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讀」是什麼？「漢文脈」又是什麼？為什麼談論日本的「漢文脈」會與「中國文學」有關？閱讀這本書之前，得要有這些預備知識，是故對於臺灣的中文使用者而言，這部份最有必要仔細加以介紹。
近現代日本的起點，即始自十九世紀末的明治維新。在這段期間內，從政治制度、社會型態，乃至價值觀與思想等方面，日本都經歷了巨大的轉換；而在文學與文化方面，當然也不例外，著名的「言文一致」運動及其成果正標誌了日本近代文學的確立，且無獨有偶地，約莫三十年後，在中國也展開了一場主張「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運動，深深改變了此後的文學形貌。
言文一致，或我手寫我口，通常會將之簡單地理解為：文學語體由「文語體／文言文」轉換為「口語體／白話文」的過程；然而，若要深入理解這件事，則首先必須注意到在此前言文「不」一致、我手「非」寫我口的情況。
無論是「文言文／文語體」或是「口語體／白話文」，都是由文字所構成的書面語言，具有可視性，這是言文一致的「文」；至於言文一致的「言」，指的則是音聲語言，或稱口頭語言，顧名思義，其具備音聲的物理性質，卻不具備可視性（附帶一提，現代語言學中所主要關注的對象即為後者，也就是「言」，而非「文」）。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關鍵則是，「文」並非單純為了紀錄「言」、附屬於「言」的工具；「文」（尤其是文言文／文語體）和「言」，各自有著不同的秩序和傾向，這兩者並非截然二分，它們可能有很大一部份重疊，也可能彼此影響，卻並非完全相同。
舉例來說，一場演講若有錄音檔和逐字稿，可能某些在錄音檔中能夠靠語氣抑揚、音量大小、節奏快慢等理解的部分，到了逐字稿中，可能只會覺得文字凌亂、前後理路不連貫、冗言贅句過多，甚至有時，若光看逐字稿會無法理解，還必須回頭聽錄音相互搭配補充，才能領會；而逐字稿若要成為一篇能夠讓讀者通順閱讀的文章，勢必也得經過相當程度的修改，且字詞的選擇、修辭的運用，乃至通篇結構，常常也必須調整。
言（錄音檔）、言之紀錄（逐字稿）、文（文章），三者之間仍然有著差異，過於接近言的文讓人看不慣，但過於接近文的言，也令人覺得不自然。從上述例子，如果我們回頭來看言文一致或我手寫我口，更精準地說，那其實是一個努力讓書面語言的型態往音聲語言／口頭語言「靠近」的過程。而這在當時的日本，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工程，因為涉及了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
在江戶幕府成立（1603）後，由於中國明末清初之際有許多讀書人與僧侶流亡日本，傳入了大量中國典籍，再加上德川幕府重視儒學，並以朱子學為官學，甚至到了寬政二年（1790），還進行了禁異學之改革，幾乎等於是統一了日本讀書人的知識養成教育系統；同時，漢文學（漢詩、漢文，乃至文言等）則是官方正統，也成為知識份子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具有階級上的優勢。
然而，日語與漢語、文言文的主動賓語序不同，日語的句形是 ＳＯＶ（主語、賓語／受詞、動詞），漢語、文言文則主要是 ＳＶＯ（主語、動詞、賓語／受詞），兩者差別甚大，此外，其時之日語已有書寫系統（假名），且與漢文（即以中國古典文言文之書面語言）並不相同，此外，漢字具有形、音、義等三面向，其雖然以書寫為主，卻也並未與音聲毫無干係，譬如吟詩誦詞或是朗讀經典，都必須將之化為音聲，且這也是傳統文學活動的一部份。那麼，當時的日本人如何進行？他們是怎麼念讀《論語》、《史記》或是吟詩作對？
答案就是「訓讀」。
在日文中，有兩個詞的漢字都寫成「訓讀（訓読）」，但是兩者念法不同。一種是「訓読み（くんよみ）」，意思是將個別的漢字以日本固有的語言、意義來讀，與之相對的是以接近漢語發音來讀的「音讀（音読み、おんよみ）」。例如「山」這個漢字，讀成「やま」是訓讀，讀成「さん」則是音讀。這是針對個別漢字詞的層次。然而此處談論的，則是「くんどく」，或全稱為「漢文訓讀（かんぶんくんどく）」。
漢文訓讀，是一種以日語語法閱讀中國古典文言文的技術。這種技術並不屬日本獨有，曾經屬於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韓國、越南等地亦有類似技術，而在日本，據說遠自其與中國接觸之時便已有雛形，之後甚至有各種流派。然而，在前述的寬政禁異學之後，這套技術遂逐漸統一、體系化、標準化，也大為興盛。
