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國族史觀的中國史──讀《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筆者於大一修讀世界通史課程時，擔任該課程之教授曾以粉筆盒為比喻，說明由不同角度觀察一件真實存在的事物，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其差異性則來自於觀察者所處之時空背景、社會氛圍、個人成長歷程、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等等因素，藉此解釋「史料」與「史觀」這兩個影響歷史學家理解、解釋歷史時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的歷史學家面對同一件史料時，極有可能形成南轅北轍的解釋，甚至同一位歷史學家在不同時間點，也有可能針對同一個史料或歷史事件採取不同的看法、得到不同的結論。

近現代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帶給這個世界的重大影響，是將民族（或國家）神聖化，將族人（或國民）教育成凡事以延續國家生命、維護國家利益為中心，在將民族（或國家）的歷史套入民族（或國族）至上的大前提下，將民族（或國家）的行為近乎無限上綱的合理化。

例如，十九世紀末期出現的「白種人的負擔」言論，作者初衷容或欲以諷刺的口吻警告帝國主義擴張必然伴隨代價，但最終卻被解釋成白種人有義務統治其他文化、幫助他們發展、直到他們有能力獨立為止。納粹時期德國國內充斥「國家有機體論」、「生存空間論」，再輔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觀點，納粹德國將其針對鄰國的種種擴張行為解釋成「為日耳曼民族追求合理的生存空間」，並非以侵略為目的。

 

學者將國家的擴張或侵略行為解釋成保護國家利益的不得已舉動，將自己描繪成始終愛好和平，因受盡他國種種欺侮，不得不以武力或其他手段保衛自己的弱小形象，將他國抵抗侵略解釋成種種不友好的敵對行為，從而更加強化侵略的正當性。

不只政治上如此，歷史研究也難以置身事外。

在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影響下，國家歷史被過份美化、曲解，從而達成某些政治目的。例如，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愛好歷史，早在擔任國家副主席任內，於 2011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便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以史為鑒，尤其注重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以便從中汲取智慧。

然而，2013 年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之後，不斷在國內外各種場合強調「中國自古便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一直追求和傳承著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定理念」，「中國人的血脈中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等，以消除各國對中國霸權論的疑慮。

事實上，歷史上存在著為了得到良馬而對大宛發動戰爭的漢代中國，對高句麗發動戰爭、屠滅西域石國的唐代中國，向東曾經出兵征討高麗與日本、向西鐵蹄直達東歐的元代中國等。如果不將這些行為視為「侵略他國」，也無視明代以前改朝換代之際率多群雄並起稱王稱霸，以武力達成再統一的歷史事實，仍然能夠宣傳中國從不窮兵黷武、中國人沒有稱王稱霸的基因。

在曾受侵略所苦的周邊國家人民眼中，再多的道歉與補償都無法磨滅曾經被侵略的痛苦記憶，侵略者針對過去行為的種種觀點與解釋，都不過是詭辯而已，在在證明侵略國根本沒有道歉的誠意，因此，這些國家往往在各種與侵略國相關的場合，有意無意提起曾經被侵略的往事，除要求侵略國應該誠實面對歷史，不要再做出傷害被侵略國人民感情的行為之外，同時也要求本國國民應牢記侵略國的種種暴行，不應對被侵略、殖民的時代做出任何正面的評價。

以上筆者所述之受民族（國族）主義影響下的歷史研究與社會現象，在中國、臺灣、日本三地一再上演。自 1894 年的甲午戰爭起，直到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日本與東亞各國的愛恨情仇綿延五十年。舉凡日本教科書將抗戰解釋為「進出中國」、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歷年二次大戰終戰紀念日、戰時日軍慰安婦賠償、軍事科技發展、釣魚台主權歸屬、日本有意修改和平憲法、日本向外派遣自衛隊等問題，都觸動中國、臺灣，乃至東亞、東南亞周邊國家曾經被日本殖民或侵略的歷史傷痕，周邊國家因此始終惶惶不安，深恐日本政府傾向右翼，導致軍國主義復甦，重演被侵略的惡夢。而中國與臺灣也始終努力對日本施壓，迫其承認其曾為侵略者的歷史角色。

