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世界：漢娜鄂蘭傳》，臺北：商周出版，2018。
鄂蘭的獨立性，及其內在與外在條件
也許，一本成功的傳記應該給人一個作者不在場的閱讀經驗，如同電影導演不會現身於鏡頭裡面。但這說法並不適用於本書。因為，作者有一套清楚的「傳記哲學」，詳細闡釋於前文提及的《面對傳記的制約》，書中內容不僅來自於她對於親身書寫經驗的反思，也承襲自雅斯培的哲學理念與實踐。
該書收錄了〈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一文，而上節的最後一句引言，也出自其導論。另一方面，做為一篇導讀的本文，扼要說明揚布魯爾關於鄂蘭的性格分析或許也不為過；更何況，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她怎麼將鄂蘭的思想轉化為一組精神分析概念。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本書二版序言再次提及雅斯培對於性格的看重，以及他如何藉此讓鄂蘭一改原先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當中，嚴格將馬克思（Karl Marx）與列寧（Vladimir Lenin）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切割，並且高舉前者為正義追求者的書寫立場。
對此，雅斯培在一九五一年寫給鄂蘭的信中直指：馬克思的革命熱誠根本不是出自於對公義的追求，而是來自人性的幽暗面，不僅人格特質欠缺包容，與列寧一脈相承，根本就是一位「仇恨化身的假先知」，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被命運驅使的人，就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的重要性不在他的思想，而在於乘載這些思想的人格。」
不意外地，〈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前言指出，該文關注「做為思想載體的性格」（character as the carrier of ideas）。作者比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還往前走了一步：她不但認為性格即命運，更主張性格造就了鄂蘭在思想上的獨立性。
事實上，致力於延續雅斯培與鄂蘭對於性格之看重的揚布魯爾，曾於一九九一年出版過一本性格學專書《創作型性格》（Creative Characters），將創作者性格分為「自戀型」（narcissistic）、「迷戀型」（obsessional）以及「歇斯底里型」（hysterical）三種。根據她的理解，迷戀型性格的創作者習慣從單一的獨特視角來看待世界。
例如，凡事從性別角度思考的安娜・佛洛伊德，以及神祕主義色彩濃厚的獨特思想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 1909-43），其思緒似乎永遠離不開那一位從世界退隱的上帝。歇斯底里型的創作者則以雙重甚至多重人格為特徵，永遠受困於內在的互相拉扯，英國詩人葉慈（William Yeats, 1865-1939）和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是為代表。至於自戀型創作性格，佛洛伊德則是一位典型人物。
揚布魯爾對鄂蘭的「獨立性」之理解，首先在於後者不過度鑲嵌於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加上她政治光譜上的不左不右，因此，既不能以特定的意識形態來理解她，也無法從其隸屬的族群或文化來斷定其立場。換言之，她總能秉持超然立場，不帶偏見地試著從多重角度來思考事情，而非採取單一的角度、固定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鄂蘭懂得向另一個獨立心靈學習。這當然也意味著她本人能洞察他人的心思，能理解其觀點與意見。再者，她也總能以對人的基本信任來與人互動，包括相信對方具備理性對話的能力，且人格上值得以禮相待。
