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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國球之前──帝國同化政策下的臺灣野球

林韋聿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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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對於棒球一直以來都相當熱情,這固然可以追溯 1970 年代,那段被視為臺灣棒球熱潮開始起飛的時代。但是,關於臺灣人與棒球的歷史,其實始於日治時期,2014 年由馬志翔執導的電影《KANO》便是述說 1931 年嘉義農林棒球隊在成為全島冠軍後,進軍甲子園的故事。


今年八月底在臺北舉辦的 2017 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臺灣在小組賽先後遇上法國、捷克及韓國三支隊伍。首戰,九局下半因為再見失誤而遭到法國隊以四比三逆轉;第二戰以十一比零大勝捷克隊,而影響是否晉級四強的關鍵的第三戰,對上宿敵韓國,即便在主場球迷熱烈的支持下,大家「好想贏韓國」的目標還是沒有完成,最後以三比六吞敗,無緣四強。為什麼臺灣人對於棒球有著強烈的熱情?又為什麼棒球會被稱為臺灣的國球呢?


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作者為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研究組組長,著有《臺灣棒球一百年》(和謝佳芬合著))、《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研究專長是體育運動史及物質文化史等領域。

 

本書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出版的研究專刊。一般來說,臺史博的出版品當中以各期展覽特刊及史料彙刊為多,研究專刊算是書目相對較少的類別。研究專刊系列的書側重學術性質,必須在經過館外專業的審查以後,才得以出版。本書以謝仕淵的博士論文《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臺灣棒球運動研究》為基礎進行修改而成書。


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中央與邊陲、競爭與合作 帝國的體育運動〉,介紹日本帝國如何透過官方支持的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符合帝國秩序的棒球;如何將棒球當中的武士道價值傳佈到臺灣,建立起殖民帝國的棒球世界;臺灣島上的三民族如何透過體育競賽,協調出臺灣認同的共識並以甲子園為目標前進。下篇〈棒球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則討論臺灣人的體育運動觀、棒球如何影響自我認同、休閒性質的軟式棒球如何反應了參與棒球運動的人的多元面向、棒球大眾化的過程以及呈現出的問題點。


概略來說,作者以大日本帝國「同化政策」的脈絡理解棒球,以棒球作為媒介探討棒球運動對臺灣的現代性意義、臺灣島的認同問題,以及臺灣與內地之間,中央與邊陲的關係。又或是說,作為統治者的日本帝國在棒球慢慢進入臺灣以後,試圖將包裝過後的棒球複製到臺灣,而作為被統治者的臺灣面對日本帝國的移植,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並給予大日本帝國回饋。


本書不按時序討論,而是針對不同課題,提出七種問題。綜觀全書,除了主題棒球以外,也能在行文中觀察到臺灣日治時期的社會文化變化,為日治時期棒球史提供比較宏觀的視野。研究資料上的種類也相當多元,除了棒球運動相關的文獻史料以外(報刊、雜誌、大型比賽的紀錄),也使用了口述歷史及各種物質文化與圖像的材料。


例如,1929 年高雄第一公學校以唯一的臺灣人隊伍之姿,擊敗其他各地的小學校,奪得第一回全島少年野球大會冠軍,並獲得十一枚的優勝章。這枚優勝章由球員莊銘燦留存下來,這枚勳章不僅可以讓配戴者再三重溫昔日的熱血,也能讓觀者基於好奇而詢問,進一步將這段記憶日常化,並再三的重複刻寫。這枚乍看之下平凡的優勝章,其實蘊藏一段特別的故事。

 

口述歷史也是書中重要的材料之一。儘管體育運動領域當中留存的口述歷史不多,但仍值得注意,例如嘉農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出版的《嘉農口述歷史》,或是蘇正生、宋宦勳、黃仁惠、莊銘燦、蔡文玉、洪太山、蕭長滾等日治時期棒球員的口述歷史,在書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口述歷史協助突破日治時期棒球文獻記載以日本人為主的限制,揭露更多臺灣居民的聲音。


