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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殖民到民主轉型,緬甸如何不斷「變臉」?

百噸 2017-09-25
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著,廖婉如譯,《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臺北:馬可孛羅,2016。

羅興亞人在緬甸遭遇的武裝衝突與困境,不僅引起世界的關注,也相繼出現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實際領導者翁山蘇姬的批評。令人不禁好奇,羅興亞人為何有此困境?翁山蘇姬掌握實權後,為何仍不敢採取行動──緬甸內部是否存在未解的問題?如果想更認識這個國家,那麽該從何著手理解呢?我想,或許透過一本相對全面但又不失為淺薄的書比較符合我的需求。於書肆翻閱相關書籍後,最後選中這本《變臉的緬甸》。


作者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將親身的訪談,放入以歷史為經,國內政治、少數族群、地緣政治、社會變遷各層面狀況為緯的脈絡中,帶領讀者全面性地進入並理解緬甸。他指出,形塑當代緬甸的三股力量:英國殖民主義、大緬族主義與少數族群爭取自治的抗爭。而他認為,如果這三股力量被調和,緬甸才會有真正的和平。


作者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

英國的殖民

在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緬甸由緬族建立的貢榜王朝(1752-1885)治理且武功鼎盛,東滅泰國大城王朝,西滅阿拉坎王國(今若開邦),北攻中國雲南,南佔丹那沙林半島地區(今德林達依省),並占有部分印度阿薩姆。


當時緬族王國不可一世,對印度懷有征服的企圖心,但取得印度的英國此時也圖謀向緬甸擴張,連結印度與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雙方最終在 1824 至 1826 年間爆發第一場英緬戰爭。儘管雙方實力相當,但戰爭最終以緬甸簽署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告終。此後緬甸走向衰落及內鬥,英國藉此更進一步在 1852、1885 年發動第二次、第三次戰爭,並於第三次英緬戰爭中,宣告貢榜王朝的滅亡,將緬甸納為殖民地,末代國王錫袍王更被流放至印度,客死他鄉。


英國對緬甸的管治,與在其他殖民地採取的、透過當地王公協助的「間接管制」不同,而是將緬甸併入英屬印度,成為印度的一部份直接管理。在英國的治理下,少數族群與緬族分治,並吸收傳入的基督教等,形塑出自身獨特文化,埋下日後各族尋求與緬甸分離的種子。


錫袍王一家

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殖民地之間的人民是能相互流動的,因此,除了英國統治者與資本家進入緬甸,許多印度人、穆斯林、猶太人等紛紛前往緬甸各地,特別是首府仰光與距離印度最近的阿拉坎王國故地,若開邦。


外來的資本與移民,改變了緬甸原本的小農經濟體系,在逐漸與全球接軌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許多緬族人因無法適應而陷入窮困之境,許多印度人更成為高利貸業者,大幅剝削緬族農民,掠奪土地。除此之外,由於英國人對於緬族人(包含若開族)的不信賴,外來移民與原本受到緬族王國壓迫的少數族群,如克欽族、克倫族、撣族等,在英國治下反而得以發揮才能,受到大幅重用,成為英國殖民統治的助力、軍隊要角與富有的資產階級。


二戰時受到英國重用的克倫族將軍史密頓(Smith Dun)

這一切的轉變令曾經雄霸一時的緬族人感到不滿與羞辱,因此發動游擊戰反抗英國,然而最終遭到政府率領的多族聯軍(克倫族特別出色)徹底擊潰。1920、30 年代,這股對英國人及其他族群的憤怒與偏見,演變為高喊「把緬甸還給緬族」的大緬族主義黨派與政治暴力。有趣的是,他們對少數族群和穆斯林兇殘無比,反抗白人時卻非常溫和。


儘管如此,在弭平緬族的反抗後,英國治下的緬甸確實迎來「和平」,形成一個繁榮的「多元社會」:宗教族群複雜,且被視為區隔彼此的方式,群體間互不往來,缺乏共同意識,僅是以商業財富作為交集點的不穩定社會。在其上者,正是英國殖民政府。


這個脆弱的和平與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入侵緬甸後,徹底粉碎。


緬甸的獨立

日本與緬族之間,有著互相利用的關係。


日本對緬甸產生興趣的原因,其一為對緬甸的稻米、蘊藏的石油礦藏等戰略物資有所需求;其二是希望切斷當時中國透過滇緬公路運送戰爭物資的補給線;其三則可能是受到大緬族主義者的慫恿。


