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全球化的重要推手──東印度公司

在川普上台與英國脫歐的氛圍籠罩下，學界開始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基礎上討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可能性。不少政論學者更預兆這浪潮可謂逼在眉睫，倘若世界因此不再聯而為一，在整合經濟、環境保育等議題上，受害的將會是地球村上的每一個族群。

學界對「去全球化」所潛在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我們已習慣在全球化的年代生活近半世紀。但我卻不認為「去全球化」會因為個別政權的變動而造成難以挽回的困局；即使它會帶來一些短暫的影響，大概亦不會持恆。換句話說，我相信全球化的格局在廿一世紀可以說是難以動搖的。箇中原因，無非與全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有關。

自十五世紀伊始，歐、亞、非、拉等新舊世界已經互為串連；而就近四百多年的人類文明史而言，顯然沒有一個例子，成功把全球化的基礎連根拔起，又或者把它的進展煞停。所以我不太同意「去全球化」會是一種值得過慮的時代危機。

不過話說到這裡，我們有必要去探詢幾個問題。究竟甚麼是全球化？甚麼是世界聯而為一？甚麼是新舊世界的交會？甚麼是跨地域的串連？這些問題皆可以從全球史的發展脈絡找出答案，而羽田正的《東印度公司和亞洲的海洋》便是其中一部甚具參考價值的作品。

我們或許會思疑，四百多年前的世界和廿一世紀真的可以相互比較嗎？當時的世界在通訊，交通各方面也沒有現在那麼發達，我們真的能夠把它視為一個整體嗎？羽田正也刻意對這個問題作出說明。他認為：「雖然（全球化的）展現方式會依地區與時代而有所不同，（但）如果把（全球化的）過程視為一個整體，並且試著以這樣的角度去掌握、去描述環境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那麼整個世界就必須當成一個整體來看。」這解讀也點明了人類文明在全球史視角下的發展模式。

事實上，即使在資訊較為流通的新世紀，商品、知識與人口的流動往往才是介定全球化的關鍵。這一系列的活動與四百年前的「交流範式（exchange paradigm）」也許不盡相同，但其意義和背後的推、拉力因素（pushing and pulling factors），實際上與四百年後的今天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而在各種交流（circulation） / 交換（exchange） / 相遇（interact）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一些引導者與推進者；在十七、十八世紀，東印度公司便在這方面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在討論東印度公司時，不時會誤以為這只是一間以荷蘭或者英國商人為主的貿易團隊。事實上，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於 1601 年，一年以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才接著成立。其他包括法國、丹麥、瑞典、奥地利等西北歐國家，也在不久之後以「東印度」的名義成立性質相似的貿易公司。

羽田正這部作品，大概可以說是第一部連結這些「東印度公司」的綜合研究。作者自己也覺察到這是一份極具挑戰性的工程。原因無非各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網絡、規模，以至運作也存在一定的分別與落差；而它們所存世的檔案文獻，數量更是極其驚人。要全面地消化所有文件，基本上是天方夜譚。不過，我們卻不可以因而忽視這課題的重要性。因為要了解東印度公司與近世全球化的整體亙動，便有必要把西北歐的東印度公司作一綜向性討論，這亦對我們理解近早期（early modern）世界的建構有所裨益。

雖然東印度公司誕生於西歐，其活躍的地區卻以亞洲海域為主。但是羽田正也特別提醒我們，即使歐亞大陸在地理學上分為歐洲和亞洲，然而人的生活與文化，是難以簡單地用一個地域標準劃分為二的。比如在亞洲的疆土上，「東亞」與「南亞」在文化發展，人口遷徙各方面便藏著複雜且相異的多元性。所以在歐洲視角上所謂的「東方/ 亞洲空間」，斷非一個單元的民族載體。透過東印度公司在南亞和東亞海域的活動，我們便能夠看出這些差異性的所在。而在某程度上而言，東印度公司也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者，促令形式不同的文化相遇，提供一個實在的平台，予以歐洲與亞洲各領域的跨文化交流。

誠然，跨文化交流並不一定代表全球化。早在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時代，又或者更早一點的漢唐帝國，在歐亞大陸早已存在一系列的跨文化交流，但我們卻不太習慣稱之為全球化。原因無非當時的交流模式，在規模和頻密度（velocity）上也遠不及十七、十八世紀。

正如羽田正所言，除了南極圈與部分南半球地區以外，人類文明在十八世紀基本上已經連結起來：諸如中美洲的銀材開始流通到中國、印度；東南亞的香料也被運往西亞與歐亞大陸；而被當作商品的非洲黑奴也被轉運到歐洲，甚至一些新大陸勞動工作。至於中國的陶瓷與茶葉也從東南亞運往西亞、歐洲、北美；而印度的綿織品亦在歐美市場大受歡迎。這一系列的貨品流通與物種亙動，恰好促成一個自古未見的大樞紐。毫無疑問，東印度公司在促成這樞紐的功勞絕對不容忽視。而在這時期，各種由人、物流動所促成的地球一體化，亦是決定日後全球化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史的框架內，羽田正也提出不少甚具意思的專題，既微觀又宏觀，其中包括書的第六章〈各種人的生存方式〉。當中提到跨國貿易不僅可以從一個商貿史的角度剖析，亦可以從一個個人史的視角出發。在討論混血兒在巴達維亞的篇章，以至一些民間商人諸如丹尼爾，戈爾康達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別於數據文字，帳目紀錄的商貿歷史。書中還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的主題，比如「東印度公司船隻的發展」，「從『海上帝國』到『海上與陸上的帝國』」，「亞洲海域與南亞的變動」等等。但礙於篇幅所限，難以在此逐一詳述。但我認為這些主題對我們進一步認識新世紀的國際格局，以至全球一體化等議題，也存具相當的現世與時代意義。
 

（本文作者為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