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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傳主，是基於對他們的強烈興趣，有探索他們真相的強烈願望。而我的寫作原則是：講具體故事，用細節說話，準確明白，達意而已。
作家張戎這樣說道。
自張戎的第一本書《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於 1991 年問世後，至今已過三十個年頭。對她來說，這不只是她撰寫的第一本書，而是讓她走上作者之路的一本書。
張戎寫這本相當厚的書只花了兩年多時間，早在潛意識中就積累多年的醞釀，經母親故事的啟發，滔滔湧出，很自然，沒有刻意構架雕琢。這本書把個人與歷史、兒女情與家國事揉合在一起，形成了張戎的風格。
《鴻》的成功，給張戎帶來了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自由」。她不必考慮生計，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寫作，無論需要花多少年寫一本書都沒問題。
《鴻》出版後，張戎的下一個計劃，便是要寫毛澤東的傳記故事，這是她在撰寫《鴻》時便萌生的想法。也因為《鴻》的成功所帶來的名氣，讓她有機會得以採訪國際政要以及其他幾乎所有她們希望採訪的人。
於是，自 1991 年開始，張戎和她的丈夫喬．哈利戴便開啟這條撰寫《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漫長的路。
為了深入了解毛澤東，張戎和喬採訪了近百位人士，有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有毛澤東身邊的親信，全都在《毛澤東》一書最後的「採訪名單總覽」，可以見得此工程之浩大。
對張戎來說，每一次的採訪都是難忘的故事，像是 1993 年她們親自前往馬尼拉，採訪當時菲律賓的第一夫人—伊美黛．馬可仕。她與丈夫在 1986 年因為「人民力量革命」爆發而流亡，她說：「我們也曾有過天安門（事件），只是我們沒有開槍。」
後來，伊美黛同丈夫於 1974 年訪華，在文革那個反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時代氛圍下，初次見到她的毛澤東，竟然捧起伊美黛手吻著，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個稀鬆平常的打招呼方式，但在當時的中國，簡直不可能呀！因此，毛的攝影師遲遲不敢拍照，不過新聞紀錄片的攝影機沒有停，記錄下了這個場面，也收錄在《毛澤東》一書中，展現他「真實」的一面。
除了採訪數百人，為了撰寫這本書，張戎和喬也閱讀了大量的史料與檔案，其中不乏極其罕見及難以取得的資料。
前蘇聯可以說是毛澤東的史料寶庫。在莫斯科指揮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時候，這些黨的所有文件，都要呈送莫斯科。北京專門收藏中共歷史文件的「中央檔案館」，許多史料還是當年蘇共領導赫魯雪夫送給中共的。
張戎與喬在研究毛的時候，正值葉爾欽總統執政，他打開了俄羅斯檔案館的大門使得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歷史都要重寫，而懂得俄文的喬年復一年，在史料寶藏中耕耘。
除了俄羅斯檔案館，保加利亞檔案館是較少人知道的，喬在那裡找到一張毛在收到莫斯科三十萬美金援助後親筆簽的收條，可說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相比俄羅斯、保加利亞，由於中國的關鍵檔案館不開放，要取得史料當然有重重障礙，但不是不可逾越。
八十年代胡耀邦執政時，各檔案館，包括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了以現代史上各個重要事件為題的文獻史料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都有以史料為基礎的詳細年譜。還有很多基於史料的人物傳記、回憶錄等等。
除了上述這些，還有一些較為罕見的史料，像是毛的妻子楊開慧八篇詩、文、信手稿，記錄了1927年毛離開、遺棄她的故事。從這些手稿中可以感受到她對毛的愛情，感覺被毛拋棄的痛苦，和對毛忍心丟下三個兒子的傷怨。