在 1920 至 30 年代活躍的緬族抗爭團體,此時已統合為「自由同盟(Freedom Bloc)」,其中的領導人有翁山將軍、巴莫(印度與緬甸在 1937 年分治,巴莫為緬甸首任總理)、吳努、奈溫等人。他們為了反抗英國的統治,與日本密切交流,並反對英國逕自代表緬甸向日本宣戰。


翁山將軍

翁山將軍等人希望與有能力協助他們反抗英國統治的國家接觸,起初選擇的夥伴是路線同樣屬於左翼的中共,但因為在從臺灣前往廈門過程中遭到阻攔,最後在勸說下與日本合作,並帶領部分人士(包含奈溫)接受軍事訓練和援助,這批人後來成為緬甸有名的「三十壯士」,以及 1941 年成立的「反殖民緬甸獨立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的核心骨幹。


雙方互利的合作形成,日本利用協助緬甸人獨立作為進攻緬甸的藉口,翁山將軍等人則企望能藉此機會宣布獨立。1942 年,日本向緬甸發動進攻,緬甸獨立軍也隨之前進,並沿途對克倫族燒殺擄掠,招兵買馬。


這段期間,族群衝突更加惡化。不僅因為日本擊垮不堪一擊的英軍,更因為緬甸獨立軍、與其他族群積怨已久的緬族及若開族人,藉機大肆屠殺、強暴婦女與掠奪印度人、穆斯林、克倫族、克欽族等,許多人倉皇逃離,數萬人喪生於逃往印度的路上。而少數族群則站在英美一邊,協助對抗日本與緬族軍隊。緬甸境內的族群衝突,已經是血海深仇。


與此同時,日本扶植巴莫成為緬甸領袖。巴莫師法日本,推行中央集權,並意欲鎔鑄所有族群,創造一種文化(緬族文化)、一個民族(大緬民族),且由一個政黨領導的國家。這成為日後所有大緬族主義者,特別是軍政府推動政策,對付少數族群時參考的藍圖。[1]


巴莫

不過,翁山將軍並非日本死忠的同盟。當日本行將戰敗之際,他巧妙地轉變立場,成立「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改與同盟國合作,換取緬甸獨立。英國最後與之簽約,承諾讓緬甸於 1948 年獨立。然而,當初少數族群協助英軍作戰時,英國也曾經允諾讓他們獨立,此時突然轉而支持翁山將軍,令各族深感遭受英國背叛。


1947 年,翁山將軍為了確保克欽族、撣族、欽族等繼續留在這個國家,在英國協助下召開彬龍會議,與各族商談聯邦制、各族完全自治等事(克倫族除外,只有觀察員資格),最後簽署有名的彬龍協定。本來對立的各少數族群軍隊、緬族的緬甸獨立軍兩支軍隊也在會後進行合併。


然而,翁山將軍於當年七月遭到暗殺,吳努承接總理一職。此時不滿的克倫族、與緬甸當局反目的緬共等人發動戰爭,已經兵臨仰光城下,緬甸仰賴著相信彬龍協議的克欽族步兵協助才扭轉局勢。為了改善族群衝突問題,吳努力行許多努力,例如:舉辦選舉、制度化聯邦制、隱隱承認國家並非緬族獨佔等。不過,這一切卻都在 1962 年奈溫發動政變、成立軍政府而宣告結束。


吳努

軍政府掌權

當翁山將軍遭到刺殺後,軍隊與政治出現權力真空,隨後政治上由吳努繼任總理,軍隊則由奈溫取得大權。


奈溫是緬甸獨立軍的軍官,戰爭期間的族群衝突與分裂已然深植於腦中,奈溫在獨立後成為軍隊總司令,亦參與接下來因族群衝突而爆發的內戰,種種經歷更加深他對其他族群的偏見、建立屬於緬族的強大軍隊的信念。這個偏見也存在於從少數族群分裂而出的緬甸軍隊中。在大緬族主義的信仰之下,當他們掌握政權後,即參考巴莫過去提出的藍圖進行「緬族化」。


