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幫過菲律賓獨立革命？──班納迪克・安德森《全球化的時代》

1899 年 3 月，人在日本的孫文，在律師好友平田兵衛（Hirata Hyobei）帶領下，認識了另一位來自菲律賓的革命家彭西（Mariano Ponce）。那年孫文 33 歲，正是年輕力盛的時代，而彭西比孫文大兩歲，住在橫濱，他旅居海外，為的是幫菲律賓獨立運動尋求國際支持。

兩人第一次見面選在彭西家中，雖然是以英語交談，但據說談得頗為契合。兩人甚至還留下了一張合照，照片裡孫文穿著正式西服，來自菲律賓的彭西則穿著一身傳統日本服飾。這次偶然的會面，讓兩位年輕革命家結緣，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讓孫文開始捲入菲律賓的獨立革命事業。

那年 7 月，有艘名叫「布引丸」的船隻，從日本長崎出航，目的地是菲律賓。船上裝滿了軍火，包括「六百萬枚子彈、一萬把村田步槍、一門加農炮、十門野戰炮、七副雙筒望遠鏡、一部火藥壓製機，還有一部彈藥壓製機。」

這樁軍火運輸就是由孫文出面，說服友人出錢，方才得以成行。假如這批軍火順利運達菲律賓，想必對獨立運動會是一大助力。只可惜天不從人願，布引丸出航不久，就在上海外海遭遇颱風，結果整艘船隻，連同軍火，全都沉入海底。

雖然出師不利，但彭西對孫文的協助大概是銘記在心的。十多年後，彭西曾出版過一本孫文傳記，把這位來自中國的革命家介紹給自己的同胞，也算是百年前中菲友好的留下紀念了。

這段彭西與孫文的意外交會，出現在《全球化的時代》最後一章，儘管篇幅不長，但對許多臺灣讀者而言，這或許會是整本書最令人親切的一個段落──我們熟悉的「國父」出場了。

過去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強調孫文為革命四方奔走，但倒不會特別去提，原來這位大砲革命家，還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貢獻過一分心力。我們也不妨就從這裡開始，倒著閱讀《全球化的時代》一書。

《全球化的時代》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臺灣的讀書界似乎無需多做介紹。安德森 1936 年出生在昆明，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英國人。他從劍橋大學畢業，後來到康乃爾大學教書，畢生以研究東南亞為業。

1991 年，他出版《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以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為現代民族主義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他從東南亞等地出發的視野，挑戰了過去民族主義論辯裡頭的歐洲中心傾向。他在在提醒我們，現代政治思想並非都是誕生於歐洲後，才再被傳播移植到世界各地，它也可能孕育自殖民地的土壤。

這本書後來由吳叡人教授翻譯為中文，進入政治、社會與歷史學的課堂中，影響無遠弗屆。在熱烈爭論國族定位的台灣，如何結合理論與實踐，想像一個新的共同體，成為這座島嶼許多人念茲在茲的課題。

不過《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光彩奪目，好像掩蓋了安德森其他後續作品的光芒。在那之後，他的其他眾多著作，在臺灣一直沒有譯作問世，安德森彷彿成了一書作者。直到《全球化的時代》。

其實安德森算是頗為多產的學者，在 2015 年過世以前，他出版了大量的作品，涵蓋東南亞的不同國家，包括他所熟悉的印尼、泰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一書中，他則帶我們到了菲律賓。

在這本書中，安德森聚焦在三個人物，除了上面提及的彭西之外，還有後來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的作家黎刹（José Rizal），以及民俗學家陸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其中黎刹所占篇幅最多，堪稱本書主角，相比之下，彭西和陸雷彞好像成了陪襯，他們的故事讀來有些令人意猶未盡。

儘管結構上有些不平衡，但安德森有個明確的核心主題，貫穿整本書，也貫穿他對這三個歷史人物的考察。他在這三個人身上，讀到的不只是菲律賓革命傳統，而是一個更為遼闊、橫跨全球的思想交流，從菲律賓到西班牙，到法國、義大利和俄國，到加勒比海和美國，也到日本和中國。這不是一個菲律賓的故事，這是一個世界主義的故事。

在安德森筆下這個屬於 19 世紀晚期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世界不是平的──或許正好相反，它充滿著不平等，帝國主義仍牢牢緊抓著殖民地。但它一如我們的時代，各個地方相互連結，頻繁交流，存在一個「龐大的地下根莖網絡」。

安德森的取徑對讀者而言是一大挑戰，我們必須緊跟著作者，以及他筆下三位主角的步伐，才不會一不小心就在這場漫遊世界的旅程中跟丟了。這樣宏觀的視野，當然也展現了安德森個人的博學多聞。不過除此之外，這本書本身也是個跨國思想交流的案例：安德森仰賴了其他國家的學者（如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梅森直之教授），協助他完成這樣一項跨越國境、涵蓋多國語言的研究計畫。