楊開慧把它們用蠟紙包好，藏在老屋牆壁的泥磚縫裡和屋簷下，直到1982、1990年兩度修繕老屋時發現。其中五篇一直秘而不宣，有一篇，《六歲到二十八歲》，是她感覺自己可能被捕、反思一生的陳述，以表達她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徹底失望而結束。所有手稿，張戎都有幸得到。
回首那些「上窮碧落下黃泉」地追尋史料的日子，讓張戎遺憾的，是無法感謝那些幫助她的人。書出版後，因為怕連累他們，張戎沒有跟他們聯繫致謝，「謝辭」中也沒有他們的名字。但張戎知道他們理解她，而他們對她也沒有要求，只希望通過她讓真相問世。
在追尋這段「真相」的過程，對張戎來說，最困難的莫過於撰寫「大躍進」的這一段，要搞明白在1958-61之間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到底是怎麼回事，是為什麼。
在經過多年研究她終於得出結論：毛有一個「夢」，在他有生之年把中國建設成軍事超級大國，讓世界上的人聽他的話。為此他從蘇聯、東歐進口整套軍工技術、設備。但他對經濟無知，又極度自私，只顧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夠享受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一心貪多圖快，用極其浪費（如全民大煉鋼鐵）的方式來搞建設，這就是「大躍進」。購買整套軍工技術、設備，毛的付款方式是出口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糧食和其他食品到蘇聯、東歐。他在大饑荒之前早就明白，這樣一來，數千萬中國人會餓死，但他毫不在乎。
張戎說，得出這結論不容易，是因為她面對一個遠遠超出想像的邪惡。事實上，寫這部書的過程，就是一步步更深地了解邪惡的過程。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最終於 2005 年出版，可想而知，這本書因為政治原因受到封殺、攻擊，這是張戎完全無法掌控的，只能「隨它去吧！」
然而，對學術上批評與質疑，出版前張戎曾一度抱有熱情的期望，想像著基於對史料的不同解讀進行的辯論，感覺還挺愉快。結果讓張戎很吃驚的是，海外中共問題學者的批評質疑，竟然是指責她們把毛說得太壞了。批評者出了一本集子，標題是：《毛澤東真的邪惡嗎？》。
對這些執意為毛辯護的人，張戎感到無語。已經有那麼多他們也並不否認的、血寫的事實公諸於世了，再去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辯論，就好像是爭論希特勒、史達林、波爾布特是好人還是壞人。她決定不要浪費時間，集中精力寫下一本書，研究慈禧太后去了。
對張戎來說，她的書是講具體故事，用細節說話，準確明白，達意而已。
如果說寫作是張戎的一生，那麼閱讀便是滋養她的養分，然而，也許是因為經歷過文革，讓張戎更加體會到「書」的難能可貴。
「閱讀是我的從小的愛好，這跟父親的培養有關。書就像他的生命，他把所有餘錢都用來買書，書房裡的書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小時候進他的書房看書就像恭敬地進入聖殿，要先洗手才能翻書，怎樣翻有許多考究，比如要輕輕地提起朝外的書頁一角，而不能在靠近裝訂的地方翻，以防書頁不小心撕破。」
然而在張戎 14歲的那年，文革開始了，所有的書都成了「毒草」，全國上下掀起燒書狂潮。父親的藏書被燒的經過，父親不可遏止的的極度痛苦，以致最後精神失常，都是張戎親眼目睹，揮之不去的畫面。
1973 年，大學在關閉多年重新部分開門，張戎進了四川大學學英語，開始用英文看了一些名著，例如：奧爾科特的《小婦人》、珍 · 奧斯丁的巨作等等。
有趣的是，雖然圖書館在文革中也被查抄，但損失的主要是中文書，英文書反而被保留了下來，不過還是被翻了個底朝天，圖書管理員每每都得從一堆堆亂書裡找出張戎要的書，但他們非常樂意幫助她，畢竟愛書的人之間，都有一條無形的紐帶。
閱讀與寫作就這樣陪伴了張戎的大半輩子，而這一、兩年因為疫情而隔離在家的她，也開始讀之前讀得少的作品，像是從馬塞爾 · 普魯士到約瑟夫 · 康拉德，從亨利 · 詹姆士到喬治 · 艾略特，真是讀了一個痛快。張戎說，隔離中有這些大師們作伴，沒有感到多少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