對少數族群實施緬族化,是消滅少數族群軍隊之後的事。在此之前,軍政府採取「四斷」政策(The “Four Cuts” Strategy)對付叛軍:切斷少數族群武裝軍隊從鄉村、叢林或心臟地帶取得食物、資金、訊息和兵源的補給管道。焦土政策,焚燒農作、阻斷與封鎖交通、嚴刑拷打、屠殺村民、強暴婦女、草率處決、強迫從事繇役與充當人肉掃雷裝置等行徑持續至今。


儘管邊境地帶仍有少數族群的武裝民兵存在,但國內局勢大致底定後,在吳努將佛教定為國教、過去制定的一系列「緬甸公民資格」相關法律等基礎上,奈溫在文化、政治上大力推動緬族化政策。軍事上的勝利使得吳努原本推行的聯邦制度遭到取消,軍政府的力量得以伸入本來無法掌控的各邦國與緬甸各地,軍政府透過各種制度來穩固政權,消滅少數族群的族群意識。


奈溫

在宗教上,除了透過設立總管僧侶的大頭領來管制全國僧侶,軍人們亦藉由自身家族崇信佛教、建造佛寺、捐獻禮佛等作為,拉攏並控制緬甸僧侶。在政治上,緬甸軍政府成立「革命委員會」和「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軍人集體加入該黨,由黨治國,其觸角深入各地各邦,透過使軍人及追隨者得以獨佔與分配經濟利益,取得政治效忠;並規定唯有學習緬語等緬族文化學問才能出任公職,軍政府更打壓、消滅所有反對者。


在教育上,則透過教科書和教學,只准許教授「文明的」緬族的語言、輝煌歷史與文化,少數族群成為「被征討」的叛亂者,同時強迫關閉外國與基督教學校,斷絕其他學習來源,並在各邦首府興建少數族群文化博物館,當然,呈現的文化地位都比緬族低落;更有甚者,軍隊直接殺死少數族群的領袖。此時,各邦境內毒品氾濫、經濟虛弱(寶石、木材等均由緬甸軍政府國有化加以壟斷),找不到未來的人們若非加入反抗軍,即是吸食毒品度日,或者逃離緬甸到他國謀生。


新首都奈比多的建都,也是緬族化運動的展現。1988 年經濟崩潰,在引起仰光大學學生示威遊行後,奈溫遭逼下臺,由丹瑞接掌大權,但兩者對這方面的想法相當一致。該城由奈溫的繼位者丹瑞興建。奈比多之意為「太陽皇城」,正是為了喚醒、給予人們緬族光榮歷史而做。奈比多的建都決定以及都城的建設方式,不僅帶有緬族過往信仰占星術和幸運數字的色彩,同時也包含為避免美國從海上進攻,而隱密地建造並遷都至內陸的國防考量。


奈比多

透過採取強力的文化改造,甚至可以說是文化、族群滅絕的殘忍措施,軍政府意圖打造一個單一族群、同質文化並且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權。少數族群的反制力量在戰敗後,除了逃入叢林內進行游擊戰,通常只有被壓迫的痛苦命運,或者選擇「像個緬族人」,對自己出生的根脈冷酷以對,才能夠在緬族政權內找到工作。


至於羅興亞人這些穆斯林呢?他們完全不被當作緬甸國民。在過往的族群衝突,在緬族化的教育中,在緬甸軍政府運用情報部門製造的假消息中,這些人是要毀滅這個國家的惡魔,是侵占國家領土的外來者,因此,是人人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這也成為緬甸軍政府日後在民主化後,煽動人民的利器。軍政府更在 1974 年的《公民法》,規定了 1823 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前一年)以後進入的人群,都不可以算是緬甸公民,刻意地剔除了羅興亞人的公民資格。


少數族群的問題,2017 年的今日,仍然沒有解決。


經濟困境

為什麼緬甸會走向民主化?這個原因,必須理解緬甸 1962 年後衰敗的經濟,因為緬甸的民主化來自於經濟困境。


在英屬緬甸時期,緬甸製造的財富並不低,仰光更足以成為媲美新加坡的轉運港。然而,在經歷過戰爭與獨立的浪潮後,許多本來創造緬甸財富、形成多元社會的外來族群,紛紛逃離緬甸。留下來的人,更因為日後制定的相關法律,成為二等公民,並因血統不是緬族(混血亦不可),不能從事許多被劃歸為只能由緬族才能做的工作,即使具有相關的工作技能。這使得這個國家能夠人盡其才的機會大為降低,許多人更因此不能從事本來做的工作。激烈的族群間內戰,更摧毀了緬甸本已脆弱的經濟。


