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發明了「愛情」？──現代中國的情感革命

中文裡的「愛情」這個詞是誰發明的？二十世紀以來，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和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人是如何談情說愛，又是如何面對自己的情感和不斷變化的身份？從最根本的問題說起，我們何以成為現代人？現代國家何以可能？這是李海燕和潘翎兩位作者，分別在《心的革命：愛的譜系學在中國，1900-1950》（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2006）和《當真愛來到中國》（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2016）兩本書中提出的問題。

這兩本書各自關注現代中國的情感問題，但關注點不同：李海燕著重現代人的自我意識和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潘翎則梳理現代中國人如何感受和表達愛情。若把這兩本書對照看，可以看出更多交相輝映的精彩之處。

比如，李海燕認為現代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將身份用情感的方式來表達。這是一個有趣的新問題。中國本土的情感表達是透過「情」這個詞，尤其是清末的言情小說，而「愛」這個詞的情感意義是從歐洲浪漫主義引進的，是全新的。潘翎則指出，「愛情」這個現在司空見慣的詞，是由清末民初著名翻譯家林紓在翻譯歐洲小說發明的，第一次將 「愛」和「情」並列成專屬名詞，表達愛的浪漫情感意義，而不是儒家傳統裡「仁愛」中仁惠的意思。

擔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的李海燕有宗教學、哲學和東亞研究背景，她的作品更跨學科一些。《心的革命》獲得由亞洲研究學會頒發的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可謂同行首肯。學會認為她採取了極富創新的方式來探討愛情、情感和親密話題，使現代中國研究在理論的嚴密和複雜性上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研究中國現代性的作品有很多，但李海燕認為這些作品很少處理個體作為現代公民與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而這也是她希望探討的問題。我們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時，不只應該用「東與西」、「傳統與現代」等二元化的方式。愛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愛作為一種講求個體意識的、對抗儒家傳統的新的情感不是全然外來的，但也不是全然本土的，而是混合的能指，是美國學者塔尼・巴洛（Tani Barlow）所謂的「符號的本地化」（localization of signs）。

李海燕從清末小說《老殘遊記》開始寫起，用《老殘遊記》中對眼淚的描寫，作為反思美國人類學家對中國農村缺乏情感秩序的觀察的契機，提出現代公民首先是情感的屬民，現代國家首先是共情的群體。而現代性的根本變革在於用情感重新想像和人的身份和社會性，或者說情感在合法化新的社會秩序中的作用。

李海燕認為，就像美國人類學家蘇拉米斯・波特（Sulamith Potter） 在《中國農民：革命的人類學》（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中所說的，大家通常認為中國或東方式的情感內斂，且情感在社會關係和社會架構中不佔主要地位。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對情感最基本的假設之一就是：情感是所有合法化社會關係和社會行為的基礎，我們把感受的表達看作是創造和更新社會關係的手段。波特所代表的學者則認為，中國文化是相反的，因為中國人不把個人的情感生活中的社會秩序作為基礎。換句話說，情感生活沒有實際的社會後果。

這是李海燕的立論，但她表明自己的立場並不在於孰是孰非，因為波特也道出情感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李海燕則補充探討了中國的情況。就像她在開頭所引的《老殘遊記》這部著作寫於社會動盪的家國危難之時。作者劉鶚（劉鐵雲）相信情感對人類自我和群體認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才會有這麽一段描寫眼淚的文字，認為能夠用情感感知喜怒哀樂和痛苦是人之為人的關鍵。

李海燕因此提出人之情與愛，都是構成中國社會的關鍵部分，其中「情」更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文化社會線索，在那個浩蕩的時代，情感或「愛」成了社會文化生活的關鍵詞。為了探討情感究竟在那個浩蕩時代和之後的時代中起到了什麽作用，李海燕也強調情感是具有文化範疇的。就像她提醒我們在讀霍桑的小說《紅字》中的話「愛是心靈的母語」時，要想到這麽一句：這份心靈的母語總是要通過外來語的轉譯。

