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於彭定康時代急劇改變。
六四慘案後，香港人本土抗共之意識日趨明顯。這種抗衡中共野蠻霸權之文化想像，縱要面對日趨猖狂的自我審查，卻仍可見於當時的文化產品。電視廣播公司於 1992 年播放《大時代》，被譽為「港劇之王」，當中的想像卻能反映香港人之自我觀感。
《大時代》的主角們，是象徵着香港的方家。劉松仁飾演方進新憑自力白手興家，並於 1970 年代打破英商壟斷，籌設華人股票交易所。這是對 1970 年代之集體想像：當時華資崛起，憑勞力享發展成果，並開始跟西方人平起平坐。
故事中的歹角，是方進新家傭之子丁蟹（鄭少秋飾）。此人脾氣差而喜用暴力，又愛以歪理為自己開脫，而這正是香港人對常訴諸中國國族主義的中共之印象。丁蟹先指方進新橫刀奪愛而把他打成白癡，之後又因方堅持提告而把他打死，然後潛逃臺灣。方家自此一貧如洗。
故事然後轉到 1980 年代。此時丁蟹的四個兒子成為隻手遮天的黑幫，值得留意的是當中有一位醫生和一位律師，也許是要暗諷投共的專業人士。他們將丁蟹接回香港後，雖然方家告上法庭令丁蟹入獄，但丁氏一族收買化驗所醫生，使他能以健康理由出獄。丁氏之後將方家滅門，唯獨由劉青雲飾演的方展博能倖存。這也許是暗示香港人於六四慘案後的倖存者情意結。
方展博之後逃亡到臺灣，在那裏他發現自己遺傳父親的投資本能，逐漸累積財富。在當時香港文化想像中，國民政府治下的臺灣為反共之標誌，也許這是暗指香港人的反共抗爭。（丁蟹雖亦潛逃臺灣，但他於當地得罪有權勢者，是以臺灣對這位中共之化身來說只是座大監牢。）
最終方展博與丁蟹於股壇上對決，丁氏一族於「大奇蹟日」破產，丁蟹的四位兒子不是跳樓自盡，就是被丁從天台擲下，唯獨丁蟹自己自殺不成，並再度被囚。這反映了香港人對時局之盼望：縱然中共強勢而橫蠻，但香港人昔日既能努力白手興家，今日亦能自力抗爭彰顯公義（馬傑偉 1996）。
在 1990 年代英中兩國爭拗期間，香港人產生於大國狹縫中抗爭求存的自立意識。就如文學教授周蕾所言，一些香港人認為：
香港終於有人意識到中國為侵略者，而不是所謂的「祖國」。雖然大部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尚未敢像周蕾那樣，向中共之侵略直斥其非，但抗中保港的意識已深植香港人腦海。
不過，部分左翼評論未有洞悉到中共的帝國主義侵略，反倒指經濟水平較高的香港人趁港中經濟融合之勢，到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孔誥烽 1997b）。
當時到中國投資工作的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士，常將「北上掘金」掛在嘴邊，而在中國的香港人社群亦有「廣東香港化」之想像。香港商人因中國工資較低，而極權體系又不容勞工發起抗爭，便盡情利用廉價並無法議價的勞動力牟取暴利。他們得到中共政權縱容，公然違反勞工、消防和環保的法例，令港資工廠成為赤裸剝削中國勞工的血汗工廠。
在這些工廠裏工作的，多是在戶籍制度下缺乏法定保障的農民工，倘若是女工的話，亦要同時面對父權主義的壓逼（Pun 2005）。港資公司的東主及管理層在中國的香港人圈子延續香港生活模式，其實是藉經濟優勢建立文化霸權。
但是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這種現象，視為香港對中國的經濟殖民。我們不能忽略這些香港商人與中共政權之間的恩庇侍從關係。若然沒有政權首肯，沒有外資能獨力於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中生存，更遑論要剝削他人。香港商人與中共結盟，反對民主政制而支持中共之威權，中共才會縱容港商的種種惡行，並以優惠政策作為政治酬勞。港商得到之特權和暴利，是以犧牲普羅香港人的民主權利與自主權換來的。將「北進殖民」歸咎於香港整體，顯然是張冠李戴，是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錯誤論斷。
於開放改革後港中經濟融合中得益的，主要是有能力跨越國界投資的資產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工商專業人士。他們有的還是於 1970 年代末之後來港而不肯融入香港社會的中國移民（Siu 1996）。基層香港人非但未能受惠，還因為工業北移而加入失業大軍。單在 1980 年代，香港就已流失掉 60 萬個職位（Ngo and Lau 1996）。
雖然香港於 1995 年的失業率名義上只有3.5%，但開工不足的情況極為普遍，有研究指若考慮這一因素，香港的實際失業率應達 13%（Chiu 1996）。雖然中產多不愁失業，但熱錢的流入卻令樓價攀升，單在 1992 至 1993 年度就升了三成。香港出現了一批既無資格申請公共房屋，但又負擔不起私人屋宇的「夾心階層」（So 1999）。而樓價非理性暴漲，亦令香港經濟隨時受到泡沫爆破之威脅。