而在一九六二年軍政府政變後,更實行「具有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國有化與計畫指令經濟,並與國際環境日益隔絕。這對本來因為連綿的戰爭、人群的逃離、與國際隔絕的環境下本已脆弱的經濟,無疑雪上加霜。然而這個卻是軍政府的信念,同時,這也為他們私人壟斷財富、攏絡自身政治人馬帶來極大好處,並且能夠持續壓榨、打擊少數族群的經濟命脈,轉化為私人財富。


軍政府全面性地接管重大經濟、金融,使軍政府能夠為所欲為,因此,緬甸的經濟往往因為未經熟慮的金融政策而屢屢重創。奈溫的三次幣制改革正是罪魁禍首。奈溫的三次幣制改革分別在 1964、1985 和 1987,每一次的改革都導致貨幣信用大為降低,以及帶來高度的通貨膨脹,本已困苦的生活因而更形嚴峻。人們被迫將所有能賣的東西拿去賣,捕捉各種野生動物販賣,但換得的卻是一天不到一碗飯的稀粥的錢。因此多數人逃往泰國、馬來西亞、中國等地,透過勞力工作、性產業、毒品販賣、走私玉石或木材等來發財,促成邊區的地下經濟畸形繁榮。教育、公共衛生、基礎建設等的落後與崩盤相當嚴重。儘管如此,軍政府卻利用周邊開放的環境,將自己累積的財富寄託在海外洗錢,過得豪奢無比。也因此,2006 年丹瑞的女兒結婚所流出來的影片,引起公憤。[2]


丹瑞

1987 年奈溫的金融改革,促使了奈溫的垮臺與丹瑞的上臺。奈溫等均政府領導人均迷信改運,因此 1987 年的幣制改革完全是按照奈溫想改運的數字去運作,使本以凋敝的經濟雪上加霜,引起了 1988 年民眾憤怒的遊行抗議。


翁山蘇姬就是在此時登上政治舞臺的。抗議發生時,她正在仰光照顧生病的母親。作為翁山將軍的女兒,她具有的政治光環以及其所能產生的影響力無法估計,翁山蘇姬對政治也有興趣,因此她出來演說,並界定了「反對軍人專政」的言論。此後「全國民主同盟」環繞著她逐漸成形,反對派紛紛加入。


翁山蘇姬

然而,1988 年的抗議遭到軍政府血腥鎮壓,許多人逃往邊境加入少數族群軍隊一起對抗緬甸政府。全民盟領導人們遭到囚禁,1989 年翁山蘇姬則遭到軍政府軟禁,同時軍政府滲透、分化該黨。隨後軍政府為了鞏固統治,宣布 1990 年將舉行選舉,制定新憲,並設下阻擋翁山蘇姬的條款:擁有外籍配偶者不得參與選舉。不過,全民盟仍然大獲全勝,因此軍政府再度推翻選舉,設立委員會繼續掌握政權。然而,已經出現的、由翁山將軍之女領導的反對黨,引燃許多緬甸人民的隱性支持,許多太過年輕、來不及參與當年示威的人,紛紛以各種方式協助全民盟,維持著全民盟的運作。


經濟改革與民主化

當然,軍政府舉辦選舉的原因,在於深層的焦慮:經濟困境至此,他們的統治是否會被推翻?他們知道自己統治的失敗。因為當他們前往他國的時候,看到了令人吃驚的景象:相對穩定的緬甸,經濟上如果說輸給新加坡就算了,竟然徹底敗給才結束戰爭沒有多久的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地。而他們治下的人民偷渡出去後,自然也都看得到,同時因為緬甸邊境線過長,消息必然能夠傳入國內,並無法像北韓那樣鎖國。這也促使他們推動經濟和政治改革。


90 年代起,他們首先採取有限度的開放措施,放棄過去類似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改以民營化、官商合作,還有開放市場以引入外資來投資。不過,開放的結果並不理想,因為許多民營公司,仍然是由軍政府的高官、親屬或附從者經營,成為為少數人牟取暴利的工具,而嚴重的人才匱乏、西方國家並未撤銷制裁等各種因素(特別是美國兩任總統與國會的敵意),導致至 2003 年左右的經濟改革,都以失敗告終。


