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臺北:聯經出版,2018。
「⋯⋯雨勢暫歇。北京的天空一片湛藍,一年裡難得一見。整個地面彷彿被清潔淨化一般,城市街道那帶著污染微粒與數不清黏痰的灰塵被一掃而空。」
這是《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書中的一段描述,令我不禁聯想到 2008 年的北京奧運,中國政府嚴格控管工廠、工地和車輛的廢氣排放,短暫淨化了首都天空的那抹「奧運藍」。然而,在中國政府使勁擦亮的形象廣告上,有一群不見蹤影、隱匿於沿著玻璃帷幕跟行道樹梢傾瀉的陽光之外,躡手躡腳棲伏於北京地下臟腑的人們──一群被稱作「鼠族」的人們。
誰是鼠族?為了探索鼠族的面貌,從 2013 年起任職法國《費加洛報》駐中國的特派記者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決定帶著口譯走訪北京的地下迷宮,並於 2014 年將所見所聞用法文寫成了《低端人口》一書。根據聖保羅的調查,當 1969 年中國和蘇聯的衝突升溫,毛澤東下令「挖深洞」以躲避空襲。整個中國約莫有三十萬人投入這項工程,在地底打造與地上城市樞紐相連的避難所、醫院、學校和餐廳等設施。
隨著鄧小平採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發展「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北京飆高的房價和生活費,使得這些地下空間變成了廉價的住宅和租屋選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1996 年通過、2009 年修正)要求「城市新建民用建築,按國家有關規定修建戰時可用於防空地下室」,北京也曾宣布基於防火等因素自 2012 年起取締地下居民。政府防災的立意雖好,逐年拉大的貧富差距與不完善的住宅政策,卻持續把負擔不起合法住宅的弱勢居民推入地底深淵。這不僅有礙城市防災系統的運行,甚至製造了一群不得不長期窒居高風險環境的鼠族。
聖保羅如此記錄鼠族家園:「照明全靠著那些嗡嗡作響的日光燈,呼吸著污濁的熱空氣,空間十分潮濕且蚊子到處飛,走廊的瓷磚表面也滿是髒黏的污垢」」。容易引發火災的凌亂隔板、插滿電爐和電暖器的老舊延長線,以及容易淹水孳生病媒蚊蟲的地勢,均使地下家園的衛生與安全堪慮。究竟是什麼樣的人過著像老鼠一般的生活?
聖保羅的受訪者中,除了包租地下房舍的業者與極少數出頭天、鑽出地面的前鼠族,其餘的鼠族成員皆為清潔工、雜工、服務生、被當作廉價勞工的大學畢業生等所謂的低端人口。這些人多是外來省份的移工,持有農業戶口。中國自 1958 年開始施行嚴格且世襲的戶口登記制度,藉由區分農業及非農業戶口,穩定計劃經濟下農工業生產的勞動力供給。
經濟改革開放時期,對比作為國家發展後盾而缺乏建設的農村,城市逐漸富裕了起來,政府更透過針對非農業戶口發放更多的社會福利,藉以弭平城市居民對極權統治的異議。因此,兩種戶口制度不僅使收入的差距日益拉大,享有的社會福利、教育、醫保等資源亦愈來愈不平等,農業戶口彷彿成了次等公民。
中國政府以改善農村的貧困狀況為目標,試圖鬆綁戶口制度,並施行賦予農業人口土地使用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然而,依舊太過嚴格的戶口轉換標準與單位過小的土地分配,仍促使眾多的農村人口離鄉前往城市打工。
此外,城市中缺乏工會和勞檢的監督,被稱作「農民工」的人們通常做著違法且缺乏勞動契約保障的零工,是成為鼠族的熱門候選人。由於不具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無法讓孩子在城市受教育,許多孩子便成了農村中的「留守兒童」。疏於照顧或長期遭受欺凌和性暴力的留守兒童,意外致死及自殺的新聞時有所聞。
當聖保羅走訪不同省份的農村時,一位小女孩告訴他:「只有有錢人的小孩才能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並悄悄補充說,每週她都會因為想念自己的父母,哭上好幾次。
鼠族的弱勢不只反映在經濟的弱勢上,長期拮据的生活亦深深地刻劃在身體的感受裡。例如有的鼠族一旦進入擁擠的窩,就會減少上廁所的次數,或早就習慣了老鼠屍臭般的垃圾氣味。聖保羅在書中還描述了一位鼠族居民到他家作客、共享晚餐的軼事:在他們一同品嚐了牛排與紅酒之後,平時粗茶淡飯的那位客人,一下吃了太多食物,突然身體不適地將晚餐全吐了出來。隨著貧富不均不斷加深,連身體承受的習性,都可以用來度量中國高端和低端人口判若雲泥的生活差距。
研究農民工處境的著作不少,包括著墨農村土地橫遭徵收或城市邊緣搭起密集住宿房舍的「城中村」、城市外圍與田地比鄰的「城鄉交合區」等研究。農民工不是被排擠到了城市外圍就是地底,無怪乎聖保羅觀察道:「北京不是加爾各答或新德里,不管是觀光客或在這中國首都短暫停留的大學教授,定會發現此地跟印度大城或亞洲其他開發中國家不同,這裡沒有貧民窟。」
《低端人口》輕快的筆調雖不若研究著作的治學謹慎,但對於北京地下腑臟的描述卻補足了農民工生活的另一種面貌。有別於城中村和城鄉交合區,城市市區服務高端人口的大量低端勞動力,形成一副諷刺的對比。鼠族廉價且無需交通費的居住需求,仰賴地下空間來滿足。鼠族成員與成員之間的工作不同,也不像城中村的飲食業者或城鄉交合區的拾荒業者,狹隘的空間無法儲貨,不容易建立共同的商業生產網絡。
作為一名記者,聖保羅對鼠族的觀察帶來了獨到的見解。曾走訪中東和非洲戰地、躲過槍林彈雨的他,「習慣與黑暗打交道,機械性地描述事件,無需建立起任何關係」,探索鼠族的日常生活、跟鼠族打交道反倒是項挑戰。在瞭解了地下迷宮容易淹水跟引發火災、衛生與安全堪憂的環境後,聖保羅引用了一位鼠族朋友的話語──努力打工仍只租得起一個地下小窩的他,如此感慨道──「每天早上我們醒來,就是一個小小奇蹟,雖然這奇蹟早已變得平凡:我們還活著。」或許就像戰地現場,鼠族的地下家園離死亡並非那麼遙遠。鼠族的弱勢作為中國戰後經濟發展政策下的產物,也揭示了戰後重建落實平等與正義的重要性。
近年開始傳出了中國政府關閉部份地下空間、取締鼠族居民的新聞。就像大雨過後將髒污暫時沖入地底,地面的髒污不是消失不見,而是暫時不見。這群對北京高端人口來說眼不見為淨的鼠族,一直以來做著城市裡條件糟糕的低端工作,在地底扛起沙包阻擋詭譎莫測的時代洪流。試圖讓這群弱勢者被看見的《低端人口》,書末更是預言,假使有朝一日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垮臺了,「鼠族必定是第一批從洞裡走出來給予噓聲的人,因為這個黨從很久以前就不再為他們提供任何庇護。」
(本文作者目前就讀外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