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李喬小說的電影《一八九五・乙末》，日軍登上臺灣北海岸時，隨軍同行的一名儒雅男子，略帶陰柔氣質，吟詠如歌如詩的句子：「高砂，這個美麗島，我萬里迢迢來到這裡，展翅鷗翼，翱翔在波面。」這時，日軍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踏步前來，與男子互道問候。
電影裡，這名男子即是親王御醫森鷗外，同時也是日本文學史上鼎鼎有名的大文豪。
導演特意安排森鷗外串場，以日人視角觀看乙末割臺事件。在霸道的軍國主義橫行下，森鷗外反而以抒情、溫和的態度旁觀，並且進一步反省戰爭的流血衝突，思考自身立場的盲點。
不過，我們也需知曉，電影中的森鷗外是導演特意安排的戲劇角色，與史實有所出入。
森鷗外，本名森林太郎，出生於文久二年（1862 年），少年時熟讀《論語》、《孟子》等等四書五經，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院。他二十二歲時，為了研究衛生學，奉命前往德國留學。他根據在德國求學的經歷，寫下名作〈舞姬〉（1890 年），故事描述一名青年為了事業前途而與德國戀人分離，這篇作品被視為日本浪漫主義文學之先聲。
在真實歷史上，森鷗外與臺灣確實有所淵源，他在三十三歲時，曾隨日軍來臺。但森鷗外的身份並非御醫，而是擔任臺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
在電影中，森鷗外隨軍南下，目睹日臺軍隊交鋒的慘烈犧牲。但事實上，森鷗外駐臺僅一百多天（1895 年 5 月 29 日-9 月 22 日），也未離開北臺灣範圍。甚至在李喬的原著小說中，並未安排此角色。森鷗外在戲中的角色設計，純粹是電影導演的匠心獨運。
導演之所以讓森鷗外現身，是想要平衡敘事觀點。電影除了展現臺灣義勇軍的奮勇抗敵，在戰火紛飛中，也讓日籍作家見證了時代的悲歌，喪生的臺民與日軍同樣都是歷史軌跡的犧牲者。劇中的森鷗外對於臺灣人的愛鄉情懷感同身受，並且陷入人道主義的掙扎。
史實與創作，兩者之間的距離或近或遠，取決於故事本身的概念如何發展，才能「調整」到最佳的位置。導演依據森鷗外在《徂征日記》[1]中對於臺灣的真實記錄，巧妙編排出電影中森鷗外的感性身份。
但是，創作若是太過偏離史實，是否是一種扭曲，甚至是竄改？所謂的「太過」，又該如何定義？關於「歷史題材的虛構創作」此一命題，恰巧能以森鷗外本人的心路歷程作為參考。
森鷗外作為歷史小說家，拿捏史實與創作之間的距離，曾經煞費苦心。他在〈尊重歷史與擺脫歷史束縛〉[2]一文中，描述他對於歷史創作的看法：「我在查閱歷史資料的過程中，產生了要尊重歷史『本來面目』的思想，並且開始討厭那種任意篡改歷史的作法。」森鷗外秉持著「尊重歷史」的角度，陸續寫下〈阿部一族〉、〈佐橋甚五郎〉等等歷史小說[3]。
但同時，森鷗外也苦惱著歷史創作的侷限，若一板一眼按照歷史事件來書寫，創作勢必受到阻礙。同樣在〈尊重歷史與擺脫歷史束縛〉文章中，森鷗外坦言：「我反對篡改『歷史的本來面目』，卻又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歷史的束縛，在這種束縛之下，我苦悶、掙扎，並且決意要掙脫出來。」
森鷗外的歷史文學觀，可以分為「尊重歷史」與「掙脫歷史」這兩大類型。而森鷗外掙脫歷史束縛的創作實驗，便是〈山椒大夫〉這篇小說。此作品改編自日本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安壽和廚子王」，原本是日本室町時代「說經節」（搭配樂曲的說書活動）所講述的故事，描述一對姊弟被賣為奴的悲慘故事。
