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是一門求真的學問，史學著作的精神是根據史料來撰寫。二十世紀初，顧頡剛提出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1]此說對傳統史學產生極大的衝擊，疑古惑經，否定上古，引發一場古史論戰。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遭受到疑古派的破壞，考古學為重建中國古史帶來一道曙光，然而，古史研究錯綜複雜，諸多議題至今仍無定論。
中國上古史研究有三大特徵：年代最久、材料最多、方法最需要科際整合。[2]由於古史研究牽涉的專業太廣，包括文獻學、考古學、人類學、文字學等，對於史學工作者是極大的挑戰，尤其是大規模的綜合性著作並不多見。平勢隆郎先生的大作《從城市國家到中華》對中國上古史提出綜合性的研究，實屬不易。
二
殷商史在中國上古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3]
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是一脈相承的關係，而殷商史在上古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二十世紀殷商史的研究歸功於甲骨文的發現，甲骨文的出土，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發現之一。王懿榮是認識甲骨文的第一人，劉鶚著錄書籍《鐵雲藏龜》，孫詒讓考釋文字，此後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與郭沫若（鼎堂），他們的研究奠定百年來甲骨學研究的基礎，號稱「甲骨四堂」。
早期學者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不僅證明文獻史料的正確，也糾正文獻記載的訛誤，對殷商史的研究有重大的貢獻。王國維先生在疑古派否定殷商歷史的時候，提出「二重證據法」[4]，主張以地下材料（甲文、金文）印證紙上材料，並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5]，因此，《史記．殷本紀》帝王譜系得到印證，殷商時代成為中國的信史。根據甲骨文自上甲以後的世系應為：
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成湯
上甲以來的商王世系得到文獻與考古雙重證據的印證，殷商為信史的觀念，可以確定始自商湯之前上甲六示先公先王的時代。
殷商史的研究有許多重大的問題，除了書中提及商王田獵或戰國人眼中的商代之外，應再擴大認識殷商史問題的視野。例如，安陽殷墟考古發掘成果豐碩，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進行了十五次的發掘，包括大量的甲骨出土，在甲骨學研究上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殷代的夯土建築基址的發現，為商王宮殿宗廟遺址提供考古史料；以及侯家莊王陵的發掘，發現大規模的墓葬布局與貴重精美的玉器、青銅器等文化遺物，皆豐富殷商史研究的內容。
第二階段是一九五〇年至八〇年代的發掘工作，重大發現如武官大墓與祭祀坑的發掘、鑄銅遺址、制骨作坊遺址、后崗墓葬、房屋基址、婦好墓等，對商朝王都的範圍和布局有了基本的認識。[6]學者們也深入探討殷商時代在祭祀、曆法、農業、方國、古代神話、社會性質等方面的議題，使得殷商史的研究成為二十世紀研究的顯學。
再者，文獻記載商族起源的「鳥生傳說」[7]，可以通過民族學的理解，更清楚商民族起源的問題是中國古代鳥圖騰信仰的痕跡。商代青銅器「玄鳥婦壺」有「玄鳥婦」三個字合書的銘文，也保留了商人圖騰的珍貴史料。[8]文獻記載湯都亳的地方有不同的說法，河南鄭州商城發掘早商時代的大型城址，後來偃師二里頭遺址的附近也發現一座商代城址，皆為商族屢遷與都城等問題提供新的材料。關於商族的起源、遷徙、覆亡等問題，都是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議題，近現代學者已展開許多的研究，且殷商史長達六百餘年，其文化發展很高，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值得留意的主題。
三
周代歷史的史料更為豐富，中國歷史上有明確紀年的時間是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在此之前的重要年代便是武王克商之年，這是商、周的分界點，直接影響西周列王年數的估算，可惜關鍵的年代至今仍未得到定論。董作賓先生最早注意到武王克商之年對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並提出西元前一一一一年的說法。《從城市國家到中華》一書根據《逸周書》、《竹書紀年》等古籍，考慮周王在位年分、月相及日干支，重建西周曆法，主張武王克商之年是西元前一〇二三年，也提出西周諸王在位之年分，是少數對東周年代有研究且提出看法的專著。
一九九五年，中國學界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計畫，結合文獻學、天文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和科技測年等學科，提出九大課題：
（1）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
（3）夏代年代學的研究
（4）商前期年代學的研究
（5）商後期年代學的研究
（6）武王克商之年
（7）西周諸王在位年數
（8）碳十四測年技術的改進與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和總結
上述議題是上古史研究的重大問題，在學術界應予重視。
「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方面透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碳十四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另一方面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求克商的可能年代。此計畫出版之《武王克商之年研究》[9]一書，收錄五十七篇代表作，共有四十四種「武王克商之年」的說法。「夏商周斷代工程」最後加以整合，選定最佳年代，以西元前一〇四六年作為武王克商的首選之年。[10]這項計畫嘗試解決夏商周三代關於年代學的難題，呈現二十世紀在這些議題上的研究成果，不論如何都極具參考價值。
青銅器是商周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而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研究商周史的第一手史料，特別是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文字變多，有的青銅銘文比一篇《尚書》的文字還多。茲舉數件青銅器為例，分述如下：
1. 利簋：出土於陝西省臨潼縣，銘文有三十二個字。利簋記載「武王克商，唯甲子朝」，辛未那天（克商後八天），武王賞賜青銅給利，利作成一件祭祀其祖先檀公的寶器。這段銘文印證了《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及《史記．殷本紀》等文獻中關於武王克商在甲子日，又恰逢歲星當空的記載，是不可忽視的史料。
2. 衛盉：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衛盉的蓋內銘文有一百三十二個字之多。衛盉記載西周時期矩伯與裘衛進行玉器、毛皮與土地的交換情況，裘衛向伯邑父等人報告，並設宴款待參與土地交割的人，為研究西周土地經濟問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直接史料。
3.小盂鼎：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禮村，僅存銘文拓片留傳。小盂鼎的銘文多達四百字，記載盂率領軍隊討伐鬼方，大獲全勝，獻俘、獲馘者眾，可見戰爭規模龐大，戰爭之後在宗廟殺俘獻祭，並歡慶宴飲，這段銘文對於研究西周外患的問題，提供極為寶貴的史料。