宮脇淳子撰寫的《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一書中，作者以一個章節的篇幅，敘述日本自八世紀形成國家以來發展出的「日本人的歷史就是日本列島的歷史」之一體觀概念，因而習慣將現在的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討論中國史，而這種「土地的歷史」概念使日本人在認識中國歷史時產生阻礙。

宮脇淳子指出，因習慣將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自古以來的中國，而日本文部省審查教科書時又以不得罪中、韓等曾受日本侵略所害的國家為優先，造成日本人只能單方面的學習中國、韓國史觀，實際上並不理解真正的中國史，更無法理解在近代世界史架構中的中國史，這本書的出版正是希望「討論從中國立場出發所見的中國歷史，而不依循日本人的歷史觀」。

宮脇淳子希望其讀者能瞭解「當前政治上的中國」並不等同於「地理」、「文化」、「歷史」上的中國，進而理解中國以馬克斯主義為基礎所撰寫的歷史，其中的政治宣傳與史實之間的差異。

筆者無緣拜讀本書的日文原本，而中文本翻譯者為王章如（以下簡稱譯者），其簡介為「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目前從事歷史教育推廣工作，譯有數篇日文歷史學術論文與史料」，可惜的是「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卻又無法找到譯者之作，因此筆者無法確認譯者之學術專長與日文能力，是否足以清楚且正確表達作者之意，像是中文書名中之「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11 字為原書所無，因此應為譯者自行添加。筆者只能就譯文內容表達個人看法，容或與原作有所出入。

臺灣讀者需注意的是，作者在本書中所謂的中國史觀，即「毛澤東所改寫，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統中國繼承者」為中心所發展出的史觀，並非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早期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一樣深受黨派觀點與正統思想所左右，在歷史書寫上必須以政治正確為前提，特別是對於某些政治性詞語的堅持，使得歷史被迫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例如，將「中國」一詞理解為「中國是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古老國家，中華民國傳承、並完全代表這個古老的國家」，無視歷史上中國版圖一再變動，也無視中國人民的國家觀念直到清末才開始發展，政治上的中國並不能完全代表歷史上、地理上、甚至文化上的中國這一事實。

書寫中國近代史時，以「列強」一詞代表「晚清以來所有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國家」，認為它們是鐵板一塊，有志一同的攫取中國的利益，忽略了列強中包含比利時、荷蘭、瑞典、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力較弱、在華利益較少、影響力甚微的有約國，也忽略各國關心的利益各自不同，它們不僅在中國、也在其他地方互相角力，中國問題不過是其全球政策的一環。

以「民國前」一詞來彰顯中國國民黨領導革命推翻滿清的正統性，最遠上推至孫中山出生之民國前 46 年，而不願書寫同治五年至宣統三年等清朝年號，以「北洋政府」一詞來凸顯北洋軍閥統治中華民國時期的禍國殃民行徑，罔顧當時北京政府為世界各國共同承認之中華民國政府，書寫臺灣歷史時，記年方面一律用民國前、民國等年號，刻意不用臺灣人所確實經歷的明治、大正、昭和等日本年號，部分十九世紀末以來即創立的各級機關學校於書寫歷史時僅書寫於何時創立，日本統治期間校史，包含人、事、物在內則一片空白。

政治不僅干擾歷史研究，也阻礙了臺灣民眾學習真正的歷史，無論治史者、讀使者，對此均應不致陌生。

由於臺海兩岸隔閡日久，臺灣讀者對於中國的近現代史論述通常沒有多少認識，宮脇淳子於書中針對「毛澤東改寫的中國近現代史」所做出的反省與批判，正可以適當的增進臺灣讀者對於中國歷史論述的瞭解。

