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詩人艾略特曾經留下這麼一個著名的句子。而對 1968 年的哥倫比亞大學而言，四月就算不是最殘忍的月份，也絕對是最不安、最動盪的一段時間。
那一年，平靜的校園成了學生與校方的戰場，雙方的衝突隨著時間逐漸升溫，最終釀成了一場風暴。四月底，一群不滿的學生，在學校中發起了激烈抗爭，他們封鎖了圖書館、占領了校長室，甚至近乎綁架般，將一位教授留置了二十四小時，當作人質，用來與校方談判。這些舉動讓許多人感到詫異，也在校內引起正反不同的意見。有的年輕教師同情抗爭的學生，卻也有些學生急於和他們切割，認為抗爭者只不過是一小撮人，無法代表大多數的意見。
抗爭學生的動機各異，目標紛雜，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個是抱持反戰的心態，不滿學校接受軍方資助、攜手研發戰爭武器。當時美國陷於越戰泥淖之中，反戰風氣熾烈，年輕學子尤其是急先鋒，不少人大呼：「只要做愛，不要作戰！」崇高的學院殿堂為軍事權力服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外一股抗爭的力量，則來自六〇年代高漲的民權運動，而黑人在其中尤其扮演關鍵角色。哥倫比亞大學緊鄰紐約的哈林區，正是許多黑人的居住地，自然無法置身事外，校園中的黑人學生紛紛受到召喚，投身運動行列。他們認為，哥大名列美國菁英名校，對周遭不公不義卻不聞不問，毫無作為，令人氣憤。
反戰風潮碰上民權運動，點燃了校園裡反對權威、亟欲打倒既有體制的野火，燒向了大學的管理階層。學生們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求校方接受，而且沒有妥協餘地。激進的抗爭手法在校園內畫出了一條無形的線，將人們分成對立的兩邊，贊成與反對的各不相讓。
眼看抗爭愈演愈烈，哥大校方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在校方的要求下，警察進入了校園，開始驅離抗議學生。但驅離的過程並不順利，學生們占領校長室和行政大樓已經一段時間，早已駐紮下來，豈能說走就走。警方的手段因此愈來愈強硬，而結果不難想見。這一決定猶如火上加油，讓衝突更為激烈，好幾十位學生因而受傷。
校園濺血，受傷的不只是學生，校方也難辭其咎，有人要求校長科克（Grayson Kirk）下台，以示負責。不過科克並未主動辭職，而是等到隔年才宣布退休，但他缺席了那年的畢業典禮，已經算是灰頭土臉。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哥大收到的捐款數字和申請的學生人數都大幅下跌。衝突給這所名校留下一道深刻的傷口，需要很長時間復原。
哥倫比亞大學是巴森（Jacques Barzun）──我們的主角，《從黎明到衰頹》的作者──畢生學習與工作的主要地方。他從 15 歲進入哥大大學部就讀，畢業後留校任教，教授「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課程，並同時攻讀博士學位，而後便一直在此地工作，直到 1975 年退休。換句話說，巴森的大半人生都與這所學校緊緊聯繫在一起。
巴森的一生有著典型的學者的一面，生活圍繞著教學、研究和寫作。他自 1934 年起，與校內另一位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崔林（Lionel Trilling）合授「經典名著討論課（Colloquium on Important Books，又稱 Great Books）」，一教數十年，不僅兩人成為了思想上密切的夥伴，這門課也成為校園內的經典課程。巴森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者，比如以《世紀末維也納》一書聞名的蕭思基（Carl Schoske）、歷史學者史騰（Fritz Stern）。在學生的印象中，他不是一位特別容易親近的老師，好像總是帶著一些距離，幾分令人敬畏，但他對教學的用心卻是無庸置疑。
巴森也是一位特別傑出而多產的寫作者，在漫長的一生中，他出版了超過五十本書。而隨著他在學校的資歷漸深，巴森也開始接任行政主管的職務。1958 年，他被校長任命為學務長。在位十年期間，他花了不少時間在會議、面談與校內事務的決策。
