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宛如少年，仍有漫漫成長路──讀東山彰良著《流》

如果把《流》的直木賞冠冕卸下，會發生什麼事？特別是當《流》被引薦給眾人之時，《流》是被以優秀得獎作品被送到讀者手中的。當各式獎項與作品分離，會產生什麼閱讀觀感？回答這個問題，方式之一是解構這本作品的元素。小說作品的核心即是劇情，即使是沒有劇情也是一種劇情。用一句話來說明《流》：臺灣少年郎自政治強人蔣介石逝世後所展開的成長故事。臺灣從政治強人手中脫離時，少年葉秋生同時也失去了自己的祖父。因此《流》的核心元素可以說是「少年」與「臺灣」，追求自我價值的少年，以及真正開始建立國家風格的台灣解嚴後時期。

在《流》這本作品中與蔣介石同時離世的祖父葉尊麟，他的存在是小說故事之中最鮮明的背景色。祖父葉尊麟是一般人口語所稱的「外省人」，省代表的是臺灣省，省字係歷史性的行政詞彙，省字背後隱喻著臺灣海峽另一頭寬廣的「祖國」的存在，臺灣省是祖國的一個省份。

我，外省人是來自臺灣省以外的人。對外省人來說，國家在海的另一端，在臺灣島上的生活是暫時性，停駐性，目的性的生活。

祖父葉尊麟對於秋生的意義，始於戲劇性的死亡。在小說故事中，秋生是祖父意外身亡之後，第一個發現屍體的人。秋生在升學與兵單交戰之際，找出這起命案的兇手，成了青年秋生命運中的紅燈號誌。只要是關於祖父命案的線索一出現，任何事情都必需停住。祖父的死亡成了《流》的故事動能性，在秋生了解祖父的故事越多越深時，祖父的死亡漸成了一個他難以判斷的問號，祖父葉尊麟不該死，但土匪葉尊麟便該死。但人的死亡是否確有因果判斷的存在？是生前的作為，導因生命的結束？生前作為與生命價值之間關聯判斷的命題，是如何脫離國家刑罰體系，而被反覆思辦而不得定論的呢？一種產生巨大震盪之力的方式，可以強行切斷人命與作為的國家刑罰體系，即是「戰爭」。

葉尊麟是在一場又一場的國共內戰中退守到臺灣的國民黨軍人。當年，他在自己的中國故鄉山東，嘴裡喊著殲滅共產黨，徒手將一群王姓村人活埋。戰爭逼迫一般人民選擇立場，人在戰事之中，存活難以為繼。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人民眼中，誰家有奶可吃，誰家就是我的娘，差別也許只是發放糧食的速度而已。葉尊麟的好友馬大軍是在故鄉繼續生活下去的人，他是選擇不同立場的兒時友人，共產黨將曾經有殺人前科的馬大軍收編麾下，沒有他的幫忙，葉秋生的父親及姑姑等親人無法離開中國。

「臺灣」是亞洲近代百年戰爭中所誕生下來的國家，任何一個東亞近代史上的偶然性被抹除掉，都不可能會有現在的台灣存在。《流》裡不斷上演的正是「臺灣」慘淡的青春期，與葉秋生的蠻橫少年時代的各式趣事。這也成為了《流》這本小說的最大特色，最富有魅力的故事語調，「臺灣」曾經年少過，少年時的秋生想當然爾地也無所事事過。

葉秋生在第一次看見山東青島市的美麗街頭時，心想：

把自己的少年時代投射在別人的故事中，在第一次造訪的街角找到自己淡淡的苦澀回憶，瞇眼看在風中熠熠發光的夢想和熱情，我對自己施了魔法。

這一趟中國之旅，是葉秋生第一次踏上所謂「故鄉」的土地，然而在小說設定的年代，基於政治的不安性，他得選擇拿著偽造的護照，終於踏來了「老家」──山東省，他心底所謂「回家的感覺」，其實只是承接著祖父與父親的思想。葉秋生知道中國山東不會是自己的國家，他的感受是抽離在父執輩的思念之上。他對家鄉的概念建立在對國家歷史上的超然中立判斷上，他沒有兩地認同的掙扎，他只有自我價值的認定追求。葉秋生說的「別人的故事」是他祖父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所發生地點不會在中國，而是在中國之外。

這本《流》是一本著眼在「成長」的小說，小說深入淺出地介紹當今臺灣的局勢從國共內戰之後是怎麼運轉的。對臺灣讀者來說，無疑地是一本駕輕就熟的讀物。若把《流》除去直木賞的加持光環，臺灣讀者如我仍毫無閱讀上的衝擊，沒有任何新鮮感，我過去在小說裡尋求的異國情懷，在這本小說中是找不到的。對我而言，當下即是重新思考直木賞對自己閱讀的書單有多少影響力。

然而一個關於《流》的提問，在我內心讀完第二遍時響起，「在臺灣，有這樣觸及臺灣近代史而令人閱讀上，不感到歷史壓迫感（情感負擔）的小說嗎？」答案是有的，是發生在《流》的翻譯文本問世之後。在我個人的小說清單之中，《流》是一本輕．歷史類型小說，沒有臺灣歷史定位上的包袱。作者東山彰良以清澈的他者眼光，引領我一個看待臺灣近代歷史進程的新角度，再讀後的繞樑之味，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