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世界：漢娜鄂蘭傳》，臺北：商周出版，2018。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
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
——鄂蘭，《黑暗時代群像》
一位意外的傳記作家
這是一本描繪猶太裔美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個人生平與思想的傳記，但背後卻藏著一個關於三代人的故事，以及一個與傳記做為一種文類密不可分的「哲學」理念：一個說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卻花了本書作者伊莉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1946-2011，以下簡稱揚布魯爾）三十多年的理念，且期間經歷過多次的自我迷失、放逐，才達成和解，讓鄂蘭真正住進了自己的生命當中，成為獨自思考與判斷時的一位良伴。
揚布魯爾是鄂蘭任教於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以下簡稱「新學院」）研究所的門生。一九一九年創立的新學院是一所反對學術界的傳統分工與保守文化，致力於「新學」之傳播，並以參與社會改造為職志的學術機構。
三〇年代初期，當納粹政權開始在歐洲大陸從事系統性的迫害猶太人行動之後，新學院設置了一個名為「流亡大學」（University in Exile）的研究部門，收容大量從歐洲流亡美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哲人施特勞斯（Leo Strauss）、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以及哲學家約納斯（Hans Jonas）等知名學者。
二戰結束後，雖然這些流亡學者紛紛轉赴其他學校任教或回國，但該校仍然維持相當濃厚的「歐陸哲學」色彩，而且深受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左翼批判思想之影響。
思想前衛且企圖介入公共事務的學校，總能吸引自詡為社會改革力量的學者和學生。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六〇年代，更是如此。不計其數的女權主義者、反越戰人士、反資本主義及其物質文化的進步青年，民權運動或其精神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支持者，齊聚於新學院的教室和校園。事實上，鄂蘭在轉任這所學校之前已是常客，不少學生就算沒聽過她的演講，也聽過她的事蹟。
揚布魯爾也是當中的學生之一。她其實早鄂蘭約莫兩年來到新學院，而且是以一個輟學生的身分入學就讀。此前，她曾經就讀過沙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那是一所標榜效仿牛津／劍橋大學書院制度（師生同住一間宿舍，教學方式包括一對一的導師課）的私立文理學院。無法忍受這種貴族學校傳統的揚布魯爾毅然選擇退學，過了一段反主流文化的嬉皮生活。
然而，她最後仍選擇回到校園完成學業，在六八學運爆發之前來到了社會研究新學院。一九六七年，鄂蘭正式轉任新學院的研究所，揚布魯爾也同時進入了博士班，並如願成了前者的導生。接著，她以鄂蘭在海德堡大學的指導教授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為主題，在鄂蘭的指導之下撰寫博士論文，最後於一九七四年取得學位。
隔年十二月四日，鄂蘭溘逝，留下許多未完成的草稿。親友於是請託揚布魯爾替這一位充滿傳奇與爭議的老師立傳，並闡釋其思想發展軌跡。受託當時，她年僅二十九歲，且才剛進入鄂蘭本人兩度客座的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哲學系任教。七年後，一本厚重的《漢娜鄂蘭傳》（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問世。迄今，這不僅是鄂蘭的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文獻，也是傳記文學的一本經典之作，更替作者奠定了「傳記作家」的身分。