儘管曾經擔任學校高層主管，但 1968 年抗爭發生的當下，巴森人並不在校園裡頭。前一年，他剛剛卸下學務長的職務，休假一年，校方在處理學生運動時，也並沒有徵詢他的意見。不久之前，他剛被任命為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這是在哥大當中最崇高的學術職位，在位者可以不受科系的限制，自由開課。對巴森個人而言，能夠置身於風暴之外，應該是幸運的。但巴森對抗爭事件自有定見，他既認為校方舉措失當，又指出學生過於天真，把世界想得太過單純，不了解校園現狀本就是各種勢力妥協的結果，不是一兩個改變、或一兩個人下台就能解決的問題。
1968 年是全世界學生運動的高峰，紐約、巴黎、東京，處處都可見到騷動的年輕學生，他們對眼前的世界感到深刻的煩悶與不滿，往往為了心目中的理想而發起激烈的抗爭。這股運動風潮，在社會各處投下震撼彈。
在那之後，美國的學術界出現了明顯變化，往後數十年，是後現代思想風行的年代，啟蒙的進步與樂觀精神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懷疑主義日益高漲，人們對西方思想傳統開始提出尖銳的反省，各種經典作品也遭到嚴厲檢視，這些出自「中年白人男性」之手的作品，被批評充滿了偏見；另一方面，隨著「認同政治」的興盛，黑人與少數族裔研究、女性與性別研究等各種學門陸續興起，登堂入室，在校園內逐漸占據一席之地。學運開啟了一個顛覆的時代，秩序重新安排，邊緣才是中心。
這場關乎思想、權力與資源分配的文化戰爭，在接下來的時光裡，儘管不復當年激烈，但卻從未停歇。1987 年，美國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出版《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批評學運之後的美國青年亟欲搗毀神壇，忽略傳統，反而導致思想的膚淺。此番言論一出，引起不少回響，布魯姆的書一時洛陽紙貴，人人爭相閱讀。
相較於自詡為進步一方的自由派，布魯姆與他的同道人士，通常被視為保守派。自由派往往覺得改革尚未成功，充滿歷史遺留在各處的不公不義，依舊等待檢討和清理，保守派卻傾向認為，這場運動早已過了頭，讓人們陷入價值的混淆、方向的迷惘，社會走向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不知伊於胡底，連大學教育都失去了意義。一直到今天，都還不斷有新作仿效布魯姆，數落當代思潮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批評學運世代出身的老師，看似崇尚多元、平等與自由，言必稱顛覆與反叛，其實是沒了標準和原則，怯於道德和美學的判斷，結果人人任意而行。
在思想與文化的光譜上，巴森也偏向保守派的立場。雖然他與多數深刻的思想家一樣，拒絕、也難以被貼上簡單的標籤，但他對當代文化走向確實帶著悲觀，社會大眾對於經典的漠視，對於教育的放任，還有對於語言的漫不用心，也在在讓他憂心。對 1960 年代之後的美國高等教育，他同樣有所不滿，認為學院中充斥著太多瑣碎的研究，學術研究好似成為慈善事業，必須機會平等、人人有獎，至於課程則變成自助餐大雜燴，任憑學生恣意挑選，對於真正重要的問題反而視而不見。他不無嘲諷地說，當年那場學運風潮留下的最大影響，「在使學生對師長不敬成為當然。」
《從黎明到衰頹》一書的書名，表達了巴森如何評價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他寫道：「此處的『衰頹』一詞，只表示『漸漸銷蝕』，並不暗示活在這等時光之中的人，失去了活力、才能或道德意識。反之，這個時段相當活躍，充滿了深刻關懷，但奇怪的是，同時也極其焦躁不安，因為清楚的前進動線不明。它所失去之物，乃是『可能性』。藝術的各種形式，作為生命似乎已然耗盡，一切發展階段似乎已經走完，各種建制痛苦地運作著，重複、挫折是不可忍受的後果。無聊、倦怠，成為巨大的歷史力量。」
