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克的《處方藥手冊》於一九六七年春天出版，在上市之前就已經掀起軒然大波。一九六七年四月，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勞勃・柏德（Robert Byrd）對參議院呈報了它的預印本，同時申請禁制令，理由是，「如果美國媒體與大眾真的採用這本書，那樣將會動搖我們的藥物產業與美國醫學會，就像拉爾夫・納德的書《任何速度都是危險》衝擊汽車產業。」
其他的參議員則將布拉克的書與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相比較，就像在進行國會讀書會。當親近消費者運動的議員（例如愛德華・甘迺迪與蓋洛・尼爾森）讚揚《處方藥手冊》的時候，身兼醫師身分的保守派眾議員德沃德・豪爾則在眾議院憤怒地揮舞這本書，認為這是消費主義入侵醫藥領域的警訊，它為醫療制度開了個「壞處方」。《商業週刊》的編輯則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詢問讀者，〈藥物產業遇上它的納德了嗎？〉（Has drug industry met its Nader？）。
一九六七年春天，哈佛大學校刊《哈佛深紅》（Harvard Crimson）在與布拉克進行了兩次訪談後，直言他「絕不是另一位拉爾夫・納德」。相反地，這份大學週刊適當地呈現出布拉克友善的一面：納德是任職於劍橋醫院的一般內科醫師，曾經與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歐德・克萊爾（Otto Krayer）共同研究與教授藥理學。
在《處方藥手冊》出版時，布拉克已經離開劍橋醫院，準備在牛津度過學術假，接著到新罕布夏州的鄉間擔任家庭醫師，這樣的安排完全稱不上是「煽動者」。《哈佛深紅》認為，布拉克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算是一位「叛逆」的哈佛教授，而不是「普通的家庭醫師」。
布拉克最叛逆的地方，是他願意對病患揭露只有醫師知道的療效相等性秘密規則，鼓勵讀者運用他的書來「反駁」醫師。一九六七年五月，就在《處方藥手冊》發表後不久，布拉克在某次《紐約時報》的訪談中提到，「病患應該要選購藥物，正因為他們是俘虜消費者，他們有權利知道自己買的是什麼，以及要花多少錢。」
如此單純的聲明，為什麼會讓布拉克變成爭議人物？我們必須瞭解，一九六七年的藥品消費者不只受醫師處方的限制，他們對自己購買的藥品也時常一無所知。直到六〇年代後期，處方藥罐仍然不需要標示內容物的名字，許多州甚至明令禁止。
布拉克質疑，如果病患連自己購買的是哪種類別的藥物都分不清楚，又怎麼可能以消費者的身分做出理性選擇？他力勸讀者，至少要瞭解自己服用的是什麼藥，這樣才能查他的《處方藥手冊》：
病患也能精明地消費醫師。布拉克要求病患警告那些拒絕開立學名藥的醫師，他們的業績會因此下滑。同樣地，布拉克也主張有良心的醫師應該承認，他們「對病患所有切身相關的福利都負有責任，包括他的口袋書。」
布拉克的《處方藥手冊》和《醫藥展示》一樣，也依賴某種形式的代理家長主義（substituted paternalism）；讀者必須信任他，才能在面對醫師時擁有更「平等」的地位。他所主張的學名藥相等性讓人安心，不過多半是出自於個案經驗。
奇怪的是，在看了布拉克淺顯易懂的文章之後，讀者尋求的卻是超出書本內容的醫學建議。布拉克的個人文件中，有著他與幾百位讀者熱絡的書信往來，人們詢問著關於個人處方、病痛或醫師的專業意見。
雖然布拉克在回信中強調《處方藥手冊》不能取代醫師的判斷，他也建議病患在就診時可以帶上他的書，這或許能增加他們的自主權。某位病患便在回診日的早上寫信給布拉克，「現在我正拿出你的書，請我太太在下午回診時帶給醫師看。我發現我們的醫師沒看過這本書，〔這讓〕我覺得它很有價值。」
