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下議院的女人們：以「在場」的力量顛覆男性政治霸權

坐落於泰晤士河畔的英國國會大厦，歷來都是男性的領地。即便是在象徵著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體制的下議會大廳里，女性的活動空間僅限於天花板上方的一個狹小逼仄的通風道裡。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 1834 年，在議會大厦遭受了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火之後，負責議會大廈的建築師查爾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才在重建方案中提出在下議院的角落裏單獨開闢出一間女士休息室，好讓議員們的太太一邊織毛線活，一邊在厚重的金屬屏風後面悄無聲息地觀摩議會的進程。

隨著十九世紀後半葉女性參政運動的興起，英國女性終於在 1918 年首次爭取到了部分的[1]投票權和參選成為國會議員（Members of Parliament）的權利。這也就意味著，有史以來第一次，英國女人從天花板和金屬屏風後面走了出來，可以與男性議員們並肩坐在下議院的綠色長凳上，商議國事。可是歷史的前進真的有這麽容易嗎？讓我們來看看洛文多斯基書中對於這段故事的描繪：

英國史上第一位女國會議員南茜・阿斯特（1879–1964），臨終前對她的兒子說，「如果我當初知道男人們會這麽厭惡女人出現在議會中，我可能永遠也不敢邁出這一步」。她在個人傳記中詳細地講述了男議員們對她的敵意與戲弄如何成爲家常便飯。她説，在下議院大廳的長條凳上只有兩端才可以出入，男議員們總想盡辦法逼迫她坐在中央，讓她不得不一個一個地從他們身前擠過。作爲整個議會廳中唯一的女人，沒有人考慮過她需要使用洗手間的需求，一開始她不得不闖過整個大樓才能找到僅有的女洗手間。每次散會之後，所有的休閒空間例如吸菸室和酒吧也都被男性占據了，她也不得不選擇回避。

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恰恰反映了傳統政治場域中的厭女文化。用洛文多斯基的話說，「這裡（指英國國會大樓）是男性和其他男性集會的地方，連行事風格也和那些一手塑造了英國紳士文化的公學（public schools）以及紳士俱樂部 （gentlemen’s clubs）一脈相承」。直到現在，英國還有坊間戲言道：「倫敦最大的紳士俱樂部非國會莫屬了」。當公學、紳士俱樂部以及英國國會被相提並論時，讀者們往往只看到權貴階層建立起的一條權利走廊，卻看不到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怎樣巧妙地用所謂「紳士」、「得體」和「榮譽」等概念，建立了男性在政界的文化霸權，將任何女性或者女性氣質的存在都視為是不恰當的、可笑的，甚至是難堪的。

由於這樣的性別文化霸權的長期存在，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擁有了選舉和被選舉權的英國女性們也仍然很難跨越重重障礙，真正踏入議會的大門。直至 1987 年大選，才首次有超過 40 名的女性進入了議會大廳，占全體議員的 6.3%。這種情況持續到工黨於九〇年代初開始的一系列大刀闊斧的黨內改革，為了擴大其選民基礎，在布萊爾時期的「新工黨」於 1992–1996 年首次推行了全女性候選名單（all women shortlists）制度，規定在部分選區內只能由女性黨內候選人參與地方選舉，以此來保證在接下來的大選中能有一定數目的女性當選為國會議員。

但這個過程也舉步維艱。根據洛文多斯基書中記載，工黨內參選的女黨員們常常遭遇各種各樣的侮辱與騷擾。其中，「在有些選區，就算一些女候選人拿到了最多來自工會或地方黨部的提名，黨內的男性們也聯合起來想方設法加以阻撓」。曾有一名女性被上一級男性黨員質問說：「如果你真的當選 MP 了，每週一到週五都要去倫敦工作，那你丈夫的性生活怎麽解決呢？」更有甚者，還有女性被男同事敷衍說：「説實話，我們其實真的很喜歡你説話的樣子，以至於你一張嘴我們就忍不住想像你穿著內衣的樣子。」

洛文多斯基在書中分析道，這些帶有強烈性別歧視色彩的玩笑之所以可以被政界男性肆無忌憚地説出，正是由於他們受到制度性土壤的保護。這裡的「制度性土壤」既來源於前文所提到的英國上流社會崇尚的紳士文化中，也普遍地存在於人們對於現代的國家官僚體制的想像當中。

具體來說，當人們想像理想的官僚體制應該是理性的、職業的、有權威感和領導力的（rationality, professionalism, leadership, authority）（該理論由著名社會理論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他們實際上使用的標準是傳統觀念中理想男性氣質的樣子，即將理想化了的官僚體制等同於理想化了的男性氣質（使 idealized bureaucracy=idealized masculinity）。這樣一來，男性在政治體制中對女性及女性氣質無所顧忌地抨擊便得到了文化和制度上的默許，女性在政治中被百般刁難也被視為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回到歷史敘事中，即便阻力重重，社會的前進終究勢不可擋。在英國 1997 年的大選中，新工黨的「全女性候選名單（all women’s short lists）」制度大獲全勝，那一年有 120 名女性當選成為了英國國會議員，占整個下議院人數的 18.2%。當年的英國街頭小報曾一度把這些女議員們諷刺為是「布萊爾的寶貝們」」（Blair’s Babes)，還常常諷刺她們的著裝不夠時髦、政見不夠堅定、也沒有做出太多轟動性的政績。但無法否認的是，她們的「在場」徹底改變了英國議會清一色男性面孔的傳統，並且大大提高了議會對於關於家庭、生育、性別相關的社會議題的敏感度和立法通過率。

這樣的轉變就是洛文多斯基在書中所闡釋的核心論點：即女性必須在政治機構中「在場」，保證在民選立法機構和政府當中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出席，根本原因是她們的聲音必須被聽到，她們的利益也必須被代表。

這裡的代表（representation）具有雙重含義，一是指數量上的代表，二則是實質上的代表。從數量上看，占人口總數一般的女性理應與男性以同等比例出現在代議制民主體制的立法機構當中；從實際利益上看，女性群體共享的生命體驗塑造出了一些獨特的社會訴求，而這些訴求需要在以往以男性思維為主導的政治體制中被不斷地提出、被捍衛。

而這兩種代表性的關係是：數量上的代表性往往要先行於實質性的代表性，而兩者之間的轉化又並不完全是顯而易見的，洛文多斯基指出。例如很多女性身在政壇卻不為女性代言，這樣的情況常常出現在女性代表的數量還不足以形成合力時（一般認為 30%是一條界線），這時女性政治家往往更傾向於認同自己的黨派和其意識形態，而不是自己的女性身份。

因此，「政治的女性化」不僅僅是招募女性進入政界，而是一個艱難的改造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過程，其中需要通過在選舉中設立性別配額（gender quota system）、推廣性別平等意識、支持女性代表為女性立法等一系列步驟，來推動女性在政治參與中由「量變」向「質變」的轉化。

至此，洛文多斯基的這本《女性化政治》當中的主要觀點我們已經瞭解了。本書不僅深入簡出地為女性參政提供了理論上的梳理，其中也穿插了不少英國女議員們精彩的口述片段，讀時令人時而捧腹時而扼腕，是學界少有的、能讓普通讀者也很享受的讀本之一，特此撰寫本篇書評以饗讀者。

[1] 當年的法案規定三十一歲以上的女性可以參加選舉，足足比對於男性的年齡界限高了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