宮脇淳子提醒讀者，中國並非如日本一般具有高度一體性的國家，現在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僅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與清朝、中華民國一樣，都只能各自代表一部份的中國歷史，中國不存在日本一般萬世一系的君主制度，歷朝歷代版圖也不像日本一樣僅有微幅變動，日本人將其土地的歷史觀套用到中國身上，確實容易造成誤解。宮脇淳子點出了日本人史觀的獨特性與侷限性，希望讀者能跳出框架，確實將目光投射至清朝、民國時期的中國，認識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差異，不再在受毛澤東史觀所左右，其出發點甚為良善。

宮脇淳子對於近現代中國的觀察與論述，細究之下並非全無道理。例如，作者認為中國本無儒教精神、鴉片戰爭對中國而言不過是局部戰爭、漢人並不完全支持太平天國、馬嘎爾尼時代的中英兩國無法相互理解、苦力並非中國奴隸制度、中國人將歷史視為實現政治目的的棋子、洋務運動的核心並非學習外國技術、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成功這一問題上重要性大過孫中山、中國想盡辦法找史料證明釣魚台屬於自己。

又如討論牡丹社事件時，採取「番地無主論」觀點，認為日本出兵臺灣並未違反 1871 年日清修好條約規定等，以事件發生時的時空背景而言，宮脇淳子所言基本上相當接近事實，儘管這些觀點並非作者原創，而是中外學界多年來累積、或正在進行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可以清楚發現作者以相當嚴謹、充滿使命感的態度，多方面收集資料撰寫本書，足見作者在中國中心史觀方面的種種努力。

然而，以筆者能力所及之清末民初部分而言，宮脇淳子所謂「從中國立場出發所見的中國歷史」初衷與書本內容似乎存在相當差異。如按照中國立場敘述中國歷史，則無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認定之中國近代史均是一部屈辱的歷史，其起點為鴉片戰爭，歷經列強百年侵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中華民國觀點則為抗戰勝利、躋身世界五大強國）告終。

然而，宮脇淳子則獨創一格，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的開端應始自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歐洲文明透過馬關條約由日本傳入中國之後，所謂「始自鴉片戰爭」為毛澤東所改寫，意圖抹煞削弱中國因甲午戰爭失敗，受到日本的影響而迎來真的近代化這一史實。

筆者認為，宮脇淳子此說當本於馬關條約中，規定日本取得在內地口岸設廠製造權利，而有約國又各得援引最惠國待遇取得相同權利，導致有約國工廠得以深入中國內陸，以及甲午戰後留日學生鼓吹革命，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與日本關係匪淺所致。中國近代化始於何時為史觀問題，並無對錯之分。

宮脇淳子認為始自甲午戰敗，無論如何都應予以尊重，然而，「文明」一詞所指為何？若以科技文明而言，怡和洋行於 1876 年已在上海鋪設吳淞鐵路，李鴻章於 1881 已在直隸鋪設唐胥鐵路，並以此為中心在 1893 年完成津榆鐵路，上海於 1882 年已經出現電燈，1871年電報傳入中國，1877年中國在臺灣修建第一條自建電報線路，照相技術最晚在 1861 年已傳入中國。如以學術方面，北京同文館已聘請洋員，開設各國語文、格致、化學、天文、醫學、算學等各種自歐洲傳入之科目，總教習丁韙良翻譯之國際法書籍，如《萬國公法》於 1864 年出版，《星軺指掌》於 1876 年出版、《公法便覽》於 1877 年出版、《公法會通》於 1880 年出版，傅蘭雅翻譯的《各國交涉公法論》和《各國交涉便法論》則於 1894 年出版。無論思想、器物等文明，自歐洲傳入晚清中國的時間均早於馬關條約簽署之 1895 年，與作者所述相去甚遠。