森鷗外雖然是以民間傳說為起點，不過他在創作小說時，對於許多情節進行了調整。例如，據說山椒大夫有五個兒子，太郎和二郎同情姊弟兩人遭遇，但森鷗外認為同情者無須兩人，便讓太郎失蹤。另外，說經節中的劇情，姊弟兩人額頭確實被烙上十字印記，但在小說裡，森鷗外則安排地藏王菩薩代為受罰，讓兩人逃過一劫。
雖然森鷗外的故事主要是依循民間傳說中的劇情，但在諸多細節上，森鷗外則加入了大量的想像，讓小說情節更加流暢。原本只是聚焦於復仇的劇情主題，在森鷗外大刀闊斧的修改下，煥然一新，成為一篇感人肺腑的歷史故事。
森鷗外另一篇歷史小說〈高瀨舟〉，則取材自江戶時代神澤貞幹的隨筆集《翁草》，同樣是森鷗外「掙脫歷史」的經典作品。原本的故事只單純描述某名罪犯被判流刑是因為殺人，但森鷗外讀出了弦外之音，將「知足」、「安樂死」兩大議題放入小說中，呈現出森鷗外以醫者身份如何反思生死。
在另一篇〈高瀨舟緣起〉文章中，森鷗外討論這起殺人事件，認為「這決不是單靠法律教條就能夠說清的事情」，如果遭受生不如死的病痛，人們是否能夠給予藥物來減輕病人的痛苦呢？森鷗外在軍旅生涯，目睹諸多生離死別，而他自己的長女也因為重病，讓他思考安樂死的可能性。〈高瀨舟〉不只是一篇小說，更是一篇沉痛的大哉問。
除了歷史創作之外，森鷗外以當代作為背景的小說，經常涉及事業與愛情，例如〈舞姬〉。而森鷗外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連載的〈雁〉，也延續了此類主題。這篇小說中，雖然主題是年輕男女不得遂的愛情願望，同時也描述了當時「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無情拉扯，藉由愛情的幻滅，見證了一頁日本近代史歷程中的矛盾。
森鷗外在日本文學史一向享有盛譽，經常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相提並論，廣受人們推崇。例如，太宰治在小說《花吹雪》中，曾提及森鷗外的墓地位於東京三鷹的禪林寺，是一座「潔淨的墓地」，因此太宰治認為「若能能埋葬在如此乾淨的墓地旁的角落，說不定死後能得到救贖。」因此，太宰治逝後，遺族根據其心願，也將他安葬於三鷹禪林寺，與森鷗外的墓碑遙遙相望。
對於臺灣讀者而言，森鷗外的知名度或許不如夏目漱石、太宰治，很多人也許是在電影《一八九五・乙末》才認識這一位文學家。不過，森鷗外作為日本浪漫主義文學的開拓者，也在歷史小說創作甚有功績，藉由麥田出版社「幡書系」翻譯的森鷗外作品，臺灣讀者也能補足日本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本文作者為《妖怪臺灣》作者
[1]《徂征日記》，收錄於《鷗外全集》（日本：岩波書店，1975），森鷗外記錄軍旅生活的日記，紀載時間從明治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894~1895）。
[2]高慧勤編選，《森鷗外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543 頁。
[3]森鷗外之所以創作歷史小說，受到了天皇駕崩、乃木希典將軍切腹殉死的影響，因此寫下〈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1912）。
追求個人自由又服膺於國家秩序。
在自身處境的矛盾下， 不斷投下人性與道德疑問。
本書收錄威尼斯影展銀獅獎、日本影史經典改編原作〈山椒大夫〉，
率先提出「安樂死」觀、探討醫德與倫理的拉拔的小說作品〈高瀨舟〉，
身處時代變革的抵抗命運之作〈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