成為一位傳記作家或許是個歷史偶然，但是，揚布魯爾對傳記書寫的重要性之體會，卻早在研究雅斯培時就萌芽。正如她在《面對傳記的制約》（Subject to Biography, 1998）一書的說法，雅斯培比起任何二十世紀的哲學家都更意識到傳記做為一種文類，之於即將來臨的全球時代的關鍵角色。
暫且不論其細節，對他而言，哲學首要是一種思考方式，一種具體生命脈絡中的對話，而非關於抽象真理的追求或教條的確立。再者，根據雅斯培的理解，如此進行過反思與對話的哲學家，其思想結晶乃關於人類生活的一種詮釋，且揭示著我們所能與不能企及的界限。
換言之，哲人是人類面對集體處境的指路人。而唯有關於他們在具體生活脈絡當中之呈現，亦即傳記之書寫，人們才得以參與他們的思考，讓我們在找尋時代出路的時候，能有他們的陪伴。
研究雅斯培出身的揚布魯爾，在接獲為恩師立傳的請託時，肯定會想起上述關於（哲人）傳記的重要性。事實上，鄂蘭同樣也在意此一文類的書寫。她生平第一本著作就是關於范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一位猶太沙龍女主人的個人傳記。
如果說，古希臘前城邦時期的政治，羅馬建城立基的經驗，以及耶穌所展現的寬恕，是鄂蘭從人類歷史灰燼當中取回的三顆珍珠，正如她在《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當中所論證的，那麼，出版於一九六八年的《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則意圖捕捉書中哲人身上與作品所映射出來的光芒；即使不能當我們腳下的明燈，也足以讓陪人沿著洞穴岩壁探尋出口。
是故，傳記書寫乃鄂蘭對雅斯培哲學思想的繼承與實踐。本書也必須理解為這想法的一脈相承。然而，揚布魯爾絕對是師生三代人當中對傳記做為一種文類反思最多的一位、甚至為此所苦的人。本傳記的成功讓她接獲了另一個同樣意外，但更為嚴峻的請託：替精神分析醫學之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女兒，也是同行的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 1895-1982）作傳。
當鄂蘭思想碰上精神分析
揚布魯爾自述，這本鄂蘭傳記的書寫過程加深了她對精神分析的興趣。出版後隔年，她更毅然前往康乃狄克州紐海文市 （New Haven）的西新英格蘭精神分析學院（Western New England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註冊入學，正式接受臨床精神分析訓練，然後因緣際會之下接獲替安娜・佛洛伊德立傳的請託。經歷初期的百般掙扎，揚布魯爾最後答應了，也因此一邊教書，一邊受訓，同時又日夜埋首於這位同為精神分析學者的佛洛伊德後人之滿坑滿谷的手稿與文獻當中，然後完成了《安娜佛洛伊德傳記》（Anna Freud: A Biography, 1988）。
出版之後，她不僅再也撕不下黏在身上的「傳記作家」標籤，也因此將一切所學轉移到分析自己的人生。事實上，雖然她曾轉往費城的學校繼續受訓，但精神分析訓練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她取得正式執照，並開始執業。期間她也出版過幾本心理分析相關的著作，包括榮獲一九九六年美國出版協會的最佳心理學書籍的《偏見的剖析》（The Anatomy of Prejudices）。是故，揚布魯爾既是一位大學哲學教授，也是臨床精神分析醫師。
讀者手上的這本書是根據英文二版的翻譯，增添了一篇長序；如果裡頭帶有精神分析的色彩，那是再自然不過。此外，雅斯培的身教與言教之於鄂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顯。雅斯培不僅僅是一位著名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哲人，也是一位精神醫學家，並鑽研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在這領域做出貢獻。據此，研究雅斯培的作者撰寫《安娜佛洛伊德傳記》的契機或許有巧合，但走上精神分析這一條路絕非偶然。
另一方面，雅斯培也在神學領域鑽研頗深，且信奉耶穌基督，因此他的存在主義迥異於高舉無神論大旗、吶喊虛無的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及其追隨者，其人格與氣質也是如此。在這本傳記出版之前，人們總是忽略鄂蘭當年接受他指導的博士論文，正是以聖奧思定（Saint Augustine, 354-430）關於「愛」（amor）的神學思想為主題。該論文基本上將聖奧思定古斯丁所說的「愛」理解為一種「慾求渴望」（appetitus），其展現方式，雖能依據渴望對象的不同種類，進一步區分為對必朽事物的「貪戀」（cupiditas），以及對永生事物的「慈愛」（caritas），但終究是一種肇因於內在匱乏的渴求。
