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棟：東印度公司、臺灣及亞洲

過去五百多年，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的加速形成過程。這個過程從 1492 年哥倫布遠航，「發現新大陸」開始。1498 年，達伽瑪繞過南非好望角到達印度西岸的古里，則是歐、亞之間經由海路持續互動的源頭。

達伽瑪是葡萄牙人；哥倫布是義大利熱那亞共和國的人民，但是他效命的對象是西班牙君主。葡萄牙與西班牙這兩個伊比利半島的國家在十六世紀時擁有海上的優勢，也將他們的優勢伸展到亞洲。葡萄牙人在 1509 年佔領印度的果阿，1511 年佔領馬來半島的麻六甲，1514 年出現在中國海域。據說他們在 1542 年或 1543 年路過臺灣時，叫出「美麗島嶼」（Ihla Formosa）的讚嘆，然後就到了日本南端的種子島，把槍砲等武器傳入當時處在「戰國時代」末期的日本。

西班牙人從地球的另一頭前來亞洲，他們繞過南美洲的南端而來，走的是南太平的航線。1521 年，帶領他們來到菲律賓的麥哲倫，在初到菲律賓南部的宿霧時就死在當地人的手上。西班牙人因此暫時縮手，再來時已是 1565 年。那一年，一位同來的西班牙傳教士也成功地利用黑潮暖流，沿著臺灣的東側北上，在日本南部轉經千島群島，再從北美洲西岸南下，回到已在墨西哥及祕魯建立的殖民地。

1571 年，西班牙人於馬尼拉建城，開始長期統治菲律賓。三年之後（1574），廣東潮州海盜林鳳受到官兵追捕，率眾逃來臺灣喘息，一度返回中國沿海，未能立足，重來臺灣，又被明朝福建巡撫劉堯誨派遣總兵官過海來追緝。於是，林鳳從臺灣出發前往攻擊馬尼拉，功敗垂成，次年被驅逐，不知所終。又過了五十年（1626），西班牙人從菲律賓過來佔領北臺灣，直到 1642 年被佔領南臺灣的荷蘭人趕走為止。

葡萄牙、西班牙兩國都是直接以國家（或者說，國王）的名義與資金，前來亞洲。雖然基本的目的是貿易，但是也不時以武力來迫使對手接受他們的要求。荷蘭原本為西班牙的屬地，在 1579-1648 的八十年間一邊以「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的名義進行脫離西班牙的「八十年戰爭」，一邊也緊鑼密鼓地從事國際貿易以發展經濟。參與獨立戰爭的各省不相統屬，在十六世紀最後幾年也各組公司前往亞洲。不過，為了避免競爭削弱利潤，各省於是在 1602 年合組了全國唯一的一家公司，也就是通稱為 VOC 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該公司雖然是一個商業機構，但是卻被國會授予宣戰、媾和與訂定條約等等專屬於國家的權力。所以在很多方面，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葡萄牙、西班牙的做法差別也不大。不過，在跨越廣大地理距離的操作當中，荷蘭式的作法授予在遠方現場作業的公司人員決策的權力，遠比凡事要請示本國國王的葡、西兩國迅速而有效率；再加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舶性能又比較優越，運輸與作戰都優於葡、西兩國，荷蘭人於是支配了十七世紀亞洲海域的長程貿易。

他們多次嘗試打開與中國貿易的門戶未能奏效，在中國的默許下從 1624 年起以現在的臺南安平一帶為基地，與從中國大陸國來的華商交易，同時也把臺灣當成是從其位居現今印尼雅加達的總部與日本之間貿易往來的中繼站。166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被鄭成功打敗，退出臺灣。

比荷蘭東印度公司早兩年（1600），英國人領先成立了該國的東印度公司。可是由於資金籌措與利潤分配的作法與荷蘭不同，因此一時不及荷蘭人成功。英國人一度在 1613-1623 年間被允許到日本貿易，但是深受荷蘭人中傷與排擠，於是自行退出日本市場。將近五十年之後，他們試圖重回日本，在獲得鄭成功之子鄭經的同意下，選擇以臺灣為跳板前往交涉。然而當時日本的江戶幕府政權實行鎖國政策，不給英國人機會。於是，英國只好在鄭經東寧王國的首都，也就是現在的臺南市，設立商館貿易，直到鄭經之子鄭克塽投降清朝為止。

在全球化初期的十六、七世紀來到亞洲的歐洲國家，或者他們的東印度公司，因此都和臺灣有過淵源。然而鄭克塽投降後，清廷就禁止外國人前來臺灣。不但是前述的四個國家，就是後來才成立的其他經營亞洲貿易的歐洲公司，也都不能造訪這塊土地。

所有的東印度公司或者其他名稱的歐洲對亞洲貿易的商業機構，在臺灣歸屬大清之後，陸續都被允許到中國廣州貿易。他們的名稱和成立的年代參見下表：

 

