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戰爭災難、宗教改革的激烈挑戰，這座布拉格的圖書館見證了八百年歷史！

興盛於中世紀的繕寫室，是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延續至今的呢？這不僅悠關與世隔絕的繕寫室本身，更與繕寫室和修會如何作為文化教育中心介入社會息息相關。

位於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修院（Strahov Monastery）圖書館是個絕佳例子。這座始建於 1125 年的建築，被《紐約時報》譽為世界上最美的圖書館之一──華麗的胡桃木書架訴說著歷史的挑戰和修繕，記錄了中古和近代歐洲的大小戰爭、現代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統治。

斯特拉霍夫修院屬於一支非常小的修會──普利孟特會（Premonstratensians）。該修會由聖伯諾（St. Norbert）於 1120 年在法國的普利孟特山谷成立，遵從天主教聖思定典規（St. Augustine）的清規經團（Canons Regular），也被稱為伯諾會。因為他們醒目的白色會服，普利孟特會士在英國和愛爾蘭也被稱為「白衣修士」，與同守聖思定典規的「黑衣修士」道明會（Dominicans）區分開來。

清規經團是聖思定典規中比較特別的一支，因為它特別講究文化教育和圖書館的傳統，並希望改革神職人員的生活，強調修會與社會的聯繫。早在 1130 年的修院規則中，就包括對圖書館員職責的明文指示。事實上，也是因為斯特拉霍夫圖書館對當地社會的重要性，才在歷史風波中被保留下來。

當時波西米亞（今天的捷克）的文化還未發展成熟；正如前文所述，中世紀的教會承擔著文化教育的責任。有位名為茲迪克的主教（Jindřich Zdík），在巴勒斯坦接觸到一支有進步改革精神、同時講究學習的普利孟特會，大為讚賞，認為符合他一直想為德奧地區建立清規修會的想法。茲迪克不僅是位神學家，也是哲學家和外交官。他成功說服波西米亞王子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II）在那裡建立清規經團。

王子向布拉格城堡的建造者看齊，在修院最早的木結構於 1258 年的大火中燒毀後，採用和布拉格城堡一致的羅曼式建築重建修院。而修院也履行它作為文化中心的職責──這支經團不僅作為當地的宗教中心，更是文化中心。和修院同時建立的是圖書館和學校，成為日後波西米亞地區的王公貴族接受教育的場所。

斯特拉霍夫修院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就是由修士在這裡的繕寫室抄寫的文本。1348 年，布拉格成為神聖羅馬帝國首都，帝國皇帝查理四世在布拉格建立大學，也為這裡的手抄本提供良好的學術環境。這裡的繕寫室後來被譽為波西米亞手抄本（Bohemian School of Illumination），以瑰麗著名。

在經歷大約兩百年的發展後，斯特拉霍夫圖書館又迎來下一場災難──波西米亞戰爭。宗教改革家揚・胡斯（Jan Hus）被作為異端處死，他的支持者在波西米亞各地開始反抗天主教會。審判胡斯的指控人之一是位普利孟特會士，因此斯特拉霍夫這座普利孟特會修院也成了眾矢之的。圖書館藏書據說被大量破壞，修院本身也空置了18年。一直到十六世纪，斯特拉霍夫圖書館才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的統治下得到修葺，成為今天的文藝復興式的風貌。

然而，馬丁・路德開始新教改革之後，與宗教衝突相隨的統治戰爭愈演愈烈，新教統治者不願放棄對教區的統治權，神聖羅馬帝國的天主教首領也希望奪回對新教教區的控制。於是，波西米亞地區人民開始反抗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家族哈布斯堡家族。

在長達三十年多年的戰爭中，參戰各邦國平均人口減少大約四分之一到一半，威騰堡地區（馬丁・路德改革開始的地方）的人口更減少近四分之三。瑞典軍隊的芬蘭軍團移走了斯特拉霍夫的圖書館藏，有學者猜測這批館藏被送回瑞典，贈予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當捷克在十九世紀向瑞典索回館藏時遭到拒絕。也有人認為是芬蘭士兵搶走這批館藏，後來葬送於芬蘭的一場大火中。

無論如何，三十年戰爭之後，捷克開始全國性的重建工程，而修道院和教堂最能體現這一歷史時期的巴洛克風貌，斯特拉夫堡就是一個例子。我們今天看到的兩座圓頂，就是典型的巴洛克式樣。而今天斯特拉霍夫最著名的神學廳（The Theological Hall），也有特別的巴洛克書架，和羅曼式博古架、歌德式書桌相輝映。在書架側面有鍍金的木刻漩渦裝飾，這些漩渦不僅是典型的巴洛克裝飾，也帶著說明這架書目分類的標記。

也是在這個時期，斯特拉霍夫圖書館大大擴張圖書館的館藏，包括神職人員和世俗學者的著作。1672 年，修道院長赫因海姆（Abbot Hirnhaim 1637-1679）立下圖書館的使用規則。同時，修會也成功向馬德保申請到許可，得以在這裡保存修會創始人聖伯諾的舍利，這對修會來說可謂蓬蓽生輝。

不過，到了十八世紀，受啟蒙主義影響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決定改革天主教，讓它變得更現代、能更好的與社會發展結合。譬如由國家、而不是修院接管大學，同時減少宗教假日的天數。他認為那些修士在「任何國家都是危險而無用的」，因此承諾要把修士轉變為能夠生產工作的有用之人。他減少了一半的修士與修女數目，關閉了兩千多所修道院與修女院，又查禁七百家冥想苦修院，空出的房舍則作為教育或慈善事業之用。

斯特拉霍夫的圖書館在改革浪潮中再一次倖免──當時圖書館剛建造了哲學廳（The Philosophical Hall），收藏了有關哲學、物理學、地理學等現代學術著作，還特意擺放約瑟夫二世的胸像，表明他們贊同改革的意思。約瑟夫二世也因此認為圖書館的館藏對當地的文化教育有特殊意義，由此准許斯特拉霍夫維持原狀。諷刺的是，因為當時修院的大規模關閉，不少奧地利的修院藏書輾轉成了斯特拉霍夫的館藏。

1939年，納粹佔領前捷克斯洛伐克並關閉當地所有的大學，捷克也損失了大量圖書館藏，但沒有關於斯特拉霍夫的損失的確切消息。

1950年代，斯特拉霍夫圖書館當時的館藏書目有十三萬。當時共產政府決定關閉所有修院，但斯特拉霍夫被保留作國立文學博物館（Museum of National Literature）繼續使用，還在1964年公開了一部分卡夫卡的手稿，請來卡夫卡的摯友和手稿的執行人馬克斯・布洛德（Max Brod）演講。

由此，斯特拉霍夫圖書館再次拯救了自己，也為今天的我們在瞻仰這座修院層疊紛雜的歷史時，提供更深的感觸。當年那些在繕寫室抄寫的修士，可能不會想到他們的心血會幾經波折，終於保護了、也被保存在這座知識的殿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