4. 逨鼎：周宣王四十二年逨鼎的銘文有二百八十個字，記載逨率領軍隊討伐玁狁，獲勝之後受到周宣王賞賜的事跡。這件青銅器出自陝西省眉縣楊家村的窖藏，窖內出土二十七件青銅器，是周宣王時代的標準器，對西周年代學與月相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5. 毛公鼎：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毛公鼎的腹內刻有銘文有五百字，是目前出土青銅器之中字數最多的，毛公受到周宣王的冊命，統領朝廷百官，負責周王政令的布達，周王給予豐盛的賞賜，包括玉禮器、佩飾、官服、車飾、馬飾等。毛公鑄鼎記事，成為研究周代冊命職官的重要史料。
上述青銅銘文提供西周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且銘文在文字學研究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理解漢字演變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關於「西周封建」的問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指出：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占領。[11]
武王克商之後，採用封建的方式，分封諸侯至各地建立起周人的勢力，最初以河南、山西等地為主要的分封地區，至周公東征，再逐步往黃河下流與江漢淮水流域推進。傅斯年先生探討燕、齊、魯三國的始封地，最初在河南，之後才往河北、山東發展。[12]因此，燕、齊、魯三國是周人採取分封、向外擴張，並經營當地的例子。《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姜太公至營丘時，「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13]姜太公以營丘為據點，因應當地風俗，簡化禮法，發展經濟優勢，將齊國發展成大國。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一書是通史著作中的第二冊，範圍是殷商至戰國時代，本書主張三代至戰國時代的領土國家，都是奠基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圈上。此一觀點值得思考二個問題：第一，從西周初年的分封來看，燕、齊、魯三國的分封是新的外來勢力進入河北與山東，並帶著周人的政治與文化，或是適應當地民情風俗發展而成的諸侯國。第二，從目前商周考古的史料來看，並無法證明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圈與該地各諸侯國的直接關聯，甚至也無法探討文化圈延續至戰國時代的具體內容。作者的主張固然有個人的創意，但尚未能得到考古界的支持。
周初分封的諸侯國，是因為周天子的分封才到當地發展起來的國家，並非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沿續發展而來的國家；至於某些已經存在的諸侯國，如秦、楚等國，是否直接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圈發展而來，亦有待更多的地下史料與發掘方能證明。商周時代可以根據史料來論述的史實多得不勝枚舉，若是以新石器時代文化圈的概念讓既有的史料無法適時闡明已知的殷商與西周史，中國通史將失去「貫通」的概念。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一書基於「以新石器時代成立的文化圈為疆域的戰國諸國，致力於謀求文化圈內的歷史傳承地位」之主張，提出以下論點：1.《春秋》原本是戰國時代齊國的編年體史書，製作《春秋》的兩個主要人物是「齊國田氏」與「孔子」，到了漢代以後，齊國田氏的部分逐漸遭到忽視，大家只認為是孔子所作；2.《公羊傳》強調齊國田氏的正統性，而《左傳》則另執一詞，改為強調韓氏的正統性；3.《穀梁傳》是由中山國所編纂的史書。史學研究雖然可以運用想像力，但要捨棄傳統的說法，則需要更強而有力的證據，傳統的說法仍有參考的價值，不可盡棄。
四
平勢隆郎先生的《從城市國家到中華》自成一說，徵引書目豐富，大多引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此書呈現日本學者的觀點，極具日本學界的特色。中國傳統古史在二十世紀初遭到疑古派的破壞之後，考古學一度成為學者熱烈期待解決古史的方法，儘管重建古史之路至今仍充滿挑戰，但重建古史仍有繼續努力的必要。中國上古史的議題千頭萬緒，史料既多且廣，各家學者提出的看法難有定論，對於上古史的事實與解釋應綜合運用文獻、考古、民族學、文字學等資料再加以檢討與深入討論，方能一窺上古史的全貌。本文僅就個人所知，期能對讀者閱讀本書提供一點淺見。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書店，1930），頁60。
[2] 王仲孚，〈試論中國上古史的特徵與教學的困難〉，收入邵台新主編，《中國上古秦漢教學研討會論文集》（新莊：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出版，1994），頁11-14。
[3] 《論語》，〈為政〉第二，（劉寶楠，《論語正義》，收入《諸子集成》（一）），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39。
[4]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考古學文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25。
[5]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收入《觀堂集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九，頁425-427、437-440。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掘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x-xxvii。
[7] 文獻史料記載商族的起源與玄鳥有著密切的關係，過去被認為神話，《詩經》卷二十之三，〈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宋本毛詩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頁793。《史記》卷三．〈殷本紀第三〉記載：「商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臺北：鼎文出版社，1995），頁91。
[8] 于省吾，〈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歷史研究》1959年第11期，頁66-67。
[9] 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主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10]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頁38-49。
[11]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頁30。
[12] 傅斯年，〈大東小東說—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頁101-109。
[13]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頁1480。
探索夏商周的歷史疑團，
揭密春秋戰國的虛與實。
許多人對中國上古史的認識，
多半來自於《史記》及東漢之後的經典注釋。
要找出寫在典籍上的「史實」相對簡單，
但要確認其內涵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遑論是要挖出「史實」底下的史實了。
本書的一大重點，就是藉由戰國時代的史料論述「史實」底下的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