布拉克的《處方藥手冊》想把病患轉變為主動的學名藥消費者，這遠超過了《醫藥展示》的企圖。因此，消費者聯盟在自家出版的《消費者報告》中，便對《處方藥手冊》抱持保留態度；他們提醒讀者，儘管這本書「或許能幫助消費者省下處方藥的花費；不過，對於一本同時寫給病患與醫師的書來說，〔這裡〕還是有陷阱。」
消費者聯盟特別批評布拉克不顧學名藥療效相等性的激烈爭議，執意為「所有的學名藥背書」的立場。「很不幸地，關於醫師在不同狀況下對不同療程的判斷，消費者沒有反對的立場。」消費者聯盟的醫學顧問認為，「與其拿著一本外行人的書與醫師爭辯，或者到處逛醫院尋找認同這本書的醫師，支持你自己的醫師應該是更恰當的作法。」
在學術領域，《處方藥手冊》受到了藥理學家艾爾佛列・古爾曼（Alfred Gilman）的抨擊，他是經典教科書《藥理學原理與實務》（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Pharmacology）的共同作者。古爾曼寫了公開信給蓋洛・尼爾森，批評臨床醫界與政界不該在《處方藥手冊》一出版後就馬上照單全收。他呼應消費者聯盟的顧慮，指出《處方藥手冊》隱含的消費者賦權模式太過頭了；此外，他也暗示學名消費主義將會「為醫病關係帶來無止盡的麻煩」。理由很簡單，它「不適合交到外行人手裡」。
布拉克則迴避了這些指控，反擊古爾曼只是輸不起，因為他艱澀的《藥理學原理與實務》的銷量顯然遠不及《處方藥手冊》。幾個月後，參議員蓋洛・尼爾森的助理揭露了古爾曼的利益衝突，原來他的公開信採納了製藥商協會理事長 C・約瑟夫・史特勒的「建議」（與部分手稿）。
古爾曼的評論或許帶著惱怒與自私，然而並不是一無是處。布拉克的著作確實在上市前就已經是出版界的大事。每月一書俱樂部（Book-of-the-month clubs）在幾個月前開始推薦這本手冊，在出版後便立刻銷售一空。藥局與雜貨店的結賬櫃檯擺著《處方藥手冊》的平裝本，和通俗讀物並列。這種混合行銷造就了奇異的讀者組成，包括醫藥專業者、醫學生、關注藥物的消費者，以及越來越著迷於六〇年代揭發製藥醜聞的報導而心懷疑慮的大眾。
當《處方藥手冊》第四版（最終版）於一九七六年發行時，布拉克能自豪地宣稱，學名藥消費已經被普遍接受了。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間，藥物處方以學名藥開立的比例從百分之六點四增加為百分之十點七，這既可以解讀為好消息（按相對值來看，這幾乎等於在八年內成長了兩倍），也可以解讀為壞消息（按絕對值來看，只有十分之一的處方是以學名開立）。
布拉克指出，「某些具影響力的關鍵族群逐漸瞭解，原廠藥產業確實就像那些指控，是最後的強盜資本家（robber-barons，譯註：以剝削與壟斷手段致富），他們展開行動，整頓了醫學組織與藥物產業在『相互往來』中衍生的失序混亂。」他補充說明，事實上，「那個出現在五〇年代末，隨著參議員凱弗維爾調查首度浮上檯面，接著在在尼爾森公聽會前期達到白熱化的『學名藥大爭議』，現在終於平息，能讓絕大多數不帶偏見的專家感到滿意。」
那麼，學名藥手冊還是必要的嗎？要怎麼讓那十分之九的處方也改以學名藥調配？布拉克承認，問題在於醫師仍然相信品牌的力量，這股力量被製藥產業維持著，當作「聲東擊西的煙霧彈，讓大眾沒有時間思考與討論一個更基礎的議題，那就是理性開立處方。」
還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
作者從歷史觀點出發，
談及原廠藥與學名藥之間的爭議、
醫藥專業的利益衝突、
藥廠間的利害關係、專利的攻防戰，
最後論及全球的藥品市場。
我們應該重新思考：
創新 VS.模仿，小公司 VS.跨國企業，
以及公共衛生 VS.私營市場這些對立觀點。
最後，我們會發現，學名藥是少數「便宜有好物」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