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科學史上的詐騙案，還是目擊真實的證言

1933年，電影「金剛」（King Kong）上映，好評如潮。此後這頭「怪獸」成為螢光幕的常客，屢次翻拍，堪稱歷久不衰的經典題材。導演梅里安‧庫珀（Merian C. Cooper）的發想絕非憑空而來，1965年接受採訪時表示，人生的轉捩點是叔叔送他的一本舊書《赤道非洲的探索與冒險》（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frica）。

《赤道非洲的探索與冒險》的作者是一位探險家「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1831-1903），他在非洲的故事不僅是「金剛」的原型之一，更可以說是第一位詳實記錄大猩猩的人。不過，他也曾受當時科學界嚴厲攻擊，被認為是位作假詐欺的科學騙子。

保羅真的親眼見過大猩猩嗎？他對大猩猩的描述符合事實嗎？關於這個爭議，究竟是科學史上的一宗詐騙案，還是目擊真實的證言？本文期盼透過《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明與野蠻》、《大自然的藝術：圖說世界博物學三百年》二書，簡述這段百年前「發現」大猩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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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法裔美國人，從小在非洲中部的加彭（République Gabonaise）長大，後來曾前往美國教授法文。然而語言課程無法滿足保羅的野心，他始終心繫非洲大陸，或更確切地說，朝思暮想著那傳說中的動物：大猩猩。

保羅對大猩猩的著迷其來有自，《測量野性的人》的作者蒙特．瑞爾（Monte Reel）指出，保羅身處的十九世紀後半葉，「正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宗教觀點詮釋的歷史、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現代化的民族觀念，世人正熱切地重新思考這一切。」這是一個價值觀、世界觀的重整期，混亂矛盾，每個人都渴望確切的答案。與其說大猩猩勾人心弦，不如理解為人類對未知的好奇，具體而微地投射到這神秘的物種身上。

十九世紀的世界地圖並不明朗，處處佈滿未知之地，博物學家的探險是唯一照亮黑暗的方法。他們走在「歐洲人」未曾履及的土地上，觀測前所未見的新穎物種與地理景貌。然後他們繪測、記錄，將眼前的光景傳回國內，成為拓邊異域的英雄。這是一個發現世界的時代，從國外運回的標本、手繪的素描，告訴世人，千里之外的真實。

博物學家在各處攻城掠地，挖掘世界的幽微秘密，而保羅也不甘落後。很快的，保羅接受費城自然科學研究院（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的邀請，重返加彭。他計畫前往非洲內陸，帶回更多標本，為當時科學知識的「未知」填上解答。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科學界對非洲仍然所知不多，借用《大自然的藝術》的說法，歐洲人「對非洲內陸究竟有些甚麼，卻幾乎一無所知」。保羅的非洲之行搭配著大時代的機運，例如他的非洲背景，以及當時博物學對海外知識的好奇，均推使著他離開非洲，又再度回來。

保羅離開美國後，第一次返回非洲，冒險旅程異常順遂，如有神助。他靠著過人的社交能力，結識不少沿途的部落酋長，方得以突入非洲內陸。同時，儘管保羅沒有接受嚴謹的訓練，但簡直就是天生的博物學家，尤其是一位天生的獵手，槍法精準。今人或許會訝異「科學」、「狩獵」有何干係，但在十九世紀，這兩項活動密不可分。博物學家為製作標本，往往需要獵殺動物，當時並不認為這是一種粗俗野蠻的行為。因此，「博物學家基本上都要培養出神射手般的技能」，這是在野外攝影普及之前，最接近「真實」的法門。

如果要說保羅的非洲之行有甚麼重要發現，莫過於親眼目擊「大猩猩」了。他在部落居民的陪同下，深入叢林，尋覓大猩猩的蹤跡。歐洲的博物學家對這神秘的生物充滿好奇，大猩猩究竟如何生活？他們像猴子一樣跳盪於樹上，還是行走於陸地？他們捕抓動物進食，或是茹素食草？科學界對他們一無所知，惟傳聞兇猛異常，生人勿近。

《赤道非洲的探索與冒險》就是保羅關於非洲內陸的調查，以及與大猩猩相遇的記錄。儘管保羅伊始沒能在美國獲得肯定，但隨後在英國受到科學界堪稱「轟動」的禮遇。任職大英博物館的科學家理查‧歐文（Richard Owen，1804-1892）更將他奉若上賓。

關於大猩猩的記載之所以可貴，牽涉到科學史上的一件大事。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出版劃時代的鉅著《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該書關於演化的觀點，在此不贅言，惟需指出的是，歐文正是批判達爾文的敵手。

歐文對於演化、嬗變的認知受基督宗教影響，例如他認為「人類是獨特的造物，是獨立於其他動物發展出來的」。如此說來，在科屬上很接近人類的大猩猩，是不是也可能是人類的兄弟？科學界關於演化的討論，與宗教權威的正面衝撞，映照出十九世紀的錯綜複雜與迷人之處。