關於日治時期的棒球政策,本書指出:日本政府將武士道、野球的觀念合而為一,並加入現代性的敘述,使其成為符合日本帝國價值的棒球,將臺灣以殖民地的身分,納入日本帝國體系當中。棒球比賽雖然只是一個競賽的場域,但因為日臺之間物質條件、球技上的落差,以及殖民地的氛圍,當臺灣人的球隊遇上了日本人的球隊,一般預期都是日本人的隊伍會獲勝。


偶爾臺灣人獲勝時(例如 1929 年 ),擊敗殖民母國的殖民地人民,便能從中得到些許的成就感,弭平在其他領域雙方差別而導致的失落,這為臺灣人對於殖民統治的不滿情緒提供了一個出口。


作為情緒出口的相仿想法一直延續到戰後,如 1970 年代,面對一連串的外交危機時,當時崛起的三級棒球,在國際場合的勝利賦予國人自信;而這與日治時期的棒球比賽,令臺灣人抒發對於日本統治的不滿,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不同的時空下,棒球同樣都讓政治上受挫的臺灣人有了出一口氣的機會。


在日治時期,當時臺灣家長反對家中小孩打棒球的原因有好幾個,其中包含容易受傷、從事棒球運動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對前途沒有幫助。其實,直至近年,此類觀念仍然屢見不鮮。對許多家長來說,讀書仍然是比較重要的,家長們會認為有時間打球不如拿來好好讀書。筆者在小時候打球時,也曾遭遇類似的耳提面命。再者,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以農業為主,一旦孩子跑去打棒球,家中的勞動力便會相對減少,這也是家長們不支持的原因之一。


作者以棒球作為全書的核心,從多元的角度檢視其在日治時期的定位或影響。不過,在看完此書以後,筆者仍然感到困惑,固然棒球有受到政策上的支持(例如 1902 年全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決定獎勵棒球),但是棒球能夠在持續穩定的在臺灣發展,是否有其特殊原因?


誠如作者在結論當中提到未觸及的面向:在當時的臺灣,不同的運動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及樣態,進而影響了當時臺灣人從事運動時的選擇。舉例來說,網球沒有那麼激烈的活動,球具也比較單純,給人高尚優雅的形象;棒球則蘊藏著相對完整的殖民帝國價值與論述。


根據 1933 年體操科研究會的調查,學生喜好的體操科目種類,日本人選擇的前三名分別是棒球、游泳和武道,而臺灣人則是網球、桌球及體操。換言之,對於棒球如何在日治時期眾多體育活動中脫穎而出,進入中心的位置,筆者總覺得似乎還有些可以討論的空間,例如臺灣人為什麼會選擇從事棒球運動?為什麼非棒球選手的參與者會快速成長?為什麼棒球可以一直在臺灣有穩定的發展或是像今天這樣的地位?


另外,雖然本書將棒球放在日本同化政策的脈絡當中檢視,也提及棒球比賽作為臺灣人抒發情緒的場域,但筆者也納悶,日治時期的棒球比賽和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的互動。現在,常常看到人們提出:「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但是兩者真的可以完全切割嗎?在當時的棒球場,是否也有出現政治力的介入或是干涉。或許,這都是可以繼續延伸討論的。


在 1970 年國球時代誕生前,便是仰賴日治時期日本人將棒球帶入臺灣,而這也從此開啟了臺灣人與棒球的淵源,而這正是本書書名《國球誕生前記》的由來。雖然大家常常說臺灣的國球是贏球,但不得不說,棒球真的是種帶給臺灣莫大影響的球類運動,而且,持續至今。

 

本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贊助。
 
 
不在228公園、也不在植物園,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是一座位於臺南、有「臺灣」也有「歷史」的博物館,「臺史博」是我們的暱稱,為了守護臺灣共同的歷史文化與記憶,2011年開館至今,已蒐藏了9萬多件藏品。 臺史博的展覽以多元角度及跨族群視野,講述人與土地的故事,鼓勵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國外訪客,發現臺灣、發現自己。
 
文章資訊
作者 林韋聿
刊登日期 2017-10-11

文章分類 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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