再以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而言，歸因於馬關條約使日本在中國取得與歐美國家同等的權利，日俄戰爭後日本也與中國訂約保護取自俄國的權利，但中華民國成立後，宣稱並不知道清國曾締結此條約，日本為了維護在中國的權利，也為了往後能真正投資中國，乃向中華民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求承認過去與清國簽訂的條約，以及保護 1914 年對德宣戰後、取自德國的山東權利，以免危及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二十一條被中國單方面稱為要求，以平息國內民眾反對，而第五號「希望條款」的提出，則是因為孫中山向日本外務省出示孫日密約、要求日本政府承認，導致日本政府認為袁世凱或許也能接受相同條件所致。

據《日本外交文書》所載，早在 1914 年 8 月 26 日，駐華日使日置益即已致電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說明應趁此機會一舉解決中日懸案，同時提出旅大租期展延至九十九年、南滿鐵路租期亦同、安奉鐵路一切事項比照南滿鐵路辦理、日本協助改善南滿東盟軍政與內政、日人在南滿東蒙雜居營生、向日本借款鋪設九江至武昌以及南昌、衢州、杭州間鐵路等六項日本要求條件，以及必要時給予中國歸還膠澳、日本境內中國革命黨員驅逐出境、協助中國取締革命、和平處理滿蒙開放後中日交涉案件等四項交換條件，此即二十一條要求之雛形，經歷數月討論、凝聚共識之後，加藤於同年12月3日訓令日置伺機向中國政府提出，當時交給日置之條文儘管第二號分為甲、乙兩案，但合計均為五號、二十一條要求。日置所草擬者，日文檔案原文為「要求条件」，加藤訓令提出者，日文檔案原文為「中国ニ対スル要求」，則日本政府確實自始即將對華交涉條款名之為「要求」，並非如作者所述一般，係中國單方面稱呼。

再者，孫日密約是否存在、是否真實，中、日、臺三方學界至今仍未有定論，姑且不論其真實性為何，目前日本學者指稱之孫日密約簽訂日期為 1915 年 2 月 5 日，以時間順序而言，不可能如作者所述，外務省見到孫日密約之後才向中國提出第五號要求。設若孫日密約為真，反而可以推論「孫中山自日本友人處得知日本向中國提出之要求、以及交換條件，為免革命黨人在日無處棲身，以內容更為苛刻之孫日密約作為交換」。

至於宮脇淳子所言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目的在於保障日本權利之說，至遲在 1915 年 6 月，吉野造作撰述《日支交涉論》時，便已如此認定，吉野以國家利益觀點一一解釋日本政府提出各條要求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視此為日本維持生存的最低要求，與作者所言如出一轍；同年九月矢內原忠雄出版之《日支新交涉に依る帝國の利權》一書，邀請二十一條交涉時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作序，加藤表明日本提出要求之目的在於維持中日兩國共通利益、保護遠東和平、防止德國勢力死灰復燃、解決中日懸案、以及確認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所應享有之地位，結果儘管不如日本預期，但已成功促使兩國關係更加親厚。

職是之故，作者於本案並未創新，反而是復古，認同百年前以國家利益為主者的觀點，將二十一條要求視為保障日本政府在華權利的必要手段，也與國家的「生存空間說」不謀而合。

緊接著二十一條交涉而來的洪憲帝制問題，亦為宮脇淳子所關心。宮脇淳子認為袁世凱是親美派，與美國關係良好，在美國誤導其認為列強歡迎其稱帝下，以宣布參加第一次大戰交換列強支持。

姑且不論真正與袁世凱關係良好者是英國，袁世凱與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有近三十年交情，以及袁世凱僅在歐戰初期宣告中國中立、終其一生從未宣布參加歐戰等事實，袁世凱推動洪憲帝制的理由，早先所認定之以二十一條交換日本支持，以及宮脇淳子所提之以參戰交換各國承認，均沒有足夠史料可以證明。新近面世的袁世凱與朱邇典問答錄，則證明曹汝霖於其回憶錄中所提，袁世凱於 1915 年下旬會見朱邇典，朱邇典表示英國支持、協助其稱帝之後，才確定稱帝之心，應較為符合史實，宮脇淳子的說法與史實之間存在甚大差異。