在政治改革上,2004 年按照軍政府「七步路線圖」的規劃,逐步推動憲政改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有紀律的民主」、起草新憲法、透過公民投票落實新憲法、辦理立委選舉、召開新國會,最後成立新政府和其他憲法機構。軍政府確實逐步按照規劃實行,並且在 2011 年選舉選出登盛總統的新政府後,丹瑞政府和平下臺,翁山蘇姬並且因此獲得釋放。


軍政府下定決心改革,除了這些因素以外,挑戰他們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自然災害與社會運動也有相當大的因素。經濟因素導致曼德勒的僧侶們走上街頭抗議軍政府的統治,這衝擊了將佛教作為統治正當性來源的軍政府。靠著沿途托缽維生的僧侶們,深知民間疾苦,他們決心挺身而出請軍政府多將心力放在貧窮與飢餓上。這場被稱為「番紅花革命」的運動迅即擴大,人們更隨著僧侶走上街頭示威,除了民生經濟因素外更加上了政治訴求。這使丹瑞鐵了心,派遣軍隊和一直作為軍政府外圍組織的暴力團體「精武幫(Swan Arr Shin)」對人們和僧侶進行血腥鎮壓。


番紅花革命

然而,在兩千年以後發達的科技,使軍政府的暴行無法再掩蓋,這些消息迅即傳送出去,引發人們的公憤,佛教的信仰更使人們相信會惡有惡報。2008 年的納吉斯風災被視作天罰,軍政府在這場天災面前束手無策,顯示出它的無能,他們更嘗試掩蓋災難,並因恐懼遭到推翻而阻止、拒絕西方國家的援助。緬甸人民最後選擇自行挺身而出,決心幫助自己那已遭到軍政府捨棄的同胞,這把所有緬甸的落後貧困揭露給世人,並且戳破此前官方粉飾的太平印象與數據,軍政府的威信大幅掃地,遂採取阻擋人民自發的救災活動。但人民自發的行動已經無法遏止,這證明了緬甸人民具有能力為自己的國家負責,建設一個自助互助的公民社會。


在這樣的困境下,軍政府只好加快穩健的步伐進行已經允諾的改革。但是在穩當的改革幕後,企圖規劃大量措施鞏固軍方在民主化以後持續保有權力,例如國會中四分之三同意的修憲高門檻、在國會下議院(人民院)為軍方保留四分之一席次、規定有外籍配偶者不得擔任總統等條款,對翁山蘇姬設下重重阻礙。最後在認定安全後,遂在 2011 年釋放翁山蘇姬。


納吉斯風災

因此全民盟拒絕參與 2010 年選舉。但仍然有部分全民盟人士認為應該利用各種機會參政,從事改革,這導致了全民盟的分裂。有些少數族群的政黨也在此時透過選舉進入人民院,企圖做出更多嘗試。


與此同時,同樣希望改革、但不與全民盟走同一條路線的影響團體「緬甸出路」也為軍政府提供了改革藍圖。創立者奈溫茂的雙親曾在緬甸國防大學擔任講師,許多軍政府的人員都曾經是他雙親的學生,因此當軍政府刺探清楚後,軍政府的改革人物如瑞曼將軍等人,均私底下向他們尋求改革方案。奈溫茂運用大量在海外的緬甸人才,為緬甸的改革提供資源,但並不與全民盟站在對立面。


奈溫茂

這個做法相當成功,因此緬甸統治階層大幅度惡補了民主政治的課程,並在登盛總統就位後,加速改革。登盛、瑞曼、翁敏等軍政府的頭幾號人物,彼此之間的競爭加速了民主化進程,例如瑞曼出任下院議長,徹底顛覆死氣沉沉的國會,不管是反對黨全民盟還是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議員們發現可以擺脫過去,努力問政,而不用擔心遭到威脅甚至死亡,緬甸的國會運作確實起來了。


地緣政治博弈

緬甸也謀求外來資源協助改革。登盛等許多人清楚,要有外援(特別是美國)就必須與翁山蘇姬和解,登盛也確實這樣做了。軍政府透過「緬甸出路」和全民盟合作,最終促使兩人會面以及和解。這一時間,恰巧美國總統歐巴馬推動「重返亞洲」戰略,遂與緬甸政府一拍即合,開始合作。這與美國在地緣政治上,想要對崛起中的中國進行合圍的政策相符。其他西方國家也隨美國大幅跟進。


