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十一月，捷克歌手胡特卡（Jaroslav Hutka）結束流亡返國，受到布拉格民眾熱烈的歡迎。他在老城對岸的萊特納（Letná）山丘上拿著吉他自彈自唱，歌頌自由的美好，現場近百萬民眾高舉勝利手勢，隨著他的樂音搖擺哼唱，堪稱絲絨革命最動人的一幕。
今年十一月，胡特卡在柏林參加圍牆倒塌三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地點換到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樣是當年反共大示威的現場。「您對政治失望嗎？」主持人問，滿頭白髮、依然一身嬉皮打扮的他無奈點頭，「我們當年太樂觀，以為歷史真的終結了，沒想到有人特別狡猾，等到大家反應過來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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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和幾天後捷克斯洛伐克爆發的絲絨革命是中東歐民主浪潮的高潮。波蘭、匈牙利等國在共黨政權垮臺後，無不擁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人民對未來充滿希望。不料三十年後的今天，民粹勢力所向披靡，媒體被政府收編，知識分子和年輕世代普遍有無力感。
戴雅門是最早提出「民主衰退」一詞的學者，十年前，他已對民主走回頭路發出警訊。此刻讀他的新作《妖風》，心情更為沉重，因為政壇對立和獨裁國家滲透的程度都比以前嚴重，社會上人心惶惶，全球民主國家正面臨類似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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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環境是檢驗一個國家民主發展程度的指標。在歐洲，匈牙利是新聞自由倒退最多的國家，保守右翼的奧班（Orbán Viktor）2010 年重新當上總理後，即解僱公共電視和國家通訊社批判政府的記者，接著《自由人民報》（Népszabadság）等大報停刊，外國媒體集團被迫撤出。奧班還放手讓挺他的傳媒大亨成立基金會，將全國的新聞網站、報紙、廣播電台和雜誌集中管理。
奧班執政愈久，威權傾向愈明顯，建設匈牙利成為他期許的「不自由國家」（illiberal state）。匈牙利的主流媒體如今成了一言堂，幾乎聽不到反對派的聲音，親政府媒體甚至公布不受歡迎記者的「黑名單」，成了打壓新聞自由的工具。
波蘭是中東歐民主轉型國家另一個威權復辟的例子。法律公正黨（PiS）2015 年上臺後，也大量解聘公廣集團不聽話的記者，用抽廣告和司法等手段對付批評政府的媒體，新聞自由度和匈牙利一樣每況愈下。
美國總統川普粗暴的言論和挑起仇恨的伎倆，撼動民主的根基，刺激戴雅門寫下這本書。歐洲 2015 年起出現史上少見的難民潮，中東歐各國的媒體成為政府喉舌後，也出現執政者靠煽動仇恨來動員的現象，藉渲染難民暴力激起選民的同仇敵愾。從此，歐洲各國為了難民配額的問題爭執不休，至今未達成共識，嚴重打擊歐盟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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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國家的滲透是歐洲面臨的另一大挑戰，同樣與媒體息息相關，經典的例子是德國 2016 年年初發生的少女麗莎（Lisa）事件。
當時德國正值難民潮高峰，全國為了收容難民忙得手忙腳亂。俄羅斯裔未成年少女麗莎失蹤超過一天後，她的親戚向俄國媒體投訴她被難民性侵，經俄國媒體渲染，一時間整個德國社會陷入恐慌，俄國外長甚至以保護「我們的少女」為由指責德國警方偏袒難民。儘管事後證明這名少女自願離家，但經過這起事件，民眾對難民的刻板印象已根深蒂固，靠反難民起家的排外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 AfD）趁機崛起。
同一年，俄國網軍利用假帳號成功操弄美國的總統大選，他們在次年德國大選前夕再度出動，在社群媒體上與極右人士一搭一唱，鼓動仇外情緒。總理梅克爾的競選活動，經常可見民眾狂吹哨子試圖打斷她，媒體充斥罕見的偏激和叫罵言論。
