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代和二〇〇〇年代，在以色列政治一塌糊塗、和平希望破滅、伊斯蘭核威脅興起的同時，以色列經濟突飛猛進。以色列因擁有史特勞斯、里赫特的公司，以及其他上千家企業，因而在二十一世紀成為西方最靈活的經濟體之一。
為瞭解現況的前因後果，我登門拜訪史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六十九歲的經濟學家出生在羅德西亞，長大後到倫敦求學，然後在美國打響專業知名度。他自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一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第一副總裁，自二〇〇二至〇五年初擔任花旗集團副主席。他當了八年（二〇〇五至一三年）以色列銀行行長，扮演以色列經濟的祭司長。他在荷茲利亞的家中接待我，腳踩鹿皮鞋，下身是棕色百慕達短褲，上身是 Lacoste 綠色襯衫。
描述當代以色列的經濟情況時，費希爾傾向搬出真憑實據，而不是天花亂墜地吹噓。大紅扶手椅使他顯得相對嬌小，他用盎格魯薩克遜希伯來語慢條斯理地說出相關數字。二〇〇四至〇八年，以色列的平均年均增長率為百分之五點二。當全球經濟在二〇一〇至一一年陷入危機，以色列的平均年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四點七。「以色列還是比不上中國，」他告訴我，「但表現遠勝歐美國家。」這確實是一項無與倫比的經濟成就。
費希爾告訴我，以色列的成功有四個原因：政府支出大幅減少（從二〇〇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一，到二〇一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國債顯著降低（從二〇〇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百，到二〇一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五）；維持保守負責的財政系統；推動以色列高科技持續成長所需的條件。
「以色列高科技真的不同凡響，」他說。「它是以色列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因為有高科技產業，我們的進出口貿易達到平衡，吸引可觀的直接外資。以色列已成為扎扎實實的新創國家。以色列投入研發的資金全球最高──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點五，相較之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才百分之二點二。以色列新創公司之於人口的比例目前在世界上無人能及。以色列人的發明數量多得驚人。難怪那斯達克（NASDAQ）上的以色列公司比加拿大和日本還多。難怪以色列的創投資本比德國和法國更大。
我聽得嘖嘖稱奇。以色列創新、大膽、野心勃勃。以色列人願意承擔風險，他們相信自己銳不可當。因此以色列存在一種獨特的創業精神。這個精神使以色列成為科技創造力的巨頭。我們切莫志得意滿。以色列依舊是面對種種艱難挑戰的小國寡民。但高科技革命結合深謀遠慮的總體經濟政策，使以色列成為商業景氣的焦點。」
我問費希爾這個國家有哪些危險，他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們有四個問題，」他說。「我們的教育系統愈來愈糟，不利於我們維持科技優越性的能力。極端正統派男性的就業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多數阿拉伯女人不進職場。不到二十家的商業集團控制了絕大多數本地市場，導致競爭受限。目前，高科技奇蹟掩蓋了這四個拖累整體經濟的問題。不過長期來看，這些問題終將危害以色列保持富裕與繁榮的能力。」
丹・本・大衛（Dan Ben David）不像費希爾那麼忌諱。我從荷茲利亞驅車北上，拜訪以本・大衛為首的耶路撒冷智庫，聽這位經濟學教授把中央銀行行長隱晦的言論變成大白話。「以色列真正的經濟奇蹟發生在一九五五至七二年，」本・大衛告訴我。「那段期間，以色列國內生產總值比西方國家成長快兩倍，而且以色列始終是西方最平等的國家之一。雖然吸收數百萬移民，打過三場戰爭，以色列成功提升了國民生活水準與勞動生產率。在此同時，它促進教育發展、社會團結和軍事力量。」
「但一切在一九七三年變了調。經歷贖罪日戰爭的創傷後，以色列國防經費加倍，經濟成長減緩，通膨率飆升。即便通膨在一九八五年受到抑制，人均成長只有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如今國家經濟的負擔不是國防支出，而是福利補助，其金額在一九七二到二〇〇二年的三十年間飆漲了五倍。相較於投資人力資本與必要的基礎建設，以色列正把大筆金錢用在窮人和極端正統派身上。這主要是因為人數不斷增加的極端正統派與阿拉伯少數族群，並未充分參與以色列的經濟和社會生活。
建國的頭二十五年，以色列在快速成長的同時，兼顧了卓越發展、團結一致和社會正義，但在過去二十五年，情況卻恰恰相反。近年來，儘管經濟成長率高，可是卓越發展、社會凝聚力，還有社會正義受到嚴重侵蝕。高科技榮景是上一代以色列人長期投資人力資本的成果。高科技榮景創造耀眼的繁榮幻影，掩蓋了我們今天沒有對未來人力資本做類似投資的事實。預算政策破綻百出，公共政策失敗，以色列社會抱恙。如果以色列不儘速改弦更張，就連高科技奇蹟也有消失的一天。」
本・大衛在美國長大，從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他是少數留在這個人才出走國家的頂尖學院經濟學家。不過二十年前，以色列還是個人才濟濟的國家。他在陶比中心（Taube Center）寬敞辦公室與我談話時，露出憂心忡忡的眼神。「你看這個，」他說，一邊把我招到他的書桌前。他對我說明電腦螢幕上的一系列彩色圖表。
「人口組成使前途更加黯淡，」他說。「你從這些圖表可以看到，過去三十年，以色列經歷了一次人口革命。這些年來，學齡孩童上極端正統派學校的比例，從百分之四增加到近百分之二十。學齡孩童上阿拉伯學校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因此在今天，極端正統派和阿拉伯學校合起來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全體學齡孩童。另有百分之十四為現代正統派。世俗猶太人僅占百分之三十八。依此類推，等到二〇三〇年，以色列持續縮水的世俗猶太多數，將成為少數。以色列的文化認同將改變，社經概況也會改變。世俗以色列人是工作、生產、繳稅的那一群。一旦他們在人數上被超越，以色列將淪為一個落後國家，無從面對第三個千禧年的挑戰。」
「你現在給我看的是一個日漸惡化的國家災難，」我說。本・大衛難過地點頭。「如果以色列過去有個實際的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應該就能對抗眼前的災難性趨勢。現在亡羊補牢猶未晚矣，不過動作要快。可是接連上臺的失能以色列執政團隊卻背道而馳：他們獎勵不工作的少數族群，給予救濟金，而且不要求他們接受現代與民主的教育。因此，以色列有近半數人口和國家的成就無關，而且並未負起對國家未來應有的責任。具生產力的社會大軍被肩頭重擔壓得喘不過氣。
愈來愈少的以色列人做愈來愈多的工作，餵養不工作的以色列人。愈來愈少的以色列人跑愈來愈快，拉著連腳都懶得抬的以色列人。有缺陷的政治系統保障極端正統派、屯墾者和富商巨賈的特別利益。但孜孜不倦從事生產的中產階級卻被國家拋棄。難怪筋疲力竭的中產階級愈來愈憤怒。他們覺得國家背叛了自己。他們眼見自己鍾愛的以色列日漸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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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正統主義崛起、世俗理性式微、勇敢堅忍的愛國精神逐日消散，統治階級背棄中產大眾對正常國家的期望……
以色列良心真誠的告解，挖掘民族史冊中最黑暗不堪的痛處，大膽挑戰左、右兩派敏感的道德神經，為危機四伏的家園尋找渺茫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