而與緬甸接壤的中國,自然也沒有放過緬甸改革後的大好機會。中國的資金大舉進入緬甸,購買大量木材、石油等原料,對奢侈品如寶石的需求亦相當大,而其更大的目標,在於避開危險的麻六甲海峽,建造由緬甸進入中國的輸油管,並企圖與緬甸合作開發水壩和發電廠。然而,他們卻在克欽邦的密松大壩建案上踢到鐵板。


密松水電站

這是由於中國的處理邏輯向來習慣只與上層打交道,認為只要與政府建立良好關係一切就能順利進行,但這套方式並不適用於緬甸內部複雜的族群問題。克欽族認為緬甸政府與中國聯手掠奪克欽人的一切資源,密松大壩更是要破壞他們的生存環境與傳統文化,況且在緬甸政府所有的開發案中,他們未曾從中獲得利益。因此他們誓死反對,最終逼使密松大壩案擱置。[3]透過這次的經驗,中國也開始懂得要注意投資國的地方民意,改變其未來與他國相處的方式。


未解的族群衝突困境

在改革看似良好的過程中,其背後的族群衝突陰影仍未散去。緬甸少數族群總的來說開始得到相較過去寬鬆的自由,但各地方依然不時有衝突爆發,特別是由於緬甸政府仍保持中央集權的形式,經濟利益上的爭奪仍然沒有結束,而反對黨全民盟也沒有提出相對於軍政府更好的方案,或者重提過去的彬龍協議。因此少數族群仍然認為,保有武裝仍有必要。[4]


緬甸行政區劃圖

其中最慘烈的,仍然是羅興亞穆斯林與緬甸當地人的衝突,這也是過往英屬殖民時代所遺下的產物。穆斯林與緬族、若開族的衝突自十九世紀中葉就已開始,在軍政府統治後推動的緬族化教育,加上過往刻意製造敵人的假資訊(用以轉移對統治的無能),灌輸緬甸人們敵視穆斯林,認為都是外來者穆斯林奪走了緬族的一切,而穆斯林更陰謀毀滅緬甸和佛教後加以佔領,因此需要軍政府加以打擊以尋求穩定。人們皆自幼吸收這些言論,加上過往的族群仇恨,因此深信不疑。僧侶同樣不能避免地出現一些極端派,有時更帶頭煽動言論和帶領人民攻擊穆斯林。


這個想法並未在民主化以後消失。隨著科技發達,過往透過紙媒傳遞的激進與誤解資訊,現在藉由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上傳到社群網站大幅散佈(來源不明)。在 2012 年,緬甸更出現「九六九運動」,由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hu)等極端派民族主義僧侶領導,並與精武幫、軍方和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


阿欣威拉杜

許多人相信,這背後是登盛政府和軍方在幕後支持操作,用以打擊翁山蘇姬。因為翁山蘇姬進入國會問政後,執政黨鞏發黨備受威脅。因此透過轉化過去的仇恨,重新強調能保護緬甸的是繼承軍方的鞏發黨,並且藉此削弱翁山蘇姬和全民盟的政治地位與力量,以謀求日後繼續掌握政權。他們將翁山蘇姬強調的普世人權與法治,說成是要保護穆斯林,並與佛教為敵,以此離間、破壞她和人民的互信基礎。很不幸地,在緬族佛教徒中,許多人(特別是使用社群網站的年輕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甚至接受了。這股勢力甚至使登盛總統(儘管可能是幕後主使)甚至建議國會,接受激進團體的建議來立法隔絕穆斯林和緬甸佛教徒。


登盛

為此翁山蘇姬與全民盟的領導者們陷入兩難:他們私底下同情穆斯林的處境,但是如果直言不諱,勢將阻擋全民盟在 2015 年取得執政(而他們事實上在二十五年前就該執政)。他們除了盡力調解以外,也只能相信緬族佛教徒裡面「沉默的多數」是明智的,將會選擇站在激進派的對立面。但很遺憾,緬甸社會並沒有如他們所想,去抵制「族群與信仰」的仇恨牌。


而西方國家對此也無能為力,因為當他們認為緬甸的改革終究會走向他們所幻想的那樣,成為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後,就把所有手上的胡蘿蔔送出去,放棄所有可以施壓的大棒。緬甸政府因此再也不須畏懼西方的批評與壓力。