更抽象一點地說，鄂蘭的獨立性體現了「理性溝通」的理想。其首要特徵是開誠布公地與人交談，且在盡可能清楚表述己見的同時，願意靜心傾聽，並不厭其煩地再三確認這過程是否存在著自己因偏見而產生的誤會──當然，必要時也不斷釐清對方的偏見與誤會。
另一方面，一個真正願意溝通的人，既不會無限上綱自己的信念，也不會當特定意識型態的鐵桿支持者。反之，不願溝通的人，其實是假定了自己想法乃絕對正確，無需再與人確認者；遇見意見不同的人，他們會據此斷定對方若非冥頑不靈，就是無知到不可能理解的程度，所以連溝通與對話都可以省略，或直接訴諸武力。
善於溝通的人等同樂於自我揭露，讓他人明白自己的想法，同時也享受與人言語交鋒之過程者。當然，也唯有精力充沛，自信充足，甚至具有某程度表演欲者才擅長此道。本傳記中的鄂蘭正是如此。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深具公領域之中吸引他人目光的魅力。
關於生命力，揚布魯爾強調，雖然這是一種天生特質，但也要熱愛生命才能展現。而這種熱愛包括了對萬物變遷的洞察能力，亦即一種敏銳的現實感，不僅能感受自然與人為事物（文化）的細節，也能從中獲得喜悅。
這種喜悅的外顯特徵，將是正面積極的生命態度，並能散發一種出於自重自愛、但絕不自怨自艾的魅力，或以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也就是一種「自戀」。尤須指出的是，「自戀」乃中性詞，可以健康或病態的方式展現。作者強調，鄂蘭體現的是一種樂於與人交談、與人同在、與人交往的健康型自戀。在適當的條件底下，她對世界細節的敏銳將轉化為一種好奇，而充沛的生命力則成為一種強烈的求知慾。
另一方面，雅斯培則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條件。根據作者的分析，幼年喪父經驗的確增添了鄂蘭恃才傲物、言語浮誇之傾向，但並非留下情感缺口等待填補。她渴望的是理解以及平等關係中的坦白，包括適時的逆耳忠言。這位老師正是鄂蘭夸夸而談時，能挫其銳氣並拉回現實的一位良友。
當然，也因為她能接受雅斯培對馬克思的評價，才能在耶路撒冷大審當中意識到了人稱「納粹劊子手」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62）之人格缺陷，亦即缺乏思考。道德淪喪的飄搖年代，獨立性格乃人們唯一的依靠。如果作者無誤，鄂蘭這洞見是源自雅斯培的提醒。
入世，才能培養獨立的人格與思想
以上，是揚布魯爾採取精神分析方式，對鄂蘭的獨立性之闡釋。然而進一步閱讀〈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將發現，不僅「愛世界」概念的內涵層次逐漸在敘述當中舒展開來，另一個更具野心的書寫意圖也隨之浮現：替鄂蘭《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一書關於「判斷」的未完成部分，提出一種理解的指向。換言之，本書作者不僅將精神分析應用於鄂蘭之上，也試圖從鄂蘭的思想當中提煉出一套精神分析概念。
下面進一步解釋。首先，作者以鄂蘭做為健康自戀的楷模，是因為後者從底下三個面向揭露她「對世界的愛」：（一）對自然界與人文領域真正的好奇，以及探索與知識累積過程中的恆心與毅力；（二）即使遭遇（感情的）背叛也不因此憤世嫉俗，不再信任人性；（三）不斷試圖與人溝通當中所體現的，那種對於異己、以及面對思想與行動上各種可能性的開放態度。關於人與生俱來的生命力，揮霍來追求「理想的自我」（ego ideal）或許是最好的珍惜方式。看在作者的眼裡，這剛好是一個自戀者分別在哲學、社會以及政治層次上的健康展現。
據此，揚布魯爾進而主張：具有真正獨立性的人，絕不排斥政治──即使其性格並不適合當政治人物，正如鄂蘭本人。此處所謂的「政治」，遠超過人們對於「權謀鬥爭」或「壓迫與服從」的想像，也不必然涉及「管理眾人之事」那種菁英由上而下觀看的視角。
相反地，那是一種歷史上可回溯至古希臘城邦的政治實踐，亦即，平等與自由的公民，藉由討論與爭辯來決定共同生活規範亦即未來的群體生活；歷經羅馬共和的轉化之後，則增添了一個「法治」（rule of law）原則──據此國家不但必須依法治國，且統治基礎和法律權威乃來自人民的授權。
作者強調，這才是鄂蘭心所嚮往的政治，也是培養多數公民具備獨立人格與心智的條件。當然，即使條件闕如，但獨立性並非不可能，只是個人必須付出相當高的（政治）代價。
