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革命、各自表述，百年來五四精神對臺灣的影響──《五四意識在臺灣》

1939 年，三民主義青年團發起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紀念活動。然而在短短十年後， 五四運動卻成為不能說的秘密……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烽火方歇，名列戰勝方的中國代表帶著全國人民收回德國在山東租借地的希望坐上了巴黎和會的談判桌。怎料不僅要求被和會駁回，山東權益還將被轉送給日本。消息傳回國內，一時群情激憤，由北京學生與青年開始示威行動，串連起全國各界的罷工罷市。這股政治風暴隨即波及文化與學術，「德先生」與「賽先生」旋風帶來一新的風氣，各種新思潮、新文化的衝擊迸出了激烈與燦爛的火花。

五四運動發生時，隔海一隅的臺灣島正度過被日本統治的第 24 年。此時臺灣的文化認知已兼具中國因素和日本因素，知識分子在這兩個「祖國」中掙扎。因此，五四運動輻射到臺灣產生的新文學運動夾雜中日因素，形成了一種悲情的文化運動。

臺灣知識分子帶著民族自覺色彩的文化啟蒙，在《臺灣民報》這個主要媒體上，透過白話文學的方式展現。這時臺灣知識分子確實有以五四新文化作為對抗日本同化的想法，於是以臺灣本土作為主體性的思考逐漸呈顯。此後由日治後期到196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一方面挾藉近代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資源，開拓公眾的言論空間，另一方面則逐步發展出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對抗政權當局。

1960 年，被譽為是美國漢學界五四運動研究開山之作的《五四運動史：近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出版，周策縱在書中將五四運動從廣義的面向進行界定，認為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生的遊行示威抗議事件，引發出一連串的罷課、罷工和其他事件，最終演變成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這起事件在當時被命名為「五四運動」。

本來被定名為「五四運動」的事件，是僅止於 5 月 4 日的學生抗議運動。周策縱提出廣義的「五四運動」的事件時間斷限是從 1917 年以迄 1921 年，1917 年作為起點標誌的是環繞《新青年》和北京大學而生的新思想和新文學改革，1921 年作為終點則是由於運動的層面轉向政治行動，思想和社會改革或多或少受到忽視。

周策縱筆下的「五四運動」是青年運動、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集合體，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商人和工人的抗議運動、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型知識人所倡言的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自周策縱開始，世界各地的漢學研究者對於「五四」這個課題筆耕不輟，從早期周策縱所提出的廣、狹兩義的「五四」入手，一路灑迤而下，旁及相關的人事、報刊、組織和意識形態，甚至是「地方化」的五四運動。

本文所引介的《五四意識在臺灣》一書便是在這樣的研究地圖上，標舉自身的研究向度。《五四意識在臺灣》全書除導論和結論之外，共分四章。作者先從「五四與臺灣」這個論題出發，繼而討論臺灣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新文化動之間的異同之處。作者嗣後調轉筆鋒討論二戰之後五四思潮在臺灣的實際案例，這當中有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思潮，更有在黨國意識型態夾擊下，言論自由薪火猶存的「自由中國」。《五四意識在臺灣》一書主張五四新文化在臺灣的傳承有三度斷裂：1943 年日本統治者的皇民化運動、1947 年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以及 1960 年雷震案前後。

1979 年後，兩岸開放交流，意識形態退潮。中國因政治現實有所「堅持」，對五四精神另有側重；臺灣則本土化崛起，多元文化盛行，五四主張的民主思想因此有落實的機會。而在思想方面，「五四之父」胡適、「五四之子」殷海光等在 1949 後齊聚臺灣，面對現實的高壓環境，這群流著五四之血的知識分子們於是對五四思潮各自有一番回溯與反思，包括理性主義、浪漫主義等代表人物和思想。後經數十年醞釀，產生了林毓生的「創造性轉化」理念。

這些思想與文化的傳承、斷裂與起伏，成為作者討論臺灣五四意識建構的主軸。當年許多人讀過的重要期刊，如《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其作用與影響大可媲美五四的《新青年》、《新潮》，深具傳播理念的橋樑意味。作者並不諱言，國、共兩黨都曾挾持五四、改造五四，並爭奪五四的詮釋權。五四的「紀念政治」是五四「典律化」（canonization）的過程，對國共兩黨來說，「五四」是依循兩黨的政策搖曳生姿，隨之改變的。

臺灣在 1970 年代後期，時機成熟，「文化的五四」目標落入「政治的五四」，五四當年懸為理想的「德先生」，從「民主」釋義走到「黨外」活動，再走到「多黨政治」，一步一腳印，文化與政治複雜交涉，竟均有跡可循。五四精神得到體現的過程，《五四意識在臺灣》一書的作者蒐羅豐富的資料，融會貫通，娓娓道來，實接近一部完整的近代臺灣民主政治文化發展史。

回到百年後的今日。五四高舉的「德先生」在臺灣已見成績，是否意味臺灣已經超越五四？當五四逐漸失去現實意義，討論的空間由政治回歸學術研究時，五四的歷史意義是否仍可歷久彌新？

今年（2019）4 月 30 日，北京舉行五四一百週年紀念大會，習近平在會上指出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要求「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這一席話不僅與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精神有距離，與臺灣知識界的認知也有差距。兩岸對五四認知的差異，證明五四議題在今日仍然新鮮。本書嘗試建立五四在臺灣的學術系譜，討論由「五四意識在臺灣」的形成，到「臺灣的五四意識」之建構，是有足多可資參考和省思者，也是本書為現實政治提供的重要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