在中國，傳統書本中不加任何注釋、標點之正文，稱為白文；而所謂訓讀文，就是在白文旁加上若干記號，幫助閱讀的文書形式。這些記號稱為訓點，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返點（返り点）」，位置在漢字的左下方，標示著單一漢字或詞的順序；另一種是「送假名（送り仮名）」，位置在漢字的右下方，表示連接在漢字之後的日語詞綴、助詞等。例如「有朋自遠方來」，其不加任何標點、注釋，即為白文；而「有リレ朋自リ二遠方一來タル」則為訓讀文。
其中，「レ」、「一」、「二」為返點，表示順序，「リ」、「タル」為送假名。「レ」表示前後順序顛倒，「一」、「二」則表示先讀「一」前的字詞，再讀「二」前的字詞，換言之，「有朋字遠方來」六個字，先換為日語語序，成為「朋有遠方自來」，然後，再把送假名加上去，成為「朋有り遠方自り來たる」；朗讀時，則依照訓讀文的指示，將語音讀作「ともありえんぽうよりきたる」。
簡而言之，典籍原文為白文；白文加上訓點，即為訓讀文。需要特別註明的是，依照訓點的指示，將純粹漢字組成的白文改寫為帶有假名的形式（即前面例子的「朋有り遠方自り來たる」；通常訓點的送假名是片假名，加上時則為平假名），這種文體，稱為「書き下し文」，然而由於中文裡並沒有對應或相近的詞彙，所以在本書當中，出現這個詞彙時，譯者只能姑且同樣翻譯為「訓讀文」，並盡可能在後方加上原文註解，以利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訓讀」很接近「翻譯」，但兩者的不同在於，「翻譯」是將對象文本的語言改成目的語言，且需要考量如何使目的語言使用者理解，例如將日文翻譯成中文時，就需要適時地修正、調整原文裡的日文文法、詞義、表達方式等，才會是自然的中文。然而，「訓讀」主要是將漢文語序轉換為符合日語語序的形式，並適時標注唸讀時的讀法，但是，「訓讀文（書き下し文）」並不是自然的原生日語，而是一種看似日語、也能用日語語法理解，實際上卻自成一格的文體。
如果以古典的原生日語為本位，當然會覺得這種文體生硬而不自然，可是，由於地緣政治、歷史及文化因素等影響，這種文體得到了官方認可與制度化優勢，並在封建制度的上等階級裡傳播，因而造就了一種文體感覺的共同體。具備漢文訓讀素養的人們，通常認為「訓讀文」的語調鏗鏘、激昂，具有陽剛氣質，有別於一般日常的口頭語言。此外，「訓讀文」（書き下し文）是由「漢文／白文」衍生而來，是故它又有另一別稱，即是「漢文脈」。
原本的情況是，漢文具有特殊優勢地位，但又與日語之間莫大隔閡，人們難以直接學習、使用漢文，才需要一種介於漢文與日語之間的文體，作為學習的輔助，或是在文學活動時調和音聲語言與書面語言，也就是說，漢文是訓讀文、漢文脈的前提。然而，時序進入明治，日本政府展開維新，各個方面都努力仿效西洋，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也就此打破，四民平等，此時，漢文的優勢地位被取消了，也意味著訓讀文、漢文脈的前提消失了；但有趣的是，訓讀文、漢文脈的官方書寫地位卻被延續了下來，而且，前提的消失，也反而意味著書寫漢文脈得到了解放，不必再依附於正統的漢文之上。
有些書面語言的文體，夾雜了漢字與假名，但依舊可以「回復」成文言文，但也有些文體，使用許多漢文語彙，或是訓讀中常用的句型，製造出漢文脈的文體感覺，卻不能回復成文言文。我們不妨以光譜來理解：若一端是漢文，另一端是原生日語（大和語），那麼訓讀文（書き下し文）與漢文脈，大概是介於兩者中間的位置；至於言文一致以及現代日語的文體，則或許可以說介於大和語和漢文脈之間。
與此同時，若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東亞，中國也正處於清末民初的階段，許多變革正在發生，而東亞地緣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乃至於國家型態，也都處於變動狀態。在這樣的過渡期之中，日本與中國也並未斷絕聯繫，相反地，兩者有著極為密切的交流與影響，而在文化上、文學上，兩者甚至一度享有共同的文學互動空間。可惜的是到了今日，現代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學科建置，反而讓這段以漢文脈為中心、處於互動、流動、未定型的情況成為視野的死角，它既不屬於主流日本文學研究的範疇，當然也難以被歸類到主流中國文學研究或漢學研究的範疇當中。
回到本書，顧名思義地，齋藤希史本書的原文書名直譯為《漢文脈的近代：清末＝明治的文學圈》，即是一本探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東亞的中國與日本，其書寫語言上產生了何種轉變、影響的研究。它也恰巧照亮了上述的死角，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主題。
書中有一關鍵字為「écriture（書寫）」，特意使用這個概念，是為了強調那個時代裡，「文學」這個詞彙本身的內涵亦正劇烈轉變著，且與今日所稱之「文學」意涵（比如具備個人風格、藝術性、創造性，探究心靈與情感等）未必相符，是故其採取最廣義的「écriture（書寫）」來指稱他關注的對象。