作者在最後指出,這勢必會導致激進伊斯蘭組織的出現,並加劇衝突,使問題更加無解。而對穆斯林困境的沉默,也將嚴重挫傷翁山蘇姬在國內外的信心與聲望,不論是在緬族還是少數族群心中,都是如此。


結語:民主不是萬靈丹

在作者完成《變臉的緬甸》時,羅興亞人的反抗組織尚未成形。但現在已經出現了,就是「若開羅興亞救世軍」。[5]雙方殘忍的報復,顯然如同作者所言,只能加劇而非解決問題,但是,卻又能苛責受盡壓迫者的反抗?如此,將連同其他少數族群的反抗一併批評,落入站在多數且強勢的緬族一方,去譴責弱者的危險。[6]


這本書裡面,作者沒有提出解決方式,而是透過描繪過去的歷史、現今緬甸國內的政治與族群鬥爭、國際的地緣政治角力,讓我們理解這一切的歷史根源與發展。


作者也指出,緬甸軍政府(包含登盛)推動民主改革,只是希望能夠加速經濟發展,民主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並不是最終價值;事實上,當初丹瑞會選擇民主化,確實只是為了不重蹈奈溫被清算的覆轍所作出的選擇。這個想法存續在軍政府創造的龐大體制與人員心中。因此,民主政治勢必遭到這些人以各種方式扭曲,要完成良善的民主政治,恐怕前途多舛。


即使在政黨輪替後,軍政府創造的龐大體制幽靈,例如緬族化教育、恐懼穆斯林的教育,使他們即使在野後,得以利用來逼迫翁山蘇姬,國際輿論也無法理解翁山蘇姬所處的國內政治困境,翁山蘇姬因此面臨內外受迫的局勢,要改善國內族群問題,更是難上加難。


簡言之,作者指出的三點:英國殖民主義、大緬族主義以及少數族群的自治抗爭,仍然糾纏著緬甸,如果能夠解決,緬甸才有更美好的未來。


因此,當我們在理解緬甸的諸多問題時,或許該更多方面地去思考,而不應該只吸收緬甸一方或西方媒體的意見,導致自己做出錯誤的判斷。這本書正是提供一個很好的切入視角,但作者的角度較為偏向少數族群,站在緬族的對立面,所以閱讀時,讀者們需要注意此點,去思索緬族是否也有類似的困境。


另外,綜觀緬甸族群史,臺灣有著類似、但沒有那麼暴力衝突的困境。不過,大緬族主義的教育,似乎與我們的大中華教育(例如近日的文言文爭議)有著高度相似性,這一切又與日本傳遞給亞洲族群的「單一民族、單一文化國家」想像,有著密切關係。大緬族主義可以說導致了緬甸族群內部永無安寧的可能,臺灣似乎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目前教育的內容,是不是應該做出改變。


我們也可以發現,現今亞洲各國複雜的國內、國外政治議題,正是因為過往歷史的複雜發展。因此,當我們在面對問題與國際議題時,不能有過度急躁的決策和偏見,而是必須深刻理解問題本質後,再誠心平靜地努力進行對話、決定該怎麼解決。


變臉的緬甸》一書的內容十分豐富,本文無法詳述盡寫,但意在將歷史的時序整理清楚,剩下精彩的部分,還有待大家讀閱這本書,相信絕對能夠獲得超乎預料的收穫!




[1] 關於單一民族國家論的論點,中文中較有詳細論述者參見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收於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45-74。


[2] 〈緬甸總理女兒婚禮極盡奢華 惹惱緬甸民眾〉,大紀元,2006年11月2號,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n1507191.htm;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4fHNtKyV8


[3] 〈分析:缅甸为何叫停中缅大坝工程〉,BBC,網址:https://goo.gl/GLCRTY


[4] 補充:今年6/28已經舉辦了第二次彬龍會談。詳細新聞參見翁婉瑩,〈第二次彬龍和平會談:翁山蘇姬的和平願望長路漫漫?〉,網址:https://goo.gl/AYxddH


[5] 若開羅興亞救世軍相關新聞可參見 Tidus Lin,〈[專題評論] 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緬甸阿拉干羅興亞救世軍〉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7/04/21/arsa/


[6] 相關更仔細的羅興亞問題,可以參見這篇:https://goo.gl/Pm92Pg

文章資訊
作者 百噸
刊登日期 2017-09-25

文章分類 說書