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荒涼之地，尋找留在時間後面的故事──《惡托邦記：未忘之地的歷史》

一般人對研究歷史的人都有一種偏見：在幽暗房間內，研究者埋首於厚重發霉的書本、泛黃的文獻和成堆的地圖，搜索枯腸地尋找「歷史的真相」。不過，歷史人知道這並不是事實：研究歷史不見得要呆坐在房間裡皓首窮經，歷史學者也可以去冒險一番。

雖然未必上刀山蹈火海，但走到田野也可以驚險萬分。美國歷史學家凱特・布朗（Kate Brown）就曾說過這樣的往事：她帶研究生到巴爾的摩社區進行考察，一天的導覽下來，布朗的學生不滿當天的安排，認為在這個社區考察太過危險，有學生更表示在行程之中見過六支手鎗（頁 17）。

布朗並非只以研究文獻為本業。在《惡托邦記：未忘之地的歷史 》（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一書，她分享了自己從事田野考察工作的經驗：「關上電腦、帶著行李，以及緊張地檢查又檢查護照和機票，登上飛機前往名不經傳的目的地」（頁 1）。

「名不經傳的目的地」似乎是布朗的志業，她專長研究東歐如烏克蘭、哈薩克等地的歷史，寫了兩本得獎作品 A Biography of No Place: From Ethnic Borderland to Soviet Heartland（2004）和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in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2013）；本文所要引介的《惡托邦記：未忘之地的歷史 》，詳列作者多年以來造訪過的地方，它們都不是旅遊勝地，而是她所謂的「惡托邦」（dystopia）：即是被遺忘了的，甚或刻意被遺忘的厭惡之地。

本書論述的地方主要位處美國和烏克蘭，依章節的次序是西雅圖的巴拿馬酒店（Panama Hotel）的地牢、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俄羅斯的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烏克蘭的烏曼（Uman）、美國蒙坦拿（Montana）的比靈斯（Billings）和哈薩克（Kazakhstan）的加拉干達（Karaganda），以及最後作者回憶她成長的城市，位處「銹帶」(rush belt）的伊利諾依州（Illionis）的埃爾金（Elgin）。

這些地方位處世界的一東一西，政治和經濟意識型態大相逕庭，卻皆是被遺忘的、或是有一段刻意被遺忘的過去。令它們變成今日的衰敗模樣，多少歸因於權威（authority）：駐留於巴拿馬酒店的，是二次大戰期間日裔美國公民被關押的歷史；在烏曼舉行的宗教活動，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禁止參與的；在車里雅賓斯克州的奧焦爾斯克（Ozersk），核工廠前員工曾被隱瞞工作地方的危險狀況，更遑論切爾諾貝爾的居民在核電廠事故後被強制清場，離開家園。

事過境遷，布朗走到這些地方，寫下她的見聞，向讀者展示一個又一個被圈禁、被遺棄的「廢墟」，引領讀者開展地方的歷史研究之旅。

對在地考察很有經驗的布朗，以她的故事展示田野的力量。例如她在有關巴拿馬酒店的章節，說明視覺的刺激對勾起人們對歷史的好奇有明顯作用。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本宣戰後，囚禁了境內大部份日裔國民，巴拿馬酒店就是他們前往禁閉營的中轉站。當時，美國政府限制他們只能帶兩件手提行李入營，所以酒店地牢堆積了他們未能帶走的私人物品——最後成了無人認領的「遺物」。

布朗仔細考究這些「歷史文物」，檢視當年這些日裔國民被囚之前的生活。布朗出人意表的發現，讓人得以深思在政治和戰爭之下，種族和國民身份的交疊在美國締造了什麼樣的歷史。

在第四章〈身體的秘密〉(Bodily Secrets) 裡，作者在車里雅賓斯克的調查示範了在地研究可以得出文獻和檔案裡未必尋得著的真相。布朗嘗試尋找有關奧焦爾斯克——其中一個蘇聯時代被封鎖的「核城市」——的故事。

透過當地人權律師的幫忙，她雖然未能進入奧焦爾斯克，但訪問到核工廠的前僱員。然而，布朗遇到一個難題：訪問對象要不是不提往事，就是回答的內容偏離提問。多位受訪者訴說他們的醫療診斷報告，未能讓他們領取政府對受核幅射影響的工人賠償。