全書架構，在其原書前言中已寫得十分明瞭，值得提醒強調的是齋藤希史看待文本一貫的態度：
盡可能切合文本，而不讓結論封閉。看清細部向量的多樣性，並對其中一個向量逐漸取得特權的該機制進行敘述。文本不該以單一角度理解，而是要放在複數的文本當中來理解。
換言之，就是貼緊文本，保持論述的開放性與可能性，留意諸多類近立場之間的細微差異，以及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
本書曾獲得 2005 年 SUNTORY 學藝獎（藝術・文學部門），而在評審委員的評語中，則說：「著者追索了兩國（按：日本語中國）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是如何一邊交互作用一邊改變，以及如何一邊改變，又一邊催生著各自的民族國家意識之形成。」而成田龍一在《近現代日本史與歷史學》（2012，中公新書）中，曾經提到齋藤希史的漢文脈研究在歷史學領域之開創：
根據曾是東京大學副教授的齋藤希史（1963-）所言，所謂的漢文脈，是一種源自漢文的文體，並與人們的思考、感受息息相關。漢文曾經是政治與外交的文體，也是東亞世界的『官方文體』。而且，其以『士人的精神世界』為基礎，掌握著公／私的區分。齋藤指出了這種漢文脈在近世中期以後對日本影響甚鉅，也討論了日本是如何從中脫離並『離析』出新的近代語言與文學之過程。
齋藤希史教授（1963-），目前任職於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但他卻出身於和東京大學有著競爭關係的京都大學；能在不同學術傳統中受到肯認，其學術能力可見一斑。
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傳統，上有吉川幸次郎（1904-1980）對於漢、唐等中國中古盛世之文學的研究，而至於興膳宏（1936-），則又擅長以歐美現當代的文學理論重新省視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到了齋藤希史，則承繼著這樣的學術脈絡，並以「漢文脈」為主軸，將關注放大到近代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的互動。
可以說，他一方面關注著中國古典文學最繁盛的起點，另一方面又關注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終點。在本書之外，齋藤希史對於「漢文脈」相關領域的著作，還有《漢文脈與近代日本》（2007 年版，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14 年版，角川學藝出版）、《漢字世界的地平：對我們而言文字是什麼？》（2014，新潮社）；而與中國文學相關的著作，則有《漢文風格》（2010，羽鳥書店）、《漢詩之扉》（2013，角川學藝出版）、《詩的拓樸斯：連結人與場所的漢詩之力》（2016，平凡社）等。
「漢文脈」研究對於研究者而言，是具有相當難度的挑戰，因其背景知識跨越數個學科（如：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與領域（如：古典文學、近代文學），甚至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外語能力和歷史知識。
不可諱言，在齋藤希史一連串相關著作之外，類近主題較重要的專著依舊有限，茲列舉如：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的他者》（2003，岩波書店）、村田雄二郎、Chistine Lamarre 編著《漢字圈的近代：語言與國家》（2005，東京大學出版會）、中村春作編《「訓讀」論：東亞漢文世界與日語》（2008，勉誠出版）等，而金文京《漢文與東亞——訓讀的文化圈》（岩波新書，2010）則是俯瞰歷來漢文在整個東亞接受情形的單一專著，亦甚為重要。
回到臺灣自身，實也與漢文脈不無關係。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開始，也正是日本剛完成言文一致後沒過多久。同時，也還有許多知識養成於傳統封建時代的日本讀書人，他們依舊習慣漢文脈的書寫方式，卻被完成維新的日本帝國所淘汰，其中有不少人就順應著那樣的時局，來到了臺灣，並與本地互動，留下了不少 écriture（書寫），亦值得關注。
期望齋藤希史這本著作的翻譯，能替臺灣的中國文學、日本文學，以及臺灣文學研究，都帶來一些提示。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臺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