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殖民統治後，最大民主國家的獨立之路──《印度》

2020 年 2 月 24 日，位於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的蒙特拉（Motera Stadium）板球場聚集著 10 萬名以上熱切等待的群眾。事實上，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板球場當天並無比賽，而是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特意安排用來歡迎來訪的美國總統川普夫婦。當莫迪總理與川普總統攜手走進場館時，會場歡聲雷動，見證印美關係的友好情誼。雖然不知道史學家以後會如何論斷此場高峰會，但對今天的印度而言，其實深具意涵。

在外交層面上，此次會晤反映了印度逐漸升高的國際地位。兩國領導人同意建立「全面性全球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宣示將進一步強化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對照 1971 年 11 月時，美國尼克森總統在與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的談話中以「婊子」（bitch）稱呼當時印度的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莫迪與川普的擁抱顯示印度在美國外交議程及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今非昔比。印度建國者念茲在茲的強國目標，似已近在眼前。

另一方面，印美高峰會代表兩個重要民主國家的交流。就像先前的幾位美國總統一樣，川普在印度的演講中，不忘盛讚印度的民主發展成就。諷刺的是，就在川普訪問印度期間，首都德里的街頭爆發抗議印度公民法案歧視穆斯林的血腥衝突，導致數十人不幸喪生。

如果把鏡頭再拉遠一點到印度喀什米爾地區，便可以看到當局正在封鎖網路通訊及軟禁當地政治人物，藉以遏制反印分離情緒。這些發展與川普口中「有史以來最大的民主國家」的美譽並不完全吻合。

正如經濟學人情資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所評價，印度仍屬於有瑕疵的民主國家（flawed democracies）。換言之，印度建國者所推動的民主體制迄今尚未成熟。

崎嶇的國家建構工程

事實上，自脫離殖民獨立以來，印度的「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工程一直面臨內外嚴峻的挑戰。在本書作者古哈的眼中，大概只有蘇聯的試驗足以比擬。這兩個廣土眾民之國，都必須融合不同族群、宗教、語言社群和社會階級，建國的基礎同樣不順遂。這也就是古哈在這本 900 頁巨著中試圖勾勒與描繪的發展歷程。

嚴格來說，印度所面臨的挑戰甚至早於印度獨立之前。印巴分治讓印度尚未擁抱獨立的喜悅便先面臨分裂的悲痛。殖民政府的蒙巴頓方案（Mountbatten Plan）同意以伊斯蘭為尺度，將英屬印度一切為二，分別成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與以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

印巴分治導致少數教徒的恐慌，數百萬人因而流離失所，成為甘地口中的「活體解剖」（vivisection）。當印度還忙於安置難民時，印度教極端民族主義者則已舉槍將甘地刺殺，指責他同意印巴分治。1971 年孟加拉自巴基斯坦獨立，再次驗證蒙巴頓方案的不周延。

印度獨立之初的另一個挑戰是納入英屬境內的 500 多個土邦（princely states）。除了喀什米爾，此項任務大致是成功的。但為了爭奪喀什米爾的主權，印度與巴基斯坦自獨立後已爆發兩次戰爭與無數的衝突。喀什米爾是印度唯一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方，對印度而言，保有喀什米爾不僅僅是領土問題，也是為了捍衛世俗主義的建國價值取向。然而，印度中央在 2019 年 8 月逕行廢除所屬喀什米爾的自治地位，顯示其殘局迄今未解。

帶著上述創傷獨立的印度，並沒有時間等到傷口癒合，就要繼續踏步前進。對內方面，印度先以談判收回法國殖民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再以武力將葡萄牙驅逐出果阿（Goa）。1975 年時，則以公投方式併入北部的錫金（Sikkim）。與中國的邊界問題則沒有那麼容易處理。1962 年爆發的邊境戰爭粉碎了中印短暫的友誼及尼赫魯的雄心，2017 年夏天兩國在洞朗地區陳兵對峙 73 天，提醒世人這兩個亞洲大國迄今仍未劃定邊界，雙方的猜忌與互疑也持續至今。

正如同古哈在本書中所指出的，新成立的印度並非相當堅實的國家。對內方面，百廢待興的印度面對共產黨派與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左右夾擊。地方主義、語言民族主義、社群主義等不同思潮也帶來裂解的力量。除了喀什米爾，阿薩姆（Assam）、那迦蘭（Nagaland）、旁遮普（Punjab）都有分離運動。

1984 年 6 月，甘地夫人決定發動「藍星行動」，將坦克開進錫克教聖地掃蕩武裝獨立分子。軍事行動雖然成功了，但她本人在幾個月後遭到錫克教侍衛殉教式的刺殺。20 年後，她的媳婦索妮雅（Sonia Gandhi）指派錫克教的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擔任總理，成為全世界最大人口國家的領導人，試圖化解家族與錫克教的恩怨。弔詭的是，因為甘地夫人被刺事件，這位錫克教總理的安全隨扈中不准有錫克教徒。