這是我們的時代，處處都是衰頹的表徵。但巴森與其他高唱西方文明終結論者有些不同，他無意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或是文明的滅亡，反而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指引、一絲希望。巴森原本把他的書稿命名為《西方人的思想與作為：當代文明導論》（Thoughts and Deeds of Wester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乍看之下不如最後的書名來得吸引人，卻似乎更能彰顯他的用心之所在：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乃至於超脫這樣一個衰頹的時代？他的答案是，閱讀一點歷史。
這本巨著是巴森對於時代的反響。和布魯姆不同，巴森沒有讓自己置身文化戰爭砲火交錯的最中央，他的回應更迂迴一點；它所批判的對象，也遠不止學運世代之後的西方社會。他把時間拉得很長，書寫過去五百年西方文化的起起落落，並探訪存留下來的經典與精華。他相信，治療西方心靈枯萎症的藥方，就在其中。
在這本書中，他既講述為人熟知的名作，也挖掘出早已被人遺忘的作者與作品，展現了驚人的博學。各式各樣的人與事，在他精心構築的章節中一一登場，交織成一篇篇豐富而緊湊、讓人欲罷不能的敘事。他曾說，歷史寫作應該要展現個人的獨特性與瑣事的力量，也要同時寫出人們的偉大與失敗。歷史不是公式、無法化約為幾條法則。他也重視思想的重要性，不過認為歷史學者有任務去研究和理解思想的時空環境與文化脈絡。在這本書中，他親身示範了這樣的理想如何實踐。
《從黎明到衰頹》於西元 2000 年出版時，巴森已經是 93 歲高齡了。他半開玩笑的說，要寫出這樣一本大書，除了長壽之外，還要歸功於經常性的失眠。他也說，為了寫作這一本書，他用了一生做準備。這一點絕非虛言。
1907 年出生的巴森，在巴黎市郊度過了他的童年。他的父親是位詩人，熱愛藝術，往來的朋友都有著相同的興趣，他們時常聚在一起，高談闊論，地點還選在法國文學家巴爾札克曾經居住過的宅第。巴森從小跟著父母參與這些聚會，耳濡目染，對於文學藝術的愛好算是其來有自。
儘管有著美好回憶，巴森與他的父母卻在 1920 年離開了故鄉。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留下殘破不堪的歐洲，前途黯淡，百廢待舉，往昔的榮光早已不復見。巴森一家人因此決定移居美國，在新大陸上展開新生。
一次世界大戰在巴森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陰影，戰爭期間，他一度陷入嚴重的憂鬱，甚至企圖自殺。為此，巴森的父母不得不選擇讓他中斷課業，靜心休養。利用這段時間，巴森閱讀了不少文學與哲學著作。而後巴森對戰爭絕無好感，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稱大，是因其規模浩大，而非有任何價值偉大。」他也寫道，這場戰爭帶來的後果，是讓西方文明在「物質、道德兩面均飽受蹂躪，這份荒蕪與破壞扎得這麼深，已使創造精力轉向，走岔了路，先入輕浮虛巧，然後跟著投入自我毀滅之途。」
到了美國之後，巴森逐漸擺脫了憂鬱的症狀，並且開始在學業上展露頭角。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他讓自己浸淫在西方學術傳統中，並找到了終生熱愛的作家與思想家，包括蒙田（Montaigne）、伯納蕭（Bernard Shaw），與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也加入了文學社團，並開始擔任學校文藝刊物的主編。他才華洋溢，很快就受到矚目。在往後的日子裡，參與編輯刊物或書籍，會是他主要的工作之一。甚至在退休之後，他也曾接受邀請，擔任美國老牌知名出版社史格萊布納（Charles Scribner's Sons）的編輯顧問。
除了為人作嫁的編輯角色之外，巴森自己也是位充滿活力、雄心勃勃的寫作者。1932 年，他以孟德斯鳩的思想為主題，完成博士學位，並在幾年後將這篇論文出版成書，名為《法國種族》（The French “Race”），成為他第一本正式的學術著作。與許多現代學者畢生鑽研一兩個課題，固守自己的專業領域不同，巴森對於人文知識彷彿有著無窮的好奇心，他的研究和寫作涵蓋了各式各樣領域，舉凡文學、藝術、哲學、歷史、音樂，無不是他關心的課題。