揚布魯爾特別提及，鄂蘭原本想以「愛這個世界」（Amor Mundi）做為《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書名，後因故作罷。本傳記以「對世界的愛」（For Love of the World）做為副標，除了強調這想法才是鄂蘭心靈的真正寫照之外，也有替恩師彌補遺憾之意。對人類所共同創造出來、共同分享的世界之「愛」並不源於匱乏，也不企圖占有，且於公、於私，皆必須如此。
眾所周知，鄂蘭就讀馬堡（Marburg）大學時曾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發生過一場師生戀，之後也跟他人結過兩次婚。本書當然對此也不能省略，但著墨的重點卻是關於愛情與友誼之間，兩者能否以平等為基礎。根據揚布魯爾的理解，鄂蘭本人不僅駁斥意圖據為己有的愛，更反對以互補殘缺的方式做為人與人關係的凝聚。相反，她倡議雙方各自健全為基礎的平等、自由互動，無論是在兩人世界或政治領域。是故，友誼或說「兄弟之愛」（philia）才是長久愛情與永久和平的基礎。
然而，這並非後來投靠希特勒政權的海德格或鄂蘭的第一任丈夫君特・斯坦 （Günther Stern, 1902-1992）所能夠或願意建立的關係。幸運的是，鄂蘭之後認識了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 1899-1970）並結為連理。他同樣是一位詩人哲學家，天賦極高，但沒有海德格和斯坦的人格缺陷。在本書的描繪之下，他們倆的夫妻關係幾乎是布呂歇底下這一句話的註解：「友誼表示沒有情慾的愛，情慾給克服了」──建立在兩個各自整全的人格之上的友誼，才是真正的愛情。也唯有這樣，愛情才不至淪為一種不對等關係，更不會以為兩個殘缺的合作，才是愛情的凝聚基礎。
作者的字裡行間也透露，真正的愛是出自於一種對現存世界的理解，從而與自身的各種遭遇達成的最後和解。此一現存世界，指的當然是那個人與人所共同打造出來，藉此彼此互動的那個包括物質與文化的「世界」。至於「和解」，則首先是自己與自己能共處一室、不感寂寞或焦躁難耐，再來是與其他人的和平相處，最後才是──即使不隸屬哪個國族，也能安身並立命於整個世界當中。
換言之，愛世界在公領域的最終極表現，是成為一個「世界公民」。這正是雅斯培對於鄂蘭本人的理解。在他寫於一九五七年的〈哲學回憶錄〉（Philosophical Memoirs）當中，他如此寫道：
她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就是一個流亡在外的人，在地球上流浪，她的精神沒有因為無盡的艱難而崩潰，她全面體會到從母國被割裂開來而面對種種原始恐懼的那種存在景況，她被剝奪一切權利，墮進無國身分的非人景況。她的內在獨立性讓她成了一個世界公民。
一九九五年，揚布魯爾應邀出席新學院舉辦的「漢娜鄂蘭的思想遺產」（The Legacy of Hannah Arendt）研討會，並以〈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The Exemplary Independence of Hannah Arendt）為題發表論文。該文開宗明義地說，雅斯培生前曾試圖闡釋鄂蘭的「獨立心靈」（independent-mindedness）是如何磨練出來的，但卻點到為止，因此這一篇文章接續了鄂蘭老師的未竟之業。那點到為止的描繪，正是上面的「內在獨立性」（inner dependence）概念。
事實上，該文也是作者自本書出版以來，關於鄂蘭最完整的一篇專論。不過，雖然其內容大多進入了本書二版序言，但性格分析與理論意涵卻刻意被排除在外，因為她相信：「傳記不是提出理論的適當地方；一本理論化的傳記只會顯露我其實未能真正認識與尊重故事主角，以及不顧及她的感受之失敗。」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本書 1982 年出版，作者詳實整理鄂蘭的文學、哲學及生活背景狀況，並描述現實政治社會對鄂蘭一生的深刻影響。
並運用心理學及哲學知識、與鄂蘭友人的訪談，以及親身受教鄂蘭的經驗，深入闡述她思想成形的歷史基礎，幾次重大學術產出與觀念轉折，及其對理論界及社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