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臺派》從日常出發，用身體不斷與臺灣相遇。心橋在序中提到，許多人聽到他們要談日常，都顯得相當驚訝，她猜測是由於日常常被認為過於「平凡」。然而所謂的日常，往往是由許多約定俗成的文化習慣，或甚至傳統堆疊而成。也許我們都沒想過，日常，也是被發明出來的。
高夫曼告訴我們日常生活如何被「表演」，列斐伏爾則更批判地說日常是「被剩餘的」，而這樣的剩餘化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港式臺派》或許並非如社會學家這麼嚴肅看待日常，但是兩位作者的確在港臺兩地的文化對照中，發掘出一條港臺間互通有無的道路。
事實上，港臺間的交流，很早就開始。
已故的日籍臺裔實業家邱永漢，在他一九五五年的直木賞小說《香港》這麼說香港：「眾所周知，香港這個地方沒有國民黨，也沒有共產黨。其實這個鑽石山也有國民黨的敗戰將官住在一起，但大家都是沒有差別的難民罷了。」因參與臺獨運動，邱永漢被迫逃亡至香港避風頭，《香港》是他的半自傳小說。
香港曾經是這樣一個地方，因為英殖的特殊管理而成為流亡者的避難地。在兩岸尚未開放時，香港也曾是臺灣、中國之間信件往來的轉驛站。因為香港，才讓各種政治、文學、情感的轉圜，有了餘地。
再後來，臺灣因香港的改變成為許多港人的避風港。《五億探長雷洛傳》最後雷洛因廉政公署的設立被迫輾轉潛逃臺灣，《甜蜜蜜》中曾志偉飾演的黑社會大哥歐陽豹，也跳上小船偷渡臺灣，《賭神2》高進一行人則直接從臺南違法上岸，這是電影，然而現實的確是電影參照的範例。被電影改名為雷洛的五億探長呂樂、曾志偉父親曾啟榮等，都曾因司法因素潛逃臺灣避難。最近則更有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移居臺灣並重啟書店。
曾幾何時，臺港互為支援的身分因執法機構與法例的設立（或未設立），巧妙地轉換了。更遑論這幾年出現了「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種命運共同體的表述。
《港式臺派》並未直接探討這些所謂硬性話題，然而他們從食物、旅行、回憶出發的軟性抒情，卻時刻透露兩位作者對港臺兩地的深切關懷。軟軟的，也可以很硬。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核心，便是《港式臺派》以軟性外殼包裝起最硬核的那一塊。
心橋的比較文學訓練與翻譯工作，使得她對語言的起源、翻譯與轉譯特別敏感。她透過語言與文化的差異直破「同文同種」的同一化迷思：「其實臺港之間需要的文化溝通，裡頭就是一種轉譯過程。即使同用繁體漢字，兩地對事物的理解又或是歷史體驗都有不同之處。誰說同是華語世界就不用翻譯？我們不但有不同的地理資源，亦有不同的本地話，民間流傳著不同的故事。華人社會是個多元世界。」
而〈刺激想像的美麗果〉更是追溯百香果名稱源頭，把流失的歷史找回來：「知道了這段背景，再看熱情果，便覺它不只是香，在某種文化裡，居然還有一層苦的意味。它帶給人的想像可以是熱情與享樂，也可以是苦難與犧牲。」原來百香與熱情，都是轉譯的誤解，而港臺的關係，在誤會上竟也永結同心？！
研究臺灣音樂、閩南語音的亦修則在意聲音與意義之間展現的權力。無論是他在〈擦不走的知識痕跡〉的意外發現：「平常我們說『洗衣機』、『吹風機』等機器，都直接會以『功能』加上『機』來稱呼機器，但『板擦機』則不是取自其功能性，而是以它服務的對象，要讓板擦變得漂漂亮亮。看來大家對板擦滿尊敬的，給它女王般的享受。」或者是他直球扔出質疑：「在現代社會文化交流中，到底要說什麼樣的話，操什麼樣的口音，大家才覺得是『對』的呢？」都在探究聲音、語言與意義背後隱藏的知識建構與權力系統。
《港式臺派》的抒情考證，不禁讓我想起西西寫於 1997 的詩作〈這個星期日的下午〉：
多麼好，下雨了
空氣污染的指數，下降到三十五度
帶一把傘，一部隨我行，上街散步
一路上聽杜步西
再聽一點點柴可夫斯基
理工大學校門外馬路中間
長了一棵石榴樹，可不浪漫，轉個彎
就是歷史博物館新館
《港式臺派》在這艱難的時刻出現，無疑是港臺文化轉角那座歷史的新館。它見證港臺文化的交會，也期待愈加寬容的未來。事實上，《港式臺派》更是隱含著滿懷祝福，期待不久香港人也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星期日下午，而非拿著不反對通知書上街走路。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候選人，臺港文學研究者）
.jpeg)
而當離鄉的兩個香港人，在異地臺灣再相會，有了長期旅居的時間醞釀，和文化觀察之眼的沉潛，一場從芭樂開始的閒聊，才終能拉出一連串從語言帶到生活的日常經驗比對，而體悟了種種：有從鴿子籠小套房到寬敞廁所的都市景況、有單人火鍋到中秋烤肉聚會的人際遠近，也有從漂泊到再紮根的身分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