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失控的土地改革，一部被中共埋葬入土的真相──《軟埋》

「軟埋」為四川方言，原意指人死後不用棺材，直接埋葬入土。作家方方將其轉化用以描述活著的人，面對不想回首的記憶，選擇直接遺忘的狀態，以處理個人親歷中共土地改革的歷史記憶課題。作者在書中安排兩條主線，彼此自成一體又相互連結，使過去與現在的歷史相互對照，展現個人面對大歷史衝擊的無力抗衡，與為了生存的莫可奈何。

書中的主角丁子桃被人從河中撈起，性命垂危，好不容易醒轉後卻什麼也想不起來。失去記憶後，日子總還是要過，她工作、結婚、生子，喪夫後獨力扶養幼子，一直安安靜靜地活著。到年老時忽然進入自我封閉狀態，外人看來平靜無知宛如植物人，其實她正在精神世界進行回憶之旅，一步步地將軟埋在內心深處的記憶挖掘出來，終於正視自己長久遺忘的悲慘過去。

丁子桃漫遊精神世界找尋真相的同時，其子吳青林也找到了過世多年的父親遺留的日記，從中逐漸發現自己的父母都是為活著，而軟埋自己過去的人。相較於歷史，文學可以有更大的想像空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除了被故事的悲劇性深深震撼外，又有謎團一一被解開的驚訝感，可說是本引人入勝的作品。

《軟埋》在 2016 年問世後原本沒有受到太多關注，但隔年因受到大陸左派人士（包含已退休中央黨軍高幹）大力抨擊，而成為社會討論熱點。《軟埋》在 2017 年獲得了第三屆路遙文學獎大獎，也隨即被中共當局列為禁書而被「軟埋」。本書現在臺灣重新問世，可說別具意義。

《軟埋》是因為內容涉及禁忌，觸動當局敏感的政治神經導致被禁？方方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訪問，即表明她無意挑戰中共，也不否定土改必要性，不過是秉持「文學是人學」的原則，從人性的角度將過去被忽視的聲音或記憶傳達出來，並反省暴力是達成理想的唯一手段的作法。正如作者在本書〈後記〉寫下：「我想，是的，我們不要軟埋」，只是不希望「真相」被掩蓋，但沒料到當局並不認同。

持平而論，筆者閱讀全書後，也認同作者並無意挑戰中共權威的說法，書中沒有出現一個意圖破壞體制的「壞人」，眾人各自在當下過著小康生活，彼此維持良好的和諧關係。即便描述塵封已久的土改記憶時，作者也是依循著黨的大框架，唯一不同之處，就是作者選擇呈現被鬥爭者角度的土改歷史與「真相」。

此外，被鬥爭者不是中共欽定的，如黃世仁、劉文彩一般的「惡霸地主」，而是溫和善良的書香世家，與協助新政權的地方仕紳。作者將過去在歷史上被忽視，或者「成分不正確的」，一群不是「壞人」的人，因為「身分」而遭遇槍決或自殺的悲慘命運，用文學的方式描述出來。換言之，方方是從人道關懷的立場，為他們的命運抱屈罷了。

事實上，中共在 1950 年代初在各地推動土改，就有人注意到地主自殺的問題。對中共而言土改是「解放」長期被封建地主壓迫的人民群眾，使其翻身成為新社會的主人，為順天應人的革命。但是，在過程中以「階級鬥爭」、「暴力土改」為核心產生許多「過火」現象，例如致力於推動鄉村建設的思想家梁漱溟到四川參觀土改後，曾向毛澤東反映看到地主被打、自殺等「毛病」。毛澤東則回應大多數地主還活著，何況貧雇農受苦多年，難免有怒氣而出現失控狀況，只要幹部多注意、教育農民即可。換言之，毛澤東認為在大局正確的前提下，即便有個別的過火現象，也無須為此調整路線。

此外，毛澤東在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創作者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為無產階級服務，寫出謳歌無產階級的文學，不容許其他創作形式的存在。這段講話在中共建國後，成為黨員與非黨員的文藝創作者的金科玉律。

因此，當時描寫土改題材的作品，主要呈現貧雇農被壓迫的苦恨，與翻身的甜樂，並凸顯惡霸地主階級的罪惡本質，至於中共幹部則是引來光明正義的指導者。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正是完全符合毛式路線的經典之作，宣揚階級鬥爭的神聖性，強調「人性」背後的「階級性」。亦即，身分是地主的人，只能表現「地主階級」的人性，沒有其他可能。人性沒有多元面向，只有階級面向。

如果以毛澤東時代的標準而言，《軟埋》正是一部「不是服務黨」的作品，並且取消人性的階級基礎，僅就人論人，充滿著「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而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展現無產階級的態度。這樣的作品出現，無疑是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方方的作品提醒了讀者，歷史有多種面向，「真相」也不是只有一種版本，其中有許多面向因各種理由而被「軟埋」。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可以增添歷史的多元與複雜性，讓我們獲得從單一框架解放的機會。

在高舉「階級鬥爭」的年代，除了因為「地主身分」而遭遇悲慘命運的真相外，也有「小資產階級」為了變成「無產階級革命者」而犧牲「人性」的真相。例如，趙紫陽、牛冠蔭，面對自己的「地主父親」被鬥爭，必須表現堅決的「階級性」，而發生種種無法想像的悲劇，這些慘例可以與本書放在一起思考。亦即，我們可以試著把關懷面擴大，思考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的「人性」，在中共體制下是被「軟埋」或者「解放」？是基於志願或者強迫？

最後，《軟埋》被中共軟埋，也提醒讀者思考一個重要的課題：如何面對「毛澤東的遺產」？亦即，毛澤東建立的中共體制，由過去至當下有何變化？伴隨中共體制的變化，「軟埋」是否因此出現新的形式？或者就此告別？

這是方方沒有，或者無法處理的題材。中共目前雖然取消「階級鬥爭」，但「人民民主專政」依舊存在。文革結束後，大陸文藝界彷彿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緊箍咒中解脫，許多有獨立思考的作品陸續問世。但是《軟埋》被禁，不過再次提醒我們，中共軟埋「階級鬥爭」，但沒有把專政體制也一併掩埋，依舊掌握鎮壓的力量。

中共也許無法像毛澤東時代掌握道統與治統，可以一呼百應，在社會掀起類似批判方方的大規模政治群眾運動，以處理方方的靈魂問題，但是其他方面依舊能發揮作用，維持和諧穩定。因此，想要堅持「我們不要軟埋」，除了勇敢面對過 去，當下時局依然是無法忽略的關鍵。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