「貧賤不能移」的香港民眾，是商共勾結合謀之中國帝國主義的受害人，絕非對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的加害者。
不過，香港人經歷過持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令他們對上向社會流動存在幻想，對滴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深信不移，相信只要憑着個人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生活無憂的中產。即使他們受到壓逼，亦因存在改善生活的盼望，而抱有保守的心態。呂大樂將這稱為「後衛政治」（Rearguard Politics）的心態：縱然他們心底希望能得享民主權利，卻又不肯為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付出太多（Lui 2003）。這又可從關於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民意調查中反映出來：支持改革的受訪者，只比反對者略多，而支持度亦時起時跌（Sing 2004）。
此時香港社會亦出現兩極分化之勢。資產階級與工商專業人士受惠於港中經濟融合，多相信經濟利益比政治權利重要，是親商派及媚共派政客的支持者。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傾向本土自治與民主政制的普羅民眾。在主權移交前夕，這群民主派的潛在支持者仍對上向流動及滴漏經濟存有顛倒夢想，亦因而未有作太大的反抗。不過，英國撤退後，這兩個活在同一個城邦內的平行時空，將因政治和經濟的劇變而碰撞，造成主權移交後的社會矛盾。
1997 年 6 月 30 日下午，彭定康永遠地離開港督府，在英國國旗降下後，按傳統繞行三圈才依依不捨地離去。中國軍隊於晚上9時侵進香港，並佔據原先由英軍駐守的各大軍營。主權移交儀式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進行，在各國政要見證下，會場中的英國國旗於凌晨12時前徐徐降下，而五星紅旗則在踏進 7 月 1 日那一刻升起。
儀式過後，英國首相貝里雅（Tony Blair）與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查理斯（Prince Charles）到啟德機場搭乘飛機返國。彭定康則從海路離開，踏上不列顛尼亞號（HMY Britannia）後，回頭用那哭紅了的雙眼回望香港。那夜下起滂沱大雨，似要為香港淪落為極權中國的殖民地而哀哭。香港市面有不少所謂「慶祝回歸」的活動，但參與的市民只是為慶祝而慶祝。他們對未來多持觀望態度，在這悲傷的夜晚，就只好今朝有酒今朝醉。
民主派的立法局議員於晚上站在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除了少數民協成員，他們到 12 時就不再是香港人的代議士。他們向市民發表演說，矢言將會於 1998 年選舉後重返議會，繼續從事議會抗爭。而本為非法議會的「臨立會」，於 12 時後亦水鬼升城隍，將以前種種限制香港人自由與民權的決議變成正式的法律。原先已經局部民主化、局部去殖民化的香港，淪為被中共再殖民的威權主義殖民地。
但是易幟容易，要統治香港，卻遠比這個困難得多。在彭定康管治那近五年歲月，香港人已習慣了局部民主化且強調問責的政治。他們對政府的期望，比 1980 年代增加了不少（Lee 1999）。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執政的特區政府，其成立過程卻是一直在迴避民主問責。這個服膺威權主義的傀儡政權，能滿足到香港人與時並進的期望嗎？（待續）
香港人：自己歷史自己寫！
自認為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的徐承恩醫師撰寫本書
為的就是要抗衡香港人缺席的主流史觀，並確立香港國族的歷史地位。
本文選自圓桌文化《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出版社專頁：http://www.red-publish.com/big5/book/2292
作者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national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