威脅並沒有離開過亞洲。臺灣、日本、南韓與美國的結盟勢力，正持續著與中共、北韓等國家維持著緊張關係。而目前的和平恐怕不過是百年戰爭中的「思想戰」階段。不禁讓人捫心自問，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也已經接受了「戰爭即將發生」的意識。

近年中國崛起，讓人不禁擔憂中國是否會在「國內改革與自我解放達到某種程度，就會轉為擴張政策」。而臺、日、韓等國的處境也更加詭譎。作為東亞的一分子，其背後的美國勢力是亞洲的救贖，還是作為其勢力延伸的觸角呢？或許我們都可以試著戴上林房雄「東亞百年戰爭」的有色眼鏡，重新審視每段國家的歷史、乃至於國際局勢，想必會是另外一番風景。

最後，林房雄撰寫《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很大的成分可歸咎於戰敗後日本的「進步派」歷史學家們無止盡的醜化、扭曲日本歷史的詮釋。他立基於日本為主體的討論，對於非日本民族的亞洲人而言，恐怕很難理解文中的脈絡，乃至於信服他的論點。但撇開對日本的諸多主觀想法，林房雄在書中反駁「醜化歷史」的力量也是力道十足，雖然難以用隻字片語介紹完全。但他在書末引用西尾幹二〈我的「戰後」觀〉一章，或許可替他的思想下個結論：

歷史是門有趣的學問，帶上有色眼鏡，同一份史料卻可能有上百種解讀。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恐怕會將這樣的言論視為逃避責任的發言吧。但林房雄強調的就是勇敢的面對這些「惡」，就必須要承認自己的罪惡。一如前述，過去的愚蠢，只要反省就不愚蠢了嗎？唯唯諾諾的否定自己，罪惡自己過去的歷史，只會讓自己在未來某一天又輕易的被否定吧？！

暫且撇開枯燥的歷史論證，林房雄的歷史觀在台灣這塊身分認同撕裂的土地上，或許有值得借鑑之處。在「轉型正義」方興未艾之際，該如何面對威權時代的遺留和黑暗的歷史，林房雄「抵抗歷史偽造與全面否定、醜化民族精神」對於「惡」的肯定，或許有助於我們延伸思考的觸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