雖然這些公司都到中國貿易，但是他們不是每個地方都去，也不是每個他們想去的地方都會讓他們去。在中國，他們幾乎只能前往廣州一個港口，別的港口都讓他們吃閉門羹。至於日本，自從鎖國以後，就只有中國人和荷蘭人可以到九州的長崎貿易。韓國完全鎖國，沒有給外國貿易家任何幻想的空間。羽田正教授說，東亞海域其實是「政治之海」；亞洲的其他海域才是「經濟之海」。這意思是說：東亞海域的國家認定外國人從海上前來本國貿易，涉及到本國的安全問題，因此必須嚴格地加以控制和管理，但是印度洋周邊的國家卻不這麼認為。

一心一意要壟斷歐亞之間的貿易，至少想辦法要控制亞洲海域內的船運交通。於是他們發行稱作 「cartaz」 的通行證，只有花錢買過通行證的船舶才不會在海上遭遇葡萄牙船的攻擊。他們甚至還以武力在亞洲海域的沿岸建立據點。就這樣在亞洲海域建立起歐洲人的「海上帝國」，而稍晚才到的荷蘭人與英國人也採取類似的作法。

十六世紀的西亞與南亞其實有三個強權。最西的土耳其為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9-1923）；兩河流域與伊朗的統治者屬於薩法維王朝（The Safavid Dynasty, 1501-1736）；印度則是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1526-1858）的天下。這三個帝國都是「陸上帝國」，對統治或控制海域的興趣不大。只要利用港口與從事海上活動的商人記得繳稅、繳夠稅，帝國的官員並不介入干涉他們的活動。因為印度洋周邊人群的觀念是印度洋是個「經濟之海」，是個生計的場域，而非政治的場域。再者，這些帝國本來就由多樣的民族組成，沒有現代源自西方的「民族國家」的概念，並不排拒外國人，甚至也不排拒異教徒。

十七世紀的後半，日本已經鎖國，而中國為了與臺灣的鄭氏王朝對抗實施了二、三十年的海禁與遷界的策略，把人民與海洋隔離。併入臺灣之後，從 1684 年起，中國開放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的海岸，准許人民出海貿易，於是從日本到東南亞各地皆可看到華人的蹤跡。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路與華人的商路大致重疊，但是華人並未涉足馬來半島以西的印度洋世界。各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洋海域的發展各有千秋，不過顯然先是荷蘭人的勢力比較大，後來則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擅場。這兩家公司也陸續擴張佔領土地，由「海上帝國」轉變為「海上與陸上的帝國」。

不過，商業是各國東印度公司的原始目的。有如達伽瑪一行所稱，東來的目的是「尋找香料及基督徒」，主要是為了將當時歐洲售價昂貴，卻又生產在東南亞的調味香料（胡椒、丁香、荳蔻、肉桂）運回歐洲販賣牟利。話說回來，這也只是個起頭。當他們的人在亞洲活動以後，很快地就發現亞洲擁有更多罕與倫比的精美商品。兼從數量與價值來說，依序差不多是中國茶葉、印度棉織品、中國瓷器，然後才是中國與孟加拉等地的絲綢，以及更多、更多樣化的其他東西。

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外交官李奇霍芬為古來從中國經過中亞、西亞以達歐洲的那條陸上的商旅之路取了個浪漫的名字──絲綢之路。後來的學者也自然地把東西之間的海上交通貿易之路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從各國東印度公司從亞洲載走的大規模商品來考量，於是有些學者主張說這條路也是「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或者應該說是「棉布之路」。

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東來，為歐洲與亞洲建立起不斷的聯繫。他們一開始就來到東亞，於是他們在臺灣、中國與日本的活動與互動也就受到矚目。以臺灣來說，很多人都可以把荷蘭東印度公司、熱蘭遮城、淡水紅毛城……等等與東印度公司連結的對象朗朗上口，甚至於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總部雅加達或者歐洲母公司所在地的阿姆斯特丹也不算陌生，可是對這些公司在亞洲境內其他地方的活動概況、對當地以及整個亞洲或世界的歷史動向產生怎樣的衝擊，或者怎樣的影響，大體上除了少數三、兩位研究者之外，普遍欠缺瞭解。

羽田正教授的《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一書，言簡意賅，卻不乏對特定細節的鋪陳，讀起來叫人津津有味。羽田正教授家學淵源非常深厚。他的祖父羽田亨以研究元朝時代的蒙古史聞名；他的父親羽田明研究敦煌學，也研究西南亞。羽田正自己的核心研究是西亞與伊斯蘭，但是閱讀、寫作的範圍遠遠比那些課題來得大。更特別的是，他比他的祖父與父親更進一步，不只關心在大陸上所發生的事，也專注於海洋人文世界的變化。他花了比預期多很多的時間，完成的這本《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真的值得詳細閱讀。透過這本書，讀者對十八世紀末以前兩、三百年的亞洲史的視野，自自然然就能步步開闊地展開。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