布朗嘗試把焦點放回他們的生平故事但無力可施，不禁感到焦急沮喪，直至其中一位受訪老婦展示其滿佈手術疤痕的身體，布朗才意識到充滿禁忌的核城市的「真正秘密」，讓她開始查探被隱藏的故事，而這是檔案館裡的文獻並未能提供的。

第六章〈格化的生活：為什麼哈薩克和蒙坦拿幾乎是一地〉（Gridded Lives: Why Kazakhstan and Montana are nearly the same place）是本書最長、分析最仔細的一章。布朗憑著她在地觀察和對歷史的獨到感覺，發現哈薩克的加拉干達和蒙坦拿的比靈斯——兩個政治和經濟形態相迥異的地方，城市地理環境竟然是難以置信地相似：對比兩地的發展，由城市設計、居民遷徙，甚至城市故事的構造，兩者都有著相近的軌跡；藉著兩地的歷史敘述，布朗描繪了「格化城市」(the grid) 的發展故事（頁 103–104）。

布朗提出以地方為材料的歷史研究方向，即以地方作為史料，然後把史實拼湊還原。這聽起來像是偵探小說的情節，但隨著 1960 年代「新史學」興起，把個人經歷帶到歷史的舞台，相對「大歷史」的論述，屬於個人的「小歷史」填補了傳統歷史裡「一般人的故事」的空白。歷史研究也產生了變化，研究者走到地方、走入人群變得常見。

布朗認為地方和傳統史料如檔案、文獻的功能都是一樣的，致力「將地方看成跟檔案中分門別類的文件一樣豐富、重要、難以預測和不穩定的材料」（頁 2）。然而兩者性質完全不一樣，地方如何成為史料？又是怎樣的史料？

約翰・阿諾德（John Arnold）指出，「歷史學是從資料開始的」[1]，而「資料可以是任何為我們留下過去痕跡的東西」[2]。阿諾德認為「文獻作為證據」，用以捍衛歷史真相；歷史學者的基礎，就是文獻的使用[3]。直至現在，歷史系學生學習書寫歷史，就必須學懂查閱檔案資料；不論是官方的或是私營的檔案館，也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學生，甚至是業餘愛好者必到的地方。

以阿諾德的說法，地方當然可以是研究歷史的材料。不過布朗指出，跟文獻相比，處理地方就困難得多：檔案文獻有專人處理，分門別類地將資料呈現於研究者面前；但研究者來到了地方，卻不會有管理員的幫忙了（頁 6）。所以當著手田野工作，布朗便遇到「各種的麻煩」：或是遇上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論述，或是聲音缺席，更甚是捉不住地方的意義所在（頁3–4）。

回應這些問題，布朗認為把作者放入歷史書寫之中，讓視點由作者第一身角度而非由旁觀的第三者角度出發。如此，讀者可以參與作者的研究，理解作者的個人限制和不足，跟隨作者一起探究，並更易接受作者所下的結論（頁13）。在本書，布朗也是以這種方法書寫歷史，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論述之中，帶領讀者一起穿梭她走過的地方，尋找被遺留在時間之後的、塵封了的故事。這種書寫方法頗具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風格。

然而歷史研究和人類學研究始終不同，民族誌亦有其局限，一些問題如與被訪者之間的互動、沒有引導取向的提問技巧等等（有些布朗在書中提過，有些則沒有），著手田野工作的研究者該如何應對？可惜的是，布朗在本書中並未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

布朗拋磚引玉地展現地方作為歷史的研究方法，除了演示一種「有別傳統」的歷史研究方向，同時向讀者述說「非一般歷史」：被壓抑的、邊緣化的歷史，輒成本書一大特色。如果把「普通人」帶到歷史舞臺上是研究歷史的新潮流，那麼到「厭惡之地」研究被壓抑的歷史，就是貫徹了這種「小歷史」的精神——把歷史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歷史。藉著這種方式，布朗的 dystopia 研究回應了這種「小歷史」的精神，把那些被驅逐、被遺忘的一小撮人的聲音，帶到歷史裡面，讓世人得以一窺其貌，填補了歷史的一些空白。

[1]John H. Arnold著，李里峰譯，《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頁80。

[2]John H. Arnold著，李里峰譯，《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頁78。

[3]John H. Arnold著，李里峰譯，《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頁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