宮脇淳子之所以關心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筆者認為係欲藉由此案引伸出「中國向來不守誠信、不尊重條約」之說。宮脇淳子於書中一再提及，中國完全無視國際關係，一旦改朝換代，即對於國際條約採取敵視、甚至不承認的立場，藉由引發動亂以達到趕走外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

宮脇淳子以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問題為例證，說明中華民國在歐戰結束後巴黎和會時期發起五四運動，宣稱二十一條相當過份，認為滿洲屬於中華民國，日本與清朝簽訂的條約無效，日本必須撤出滿洲，由此可證中國毫無國家意識，將廢棄條約視為理所當然。

宮脇淳子之所以如此認定，恐係日本所獲得之條約權利並未完全落實、受清末革命黨曾主張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廣州政府曾以革命外交手段收回部分租界、張作霖父子始終不願落實日本藉由二十一條交涉取得之權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承認中外既有條約之影響。

宮脇淳子認知雖非全然無據，但條約為國際法，權利之落實仍必須以國內法為之，中日雙方於如何實現條約規定認知落差甚大以致談判遷延時日，但中國並未不承認條約；革命黨雖曾宣稱廢約，但辛亥革命成功、隨即佔領上海後不久，即宣告繼續遵守既有條約；以袁世凱為鼻祖的北京政府則始終維持袁世凱自晚清以來發展出的遵守約章觀念，在中外成約的基礎上採取到期修約方式收回權利；二十一條交涉之後，中國欲健全國內法令，將日本所獲得的條約權利法制化，並擴及所有外國人，但日本不願接受，東北方面乃以各種單行法規限制日本擴張權利；廣州政府雖曾在北伐時期趁亂收回數個租界，但事後多有所賠償。

宮脇淳子論此，顯然犯了自己所提的「將中國視為一體化」的錯誤，將共產中國的片面宣布廢約行為套用到民國、甚至清末時期的中國，在錯誤的認知下做出錯誤的假設與結論。

本書涵蓋之時間範圍甚大，其內容本就甚難盡善盡美，作者於博採眾議之時，未能就各論題直接閱讀史料，以致發生論述上的錯誤，因此類錯誤上不致對本書核心價值造成影響，筆者認為不應加以苛責、本文也並非為作者辨誤而做，以其內容而言，對於介紹、討論、分析中國當前歷史論述部分，對於臺灣讀者而言甚具可讀性，足以使臺灣讀者略窺中國當前「政治化的歷史解釋」為何物，同時能反思臺灣是否也陷入政治化的歷史解釋而不自知。儘管如此，筆者並不認為宮脇淳子已經完成「以中國立場看中國歷史」的初衷。

宮脇淳子認為中國會為了政治目的而任意改寫歷史，因而強調「千萬不要在乎中國對歷史的解釋」，認為日本人必須採取現實主義，才能對付中國這種鄰居，可知宮脇淳子並不信任中國對於近代歷史的解釋，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希望找到證據證明中國的歷史論述是錯誤的，至少能在歷史教育上減少面對中國時的罪惡感或自卑感，不必再受中國的「日本侵華史觀」所左右，於是乎作者致力於尋找與中國的歷史解釋不盡相同的觀點。

宮脇淳子對於東亞史擁有豐厚之學養，未讓本書成為「為反對而反對」之著作，欲討論從中國立場出發所見的中國歷史，對於中國史的批判雖確實有其可觀之處，但對於中日關係描述部分但卻採取國家中心主義而不自知，儘管筆者不認為宮脇淳子是封面所謂的右翼史家，僅僅是因為無法信任中國的史觀，為了證明中國的歷史解釋是錯誤的，而採取與其相左的意見，但這種寫作態度，基本上已經屬於史學基礎方法中「帶著結論找史料」的基本錯誤，足為治史、讀史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