相對於願意張開心靈與雙手擁抱世界，且致力於追求「自我的理想形象」（ego ideal）的這種健康類型，自戀者也能不願意將生命揮霍於人們共享的世界當中，既不思起新創造，更別說替人文領域開疆闢土。反之，一個人可能只關心自己個人的享受，從不顧及他人的感受，甚至當別人根本不存在。這是與世界疏離的一種方式。
納粹時代便有許多這種人存在。他們可能熱愛古典音樂，一邊播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一邊將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他們也可能白天聽從命令處死無辜的人，晚上回家去當慈祥的父親或爺爺。當然，並不是說所有這樣的人都不可能對人文世界做出任何貢獻，畢竟，歷史上不乏這類的天才藝術家。更精確地說，他們並非是活在世界上而不會有「家」的感覺，只是不會以「世界」為家。
基於對鄂蘭「世界異化」（world alienation）概念的如此理解，揚布魯爾進一步以精神分析語彙提出了三種分類。
第一種是肇因於疾病、其貌不揚或某種「創傷」（trauma）經驗，才從世界撤退回到自己的內在，策略性地忽略身體的殘缺或醜陋，甚至以理論來築起自己與外在的一道城牆。這樣的理論或能稱得上一種哲學，但，其內容必然充滿對世界的敵視、厭惡或漠視，本質上不過是一種逃避，更成就不了一個獨立的心靈。事實上，這種自戀者的目光和心思意念，全被綁在「自己」的苦難之上，而非廣大的世界；終日若非讚美內在的城堡，就是專心欣賞那一道把自己和世界分隔的城牆。
第二種世界異化者也同樣把目光專注在一件事情之上：世界的醜陋面。他們看不到美的一面，只能感受到世界的不公不義，因此終日憤恨不平。這種人的特徵是反叛。當他們高舉社會正義的旗幟呼喊改革時，不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公義，而是奪權；真正在意的是自己，不是別人的苦難。症狀嚴重者最後將會為了反叛而反叛，從不與人和好，也不願與世界和解。當然，被自己和世界之醜陋所占滿的心靈，也不可能具有獨立性。
另一種發病者則總是認為世界虧欠了他們。過度的自我膨脹是其病因；以揚布魯爾借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話來說，則是把自己「膨脹到跟宇宙一樣大」。嚴格說，他們不是不愛世界，只是所愛的自己遠大過於整個世界。這一種病患欠缺生命力。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不來則咒罵這個比他還小的世界。當然，也就不可能具備必須投入時間才能累積的智性魅力。獨立性的兩個必要條件，也就闕如。
一言以蔽之：唯有入世，才能培養一個人的獨立人格與思想！內心受過創傷，過度迷戀於世界的醜陋，或本身欠缺生命力的人，具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願意與人溝通。他們或因故自卑，或天生自大，也可能自卑而自大，但成為一個自戀者之後，即再也不願或無能走出自己的內在城堡，來觀看外面的大千世界，更缺乏從反面來觀看自己的勇氣，因此終身受困於偏見，更加與世隔絕。
看在揚布魯爾眼裡，病態的自戀不僅失去了「世界」，也無能「思考」，也就是不具備「與人對話」的能力，無論那個人是自己或他人；當然，也連帶地失去了「判斷」的能力，因為那必須以認識現實做為前提，而這意味著與世界的連結。鄂蘭個人的生命故事，於是在作者的筆下昇華成一個關於人格與思想獨立性的理念型（ideal-type），「世界異化」也轉為一個自戀心理的類型學。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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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 1982 年出版，作者詳實整理鄂蘭的文學、哲學及生活背景狀況，並描述現實政治社會對鄂蘭一生的深刻影響。
並運用心理學及哲學知識、與鄂蘭友人的訪談，以及親身受教鄂蘭的經驗，深入闡述她思想成形的歷史基礎，幾次重大學術產出與觀念轉折，及其對理論界及社會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