1941 年，他出版了《達爾文、馬克思、華格納》（Darwin, Marx, Wagner）一書，批評這三個人的思想，把西方文明引上了錯誤的道路；1950 年，他出版《白遼士與浪漫主義世紀》（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除了讓人們重新注意到這位音樂家，他也為時常被誤解的浪漫主義辯護，並開始後續一系列關於這個課題的探討。以上主題，在《從黎明到衰頹》中都有跡可循。長期在學院工作的他，對於高等教育也時常發表意見。1968 年，就在哥大學生激烈抗爭的同一年，他出版了《美國大學：如何運作，往何處去》（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將他擔任多年學務長的經驗形諸文字，也探問高等教育的目的。
巴森不只喜愛閱讀經典文學，對於當代犯罪小說也興趣盎然，甚至曾與好友泰勒（Wendell Hertig Taylor）合力編纂作品選集。就連運動寫作也在他的守備範圍內，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任何想要理解美國心靈的人，都應該學習棒球，包括它的規則和實際的比賽。」這句話後來被刻在美國棒球名人堂的牆上，傳頌一時。
巴森廣泛的興趣與寫作題材，反映他對現代學術的態度。他雖然贊成專業化（specialization）有助於知識的推進，卻對現代學者們的專業主義（specialism）有所不滿。在他看來，前者意味著做學問時追求專注與透徹，後者則不過導致專家們閉關自守，對其他領域毫不用心，有百害而無一利。巴森也重視給一般讀者的寫作，將這看作是學者的責任，並認為歷史學者不應該與所處的社會文化脫節。他對文字格外講究，還曾出版《簡單而直接》（Simple and Direct）一書，專談寫作技巧。
在這標準之下，他尤其推崇吉朋（Gibbon）、馬考雷（Macaulay）、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蒙森（Mommsen）等四位西方歷史學者，將他們視為史家的典範。他說，「歷史首先是故事；『詮釋』則可有可無，有些歷史少了它也無所謂。」對於受到現代社會科學影響，而變得乾巴巴、缺乏「人味」的歷史寫作，他是敬謝不敏的。
《從黎明到衰頹》除了是巴森畢生學問的結晶，也是他對人文學術理念的實踐。
這本厚達千頁的大作，出版之後不只專業讀者的好評不斷，更引起一般讀者的回響，大賣數十萬本。還記得中譯本首次出版之際，我曾十分認真地讀過一遍，而今十多年過去，巴森也已經與世長辭，但他在書中處處流露的機鋒與智慧，而今看來依舊新鮮，毫無過時之感。這位活了 103 歲的學者，已經在當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然而，在這個時代重讀此書，心中不免也有新的疑惑：巴森筆下的西方文化究竟為何，又會走向何方？雖然巴森在書中強調，西方文化本來是個大熔爐，不斷吸納各方的元素，但他在書中對於歐美以外的世界發展，幾乎少有著墨，西方歷史彷彿自成一格，與非西方世界毫不相涉。巴森擔任學務長期間，雖然十分支持非西方人文的研究，但在他心中，東方與西方乃是兩條不同的軸線，難以融通。他也明言，世界史的寫作不是個可行的目標，歷史學者往往無法理出通貫的敘事，只能東講一點、西講一點，落得支離破碎的結果。
對於一個活過二十世紀的史學靈魂，這點似乎殆無異議。但我不禁要想，如果我們的二十一世紀也有一位與巴森同樣博學而睿智的學者，當他或她在本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回首過去五百年的文明歷史，是否還會同意巴森的說法？或者，屆時我們已經能用另一種的眼光，描繪出世界史的形狀？一百年後的歷史學者，又會將繼續喟嘆文化的衰微，還是能夠興奮地宣告新時代的來臨？凡此種種，已經不是巴森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課題了。
史學大師巴森帶你回到過去，細說西方文明如何在五百年間漸漸開花結果，又如何盛極而衰，面臨再生的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