這些事件或多或少已勾勒出印度國家建構過程的崎嶇性。然而，把印度文明轉型成現代國家的障礙並不只這些，造就了奈波爾（V. S. Naipaul）口中「百萬叛變」（A Million Mutinies）的現象。但藉由多元的包容性，印度終究可以緩慢逐步地將悠久的印度文明置換成現代權力政治下的民族國家。

民主謎題

面對如此多元的文化，英國殖民者利用帝國主義方式將其融合成殖民地，印度的立憲者則選擇以民主政治來打造現代國家。回顧歷史，印度是在相當嚴苛的條件下開始實施民主體制的。當印度採取普遍投票權時，全國識字率僅有 18% 左右。基於西方經驗發展出來的民主理論，因而無法確切解釋印度的經驗。

政治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便直白地指出，印度民主能夠在貧窮、低識字率和高度政治暴力下存活下來，實為一大「謎題」（puzzle）。 事實上，除了甘地夫人執政時期曾經採取的緊急狀態（emergency），印度的民主大多在軌道上正常運行。

曾任《紐約時報》印度德里分社社長的聖古塔（Somini Sengupta）便認為，印度大多時候都維持自由公正的選舉、具有獨立的司法制度、蓬勃的公民社會運動、撐過與鄰國的多場戰爭和境內的恐怖攻擊活動，即便對一般國家而言，這些都是難得的成就，更遑論印度這一個生來如此貧窮的國家。

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並非全無瑕疵，家族政治便是其中之一。尼赫魯擔任印度總理長達 16 年又 286 天，他的女兒則擔任 15 年又 350 天的總理。第三代的拉吉夫也擔任5年多總理。拉吉夫的遺孀索妮雅雖然沒有擔任總理，但也以執政黨黨魁的身分在幕後主導印度政局長達十年。難免有人會戲稱當代印度史其實也是一部「尼赫魯－甘地王朝」史。除了尼赫魯－甘地家族，全印度至少還有 33 個以上的政治家族，活躍於印度中央或地方。

莫迪在 2014 年上台之後，看似中止尼赫魯－甘地家族與聯盟政治，然而隨之而起的卻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涉嫌清真寺恐攻與主張刺殺甘地為愛國者的候選人高票當選國會議員。現任內政部長在競選時稱來自鄰國的穆斯林移民為「白蟻」，上任後即廢除給予喀什米爾自治與推動排除穆斯林移民的新公民法案。這些印度教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很可能因而降低印度社會的多元包容力。

崛起及展望

印度政府在 2002 年推出「不可思議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作為推廣國際觀光的口號。事實上，獨立後的印度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危機與難題，也頗不可思議。 在經貿上，印度不再只是吹蛇人形象的窮困國度，而是推動全球經濟的「金磚」。即便在軟實力及科技領域，印度電影跟太空火箭也已躋身世界俱樂部中。對外關係方面，今日印度在強國集團間左右逢源，已無冷戰時遭到孤立的尷尬。「印度崛起」（India Rising）確實有其不可思議之處。但無論外界喜歡與否，印度正處於崛起的過程中，其相對重要性與日俱增，已無懸念。

然而，印度的問題仍然俯拾即是。對內的教育普及、性別平權、種姓階級、貧富不均、缺乏效率、政治貪腐等問題都制約印度發展的可能性。對外如何處理與中國、巴基斯坦等鄰國的關係，仍是新德里的巨大考驗。印度獨立以來所秉持的世俗國家及多元文化信念，如今也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強力挑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莫迪總理為「團結雕像」（Statue of Unity）揭幕。它是以印度開國元勛帕特爾（Vallabhbhai Patel）為形象所打造的全球最高雕像。帕特爾向來以尼赫魯的強力政治挑戰者著稱，莫迪政府拉抬帕特爾的舉動，其實意在貶抑獨立以來的尼赫魯治國架構。換言之，在印度崛起並逐漸受到重視的今天，該如何構建及治理印度的爭辯似乎又回到制憲當年。

未來會如何發展，其答案往往已經蘊藏在過去的發展中。古哈成功地寫出一部讓世人認識「獨立印度」的代表性著作；聯經出版社則花了相關可觀的人力與資源翻譯此書，讓這部精采的作品得以中文面貌呈現在更多華人讀者之前。如同本書所呈現與梳理出的脈絡，印度作為最大的民主國家，獨立後的發展歷程雖不順遂，卻值得讚許。世俗主義、多元包容與民主制度這些建國者信奉的理念，仍是凝聚印度的最有效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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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印度中心副主任、前駐印度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