她對情感的探討是抵抗自然主義、普遍主義、本質主義的化約的。針對情感在中國的缺失這個問題，她的著手點是現代人和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在討論中國如何進入現代性這個話題時，很少有學者注意到一個問題：愛國主義不是從公民和國家之間的政治義務的公共辯論中而來，而是來自浪漫小說中自我意識的覺醒。浪漫小說幫助我們形成和擴大自我和群體之間的關係，成為愛國主義的模式。這是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曾提出的一個觀點，但他並沒有深入探討其究竟。這是李海燕在此書中設立的目標。

那麽幫助我們過渡到現代性的「愛」在語言文字上從何而來呢？更細膩的情感又是如何被書寫和表達的呢？潘翎的《當真愛來到中國》就是一本極好的入門書。潘翎在上世紀 60 年代於英國攻讀文學和心理學，是以文化交流為目的的中國研究的先驅，這本書也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她著作浩瀚的寫作生涯中最好的一本。

潘翎從現代漢語文學中細緻爬梳關於愛情本質的研究，包括 20 世紀中國人如何在詩詞、小說、私信和日記裏討論愛和表達他們對愛的經歷。比較特別的是，她深入探討這些與西方有關愛的作品是如何被翻譯和解讀的。這些作品包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中國被翻譯和引入的過程，梁實秋翻譯《阿伯拉爾與愛洛依絲書信集》（聖殿下的私語）的來龍去脈，用細膩的方式介紹了民初社會在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保守或複雜性，而她同時書寫同時期的西方思想界，在細膩中呈現出二十世紀初在思想文化上龐雜又有系統性的壯闊圖景。

她發現「愛情」一詞最早由林紓在翻譯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小說《迦因小傳》（Joan Haste）時引入，是個有革命意義的詞語，改變了從此以後中國人表達情感的方式。當然，明代馮夢龍早在《醒世恒言》中就用到愛情一詞，「人有七情，乃是喜怒憂懼愛惡欲。我看你六情都盡，唯有愛情未除」；但他的用法和林紓完全不同，不用愛情作為一對新詞組以指代一種新的情感。

用本書貫穿始終的比較視野，潘翎也指出當時日本和中國在經歷同樣的社會、文化、和語言上的變革， 從漢字和傳教士編撰的英漢字典（譬如威廉・洛布沙德 Wilhelm Lobscheid 的詞典）中尋找「翻譯」全新的現代概念的詞匯。這就好比「個性」、「民主」和「自由」等等概念對日本也都是新的，找到相應的翻譯也各自曲折，日本文學家和學者也都曾抱怨日文中沒有對應「love」或「amore」 的詞匯。
 

19 世紀末，日本小說家二葉亭四迷在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時為如何翻譯故事的女主角說的「我愛你」而頭痛，最終選擇了「我可以為你去死」這樣的表達方式。1887 年的一封私信中，也有日本作家用過「拉布」的音譯，而後來出現的「戀愛」一詞甚至被奉為人類生存的理想化方面和生命的意義。

潘翎在系統爬梳中也發現，始編於 1908 年的《辭源》，在 1931 年第 一次有了「愛情」這個詞的條目，但當時這個詞被認為不如「戀愛」來得有自由性。就像李海燕也在《心的革命》一書中所指出的，鴛鴦蝴蝶派對愛情的描繪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儒家的傳統結構，以男性（父權）的英雄形象比喻新型的家國情懷，女性的情感通常被作對比，其情感意義在於為父權家國犧牲和對其權力之服從。這種情感的表達方式很快被五四運動邊緣化。潘翎認為胡適、魯迅、郁達夫、郭沫若、徐志摩、張愛玲、丁玲等作家討論「愛」的概念時遇到了兩重改變：五四運動和共產革命，兩次革命都對情感表達進行了新的規定和啟發。

李海燕和潘翎的文筆都非常出色，兩本書既可作學術研究用，也可以是學習英文寫作的範本或是讀物，尤其是對愛在中國的變遷、現代情感、現代性有興趣的讀者，一定會在書中不斷發現驚喜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