安德森自承，本書結構仿效狄更斯等人開創的連載小說形式，結局開放，甚至沒有結論。不過如果因此期待要讀到一本歷史小說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本書大部分內容仍是分析，而非敘事。如安德森對黎刹的小說抽絲剝繭，從他的藏書、風格等方面，相互比對，企圖挖掘他寫作的思想淵源，對一般讀者而言，讀來恐怕有太多專門的細節。他對陸雷彞民俗學著作的考察，也是如此。

但撇開這點不說，我們可以從書中深入認識三位帶有世界視野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家，如何調度來自世界的思想資源，參與了祖國的獨立運動。

小說家黎刹憂鬱而敏感，他 21 歲前往歐洲，在異鄉度過大半歲月，習得多國語言，更廣泛閱讀歐洲文學作品，最後自己成了小說家，寫出《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Touch Me Not）與《起義者》（El filibusterismo；The Reign of Greed）兩部安德森稱為「可能是 19 世紀由亞洲人所寫唯二『世界級』小說。」

黎刹雖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但弔詭的是，他對於實際的政治運動參與卻十分有限。菲律賓的地下革命團體卡蒂普南將黎剎列為名譽主席，事前黎刹對此卻並無所知。他甚至對於卡蒂普南所採取的暴力革命手段有所保留。醫生出身的他，對菲律賓獨立運動最大的貢獻，最後可能就是這兩部小說。或許正是在變化動盪的時代，借用梁啟超的說法，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這個不可思議之力，成就了黎刹。

比起黎刹，熱情充滿活力的陸雷彞，則以民族學這個看似來自西方的現代學科，回過頭來挑戰西方帝國。藉由考察和挖掘地方知識，陸雷彞要發明一個民族。安德森提醒我們，菲律賓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他缺乏讓民族主義者能夠借用的古老政治或宗教傳統，而民俗就遞補上了這個位子。用今天臺灣熟悉的話來說，陸雷彞企圖找到菲律賓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帶動本地文化復興，進而推動反殖民的民族主義。

至於我們一開始看到的彭西，與東亞世界、特別是日本知識分子的交流更是頻繁而深刻。但我以為最有趣的，不是孫文與彭西的交往，或是孫文為菲律賓革命的付出，而是安德森提醒我們，當時菲律賓和其他殖民地的起義行動，早就在中國國內的報紙上有所報導，而且可能因此激勵了清末的知識人，讓他們願意起身反抗滿清統治。

我想起歷史學者大衛・阿米塔吉（David Armitage）在研究《美國獨立宣言》的全球史時提到，這份與看似美國歷史緊緊相繫的歷史文件，其實有著十足的世界性格。它的思想內涵是國際的，它的影響流傳也遠遠超出美國一地，甚至就連這份宣言的物質層面，都與世界密切相連：獨立宣言草稿的印刷工人是愛爾蘭人，用紙來自荷蘭，印刷機器則可能來自英國，而最後在宣言上頭簽字的殖民地代表，來自歐洲不同國家，他們所使用的墨水瓶，由愛爾蘭人設計，瓶身可能來自墨西哥或祕魯出產的銀。

阿米塔吉的說法，代表了當代歷史學的趨向，我們開始擺脫國族主義的框架，看見每一個看似零星與分散事件背後的世界連結與跨國脈絡，在地的歷史也可以很國際。連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y）是當代顯學，不過安德森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全球化的時代》則是一次示範，示範如何從地方看見世界，又從世界看見地方。在這種眼光下，他既改寫了世界，也改寫了地方。

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安德森以一個充滿詩意的開頭，解釋他在本書的企圖：

如果你在熱帶地區一個沒有月亮的乾季夜晚，抬頭仰望夜空，會看見一片閃閃發光的頂篷，布滿靜止不動的星星，星星和星星之間什麼也沒有，只有深邃的黑暗和我們的想像力把它們連繫在一起。這幅靜謐的美景，浩瀚無垠，必須特別提醒自己才會想到：星星其實是在進行著恆常而瘋狂的運動，被重力場無形的力量推動著此來彼去，而且那些星星本身也是重力場中不可少的活躍成員。

你需要特別用心地看，才能看見星星與星星之間，那可能隱沒在黑暗中的各種連結與聯繫。

安德森說，他的故事沒有終點，也沒有絕對的起點。這本書之所以從 1880 年代的馬尼拉開始說起，不過是作者的「獨斷挑選」。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選擇另一個起點，重新講一次這樣的故事，一群反抗者的全球史。

也許那起點可以是香港──安德森筆下的好幾位革命家，都曾經在這座城市駐足：彭西去過香港，黎刹住過香港，孫文的革命事業當然也離不開香港。原來香港不只是金融之城，也可以是革命之都。

當然，我也忍不住要想，如果那起點是臺灣，那故事又會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