界定大猩猩、人類是否有「關係」，歐文指出關鍵在大腦的結構，他認為天擇的緩慢作用永遠不可能讓大猩猩的腦演變成人腦。於是解剖大猩猩成為關鍵的科學證據，順著這個脈絡，保羅在非洲的壯舉頓顯重要。因為這不是標本，而是針對大猩猩貨真價實的觀察。

然而，保羅在聲勢看漲的讚譽之下，亦不斷萌生各種攻訐，其中部分甚至是惡意的無端指摘。德國探險家海因里希‧巴爾特（Heinrich Barth，1821-1865）嚴厲指責保羅「沒有攜帶任何形式的科學儀器」，質疑他「故意偽造材料」，而且「大部分的旅程都是捏造出來的」。另一位博物學家查爾斯‧沃特頓（Charles Waterton，1782-1865）則深信所有的人猿都大同小異，大猩猩應該是生活在「樹上」，斷言保羅不可能在「地面上」遇到大猩猩。

鋪天蓋地而來的質疑，力道不斷加大升級，從科學辯論轉為人身攻擊。保羅自然親身與大猩猩接觸過，即使他確實有誇大所見所聞的嫌疑，但關於大猩猩的描述大體正確。值得注意的是，撇開那些惡意的評論不說，他的「壯舉」不符合十九世紀博物學的標準，才是招致惡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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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了解同時代的人「如何探險」，即可知道保羅是多麼「外行」。例如曾多次造訪臺灣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他在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期間，幾番前往臺灣考察。李仙得受過地質學訓練，能親自繪製地圖、地形剖面圖。他會攜帶各種科學儀器，測量氣壓；蒐集岩石、木材、珊瑚，製成標本。

至於難以接近的野獸，即便無法製成標本，博物學家也有觀察、記錄的辦法。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朱蒂絲‧瑪吉（Judith Margee）所著《大自然的藝術》，收錄兩百餘幅的畫作，大多出自博物學家，或其專屬的藝術家之手。透過此類畫作，就能明瞭博物學家如何克服難題。

《大自然的藝術》各種關於動物、植物、昆蟲、原住民的手繪素描、精細畫作，彌補實體標本的不足。當時要複製實體標本並不容易，印刷圖像較為便利，傳播速度也較快。同時圖解不僅能呈現生物在不同週期的樣態，借重顯微鏡，也有辦法描繪「細小的真實」。如果說博物學是人類探索世界的大冒險，那麼書中的藝術品，以及沒沒無聞的藝術家，就是人類賴以觀察的眼睛。

如此說來，十九世紀正是「探險」逐漸科學化、標準化的時代，數據與描述力求縝密詳實，並合乎越趨一致的規範。當時科學界對保羅的批評，進而質疑「造假」關於非洲的資料，實是合情合理。

令人慶幸的是，幾近身敗名裂的困境，沒有磨除保羅的鬥心。他賣掉手邊的標本、藝術品，誓言再次深入非洲內陸。他要讓世人見證大猩猩，那頭在「地面上」行走的猛獸。他要證明，他是正確的。

為了證明清白，他得研習博物學家觀看世界的方法，一切按照規矩。當時許多書籍都提供相應的知識，例如《旅人須知》（Hints to Travellers）、《觀察什麼：旅人的注意事項》（What to Observe; or The Traveller’s Remembrancer）。保羅不僅精讀此類作品，也向當時一流的博物學家請益，學習觀測天文、測量氣壓，甚至練習拍照的技術。

最終，幾經波折，保羅安然返回英國，並出版《阿旋戈遊記：深入赤道非洲》（A Journey to Ashango-Land: And Further Penetration Into Equatorial Africa）。前次質疑的人不是噤聲不語，就是轉而讚賞，這次保羅獲得普遍正面的評價。他證明自己所言不虛，成為眾人肯定的探險家。

正如作者所言，保羅誇張的說法確實值得批評，但這並沒有「嚴重到扭曲事實」，畢竟大猩猩真的能夠直立行走，也是素食主義者。此外，保羅正確地發現不同部落語言之間的聯繫，描述部分部落的習俗，這都成為今人認識過去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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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保羅的故事，得以感受十九世紀「發現世界」的熱潮，並觸及博物學日益精密的歷程。《測量野性的人》、《大自然的藝術》乘載的不止是保羅一生的起落跌宕，也不僅是博物學家觀察自然的知識積累。一切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今時今日的我們，同樣渴望探尋世界。好比保羅在非洲的深夜，拿出儀器判定所處的緯度，計算紮營地點的海拔高度，然後抬頭仰望，繪製星象圖。人類時時刻刻定位自己，進而重新體會自身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