俄國明目張膽的滲透，在德國社會一直是難解的問題。與俄國總統普丁交好的前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在俄國出兵佔領克里米亞半島和烏克蘭東部後依然捍衛普丁立場，公認是俄國利益的代言人。我自己在柏林參加記者會，也不時遇到俄國 RT 電視台和衛星通訊社（Sputnik）的記者向德國官員嗆聲，毫不掩飾俄國代理人的身分。一如戴雅門在書中的分析，克里姆林宮藉宣傳戰在西方社會散播不安情緒，背後的動機是對統治正當性缺乏自信，但民主國家也當檢討為何自己的媒體和社會這麼容易被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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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觸角伸進歐洲，近年也成為歐洲的隱憂。捷克總統齊曼（Miloš Zeman）以親中立場聞名，2016 年促成習近平第一次訪問布拉格，中國還在捷克成立一帶一路中心，聘請卸任高官擔任顧問，影響力深入捷克政界。
中國並與中東歐十六國定期舉行高峰會，用一帶一路建設的承諾綁住各國，與歐盟互別苗頭。中國策略性地與這些急需外資的國家交往，成功用投資換取影響力，例如匈牙利和希臘在歐盟批評中國人權時就投下反對票，背叛歐洲核心的人道價值。歐盟因中國的滲透有被分化的危險，讓各成員國高度警覺。
不過，中國擴大滲透力也可能帶來反效果，2019 年十月起一連發生的事件，顯示歐洲高等學府對中國的滲透開始感到不安。首先倫敦政經學院擔心學術自由受限，暫緩親北京商人贊助的中國課程。接著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由中方指派的孔子學院院長，因涉嫌間諜活動被禁止入境。最轟動的是捷克第一學府查理大學，長年隱瞞中國大使館的捐款，舉辦的會議和課程有為中國政治宣傳的嫌疑，校方受不了輿論壓力只好被迫關閉捷克中國中心（Czech-Chines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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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絲絨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捷克二十五萬名群眾在民間組織的號召下進行大示威，要求身兼總理、企業家和傳媒老闆的巴比斯（Andrej Babiš）為利益衝突引咎辭職。這次的示威地點一樣選在萊特納山丘，胡特卡也被邀上臺，當他唱到「什麼最偉大？人的自由」的歌詞時，連絲絨革命時還沒出生的年輕人也跟著哼唱，彷彿重現 1989 年秋天的景象。
民主與自由的生活方式的確如戴雅門警告處在危崖邊緣，但人民的意志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中東歐新一代菁英正準備起身反抗。斯洛伐克在揭露黑金政治的年輕記者被暗殺後民怨沸騰，年初一舉將人權律師出身的查普托娃（Zuzana Čaputová）推上總統寶座。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三大首都，最近也相繼選出信仰開放社會和民主價值的市長，公開與政府唱反調，其中布拉格市長賀吉普（Zdeněk Hřib）的友臺政策尤其令人刮目相看。
革命撒下的種子顯然已經生根茁壯，我想起布拉格城南街角一塊不起眼的銅牌上面寫的幾句話，那裡是三十年前布拉格大學生示威的出發點，也是絲絨革命的起點：「何時，如果不是現在？誰，如果不是我們？」
（本文作者為駐德國記者）
因為，真正能締造民主的力量，始終都是人民。
民主岌岌可危，但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戴雅門主張，今天真正的危險不是人民背叛了民主，而是正當民主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襲擊之際，我們對民主的信心卻動搖，甚至被黨派之爭撕裂。
本書尾聲中說道，促使他寫下這本書的不只是恐懼和憂慮，更是他從世界各地爭取自由的民主人士身上看見的希望和勇氣，他們包括緬甸拒絕向軍事獨裁低頭的辛瑪昂、安哥拉無懼死亡威脅堅持揭發盜賊統治的德莫賴斯、兩度被普丁政權毒殺的記者卡拉－穆爾札等等。無論暴君多麼勢大，總有自由鬥士與之作戰不懈，這是全球民主的希望之所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