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眾所矚目的金馬獎頒獎典禮開場表演，以當屆入圍最佳影片的電影為引子，帶入改編自電影《阿嬤的夢中情人》、同樣刻畫臺語片黃金年代的音樂劇《臺灣有個好萊塢》。一段精采歌舞後，透過戲中人的串場，音樂劇的臺語主題歌配上了金馬獎的精采歷史回顧，接著，舞臺上演譯六○年代臺語片圈的演員們唱起了華語的金馬獎主題曲，但耳熟能詳的副歌出現了臺語的新創歌詞。
在表演的尾聲，兩首主題曲以對位歌的形式呈現，獨立又和諧共存的寓意不言而喻，象徵了臺灣電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只是臺語片的起落比起舞臺上的勵志情懷還要更為曲折、卻也還要更有力量。這也正是音樂劇主要顧問之一、本書作者蘇致亨所企圖刻劃的臺語片精神。
這本書並非是第一本走進臺語片的專著，但蘇致亨以嚴謹濃密的檔案研究和深度訪談，建構了不同於前人觀點的歷史現場。回溯歷史，第一次系統性地將臺語片拼回臺灣電影的嘗試，要起於 1980 年代末期。當時為金馬獎策展的國家圖書館（現為國家電影中心）在規劃「臺語片」專題時，意識到膠捲佚失、史料匱乏的嚴重問題。
1990 年六月，在井迎瑞前館長的催生下，電影圖書館成立「臺語片小組」，就此開啟了第一步。臺語片小組口述歷史的成果於 2001 年集結成《臺語片時代》一書，而在此之前，已有資深影劇記者黃仁的《悲情臺語片》（1994）、文史工作者葉龍彥的《春花夢露：正宗臺語電影興衰錄》（1998）等針對臺語片所撰寫的專著，學者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98）及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1997）也在討論臺灣電影的通論中，觸及臺語片產業發展的政治與經濟條件。
儘管如此，前人著作皆未能帶出行動與結構之間的辯證，蘇致亨社會學背景的訓練，讓他的臺語片研究能夠帶領讀者們既瞭解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所設下的限制，如何影響臺語片生產方式與產業結構，也認識到臺語片從業人員如何發揮能動性，依據自己的需求重新詮釋和運用手中握有的有限資源，與結構協商周旋，進而突破重圍。本書尤其不避諱提及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重大政治迫害所帶來對個人及社會的沉重壓力，正如光鮮亮麗的好萊塢在冷戰時期也有因麥卡錫主義而黯淡的一段黑歷史。
本書將政治實體和政治環境如何影響臺語片產業的討論聚焦於物質技術，尤其是過去從未曾被進一步討論的膠捲底片。科技決定論不能定義電影史，但電影的物質技術對電影發展的影響無庸置疑，無論是盧米埃兄弟兼具拍攝、沖洗、放映的輕便攝影機（Cinématographe），1920 年代迫使默片步入暮日的光學聲軌系統，推動新浪潮電影運動的手持攝影機和高速型柯達 Tri-X 底片，還是今日為電影帶來根本性改變的數位媒材，物質技術都扮演了絕對關鍵的角色。
同理可證，對臺語片的討論勢必不能跳過物質技術所帶來的衝擊，但同時，工具和技術是中性的，可以被國家及資本主義等各種政治與經濟機制左右，是故政治和社會脈絡決定了物質技術帶來的是優勢，抑或是難題。本書縝密地論證出「膠捲底片—國家—臺語片產業及影人」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據以呈述臺語片的興衰。隨之揭示的，還有臺語片及臺語片影人為何可以、又是如何移動於國與國之間。當代文化研究常言及的地緣政治、離散文化，與自我族群及國家認同，以盤根錯節的交纏，支撐起引人入勝的故事篇章。
過往臺語片被介紹時，往往有個清楚的起迄──1955 或 1956 至 1970 年代。如果如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言時間是綿延的，那麼以時間為本質的歷史就無法被以單位切割。這本書除了處理一般人所熟知的十多年光景之外，還往前走到了戰前的日治時期考察彼時臺人的電影夢，和七○年代之後在其他場域的派生。除了年代，我們對臺語片的普遍理解也有具體的地理空間，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島嶼，而這本書卻是以島上的電影為圓心，把圓周半徑拉到因為電影而與臺灣產生緊密互動的日本、香港、與中國。
動用了諸多學理概念卻不選擇學術語言是本書的特色與優勢之一。四年前拿到這本書的前身──碩士論文〈重寫臺語電影史〉時，我折服於致亨對檔案資料蒐羅與解讀的功力，如今拿到這本大幅改寫的出版著作，我則是傾倒於他的妙筆生花。儘管書寫內容來自豐富的史料和扎實的研究，他卻成功跳脫了學術書寫的僵化無趣，以說書人般的口吻讓讀者不知不覺進入現場，與活靈活現的歷史人物相會。
研究者們常會自嘲，研究生涯最大的成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父母能明白自己在做些什麼，這本書為我們做了極佳的示範。知識的公共性不僅來自於對外開放，也關乎使用的語言是否具備親民性（accessibility），而高度親民性這一點巧妙地與臺語片最為人所知的特點遙相呼應。
不僅如此，本書無論是口語或是描述，致亨所使用的文字都能流暢地於臺語與華語之間轉換，透過一般民眾熟悉的中文文字巧妙精準地傳達出臺語的慣用詞彙。這個書寫方式在透露出臺語文教育不足之餘，亦有效地讓慣用華語的讀者可以藉此接觸到臺語文對人事物獨特的形容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這不僅與文采巧思有關，還涉及到文化翻譯，也就是透過創意手法在不同的脈絡、心態和文化間生產意義，而這正是臺語片的重要精神──轉化現代的、外來的電影，為本地觀眾建構出在地的文化意象，創造在地認同。
這本書補充了前人的未竟之功，構築起比過往都還要更清晰、更立體的臺語片形貌，同時也為後進研究者帶來許多的刺激和啟發。忝為臺語片研究的先行者，我欣見致亨無論是在觀點上或是方法上都更勝於藍。這本著作當是我的案頭書，除了藉以思考臺語片研究如何拓進之外，也讓我因著書裡臺語片影人克難硬頸的精神而獲得鼓舞，繼續為保存他們曾經拚搏出的燦爛時光而努力。
本書將告訴你，關於本土文化的粗俗印象是怎樣煉成的。
重寫臺語電影史，就是重建臺灣戰後文化史！
本書避免給予簡化的答案，力圖呈現臺語影壇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乃至東亞政經局勢變化造成的牽動，甚或臺灣個案在全球電影史的獨特之處。
《毋甘願的電影史》是一次精采翻案。臺灣戰後本土文化的歷史面貌，不再只是白色恐怖下的肅殺無聲，而七〇年代是否真能算是「回歸鄉土」，也得打上問號。臺語片「毋甘願」的委屈，將在本書沉冤得雪，臺語影壇的光輝歲月，也在其中完美留存。
（本文作者為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